中国电视剧叙事的审美维度

中国电视剧叙事的审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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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电视剧通过艺术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表现中国脊梁式的英雄们刚烈悲壮、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叙事传统，形成一种以崇高悲壮为主格调的美学风格，极大推动电视剧艺术的蓬勃发展，显示出独具魅力的审美价值，为新世纪社会主义电视文艺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电视艺术;悲壮;崇高;英雄;中国电视剧;审美维度

　　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引领大众，文学艺术要给民众以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持，思想启迪和心灵慰籍，就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回应社会变革的激荡，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荧屏英雄把生命当作追求理想、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视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肯定。这种理想激情，造就了一种英雄的人生态度和人格心理。这种逆进激情，显示了电视剧艺术中悲剧精神的力度和强度，它悲壮的美感进而被提升为一种崇高性。

　　一、民族精神的文化艺术载体

　　中国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厚德载物”、“忍辱负重”的承担精神。中国文化提倡君子应以深厚的德泽承纳万物、化育万物，故有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老子》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是道家提倡的“忍辱负重”的精神。孟子把这种君子人格提升为一种大丈夫勇担大任的自觉意识。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为重视发挥主体精神的哲学家，他认为要想承担一种伟大的事业，就必须在主观上有充分的准备，必须先磨练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体魄。他提出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去实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目的。这种精神向来被认为是志士仁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理想和信念的高尚品质和传统美德。张岱年提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集解》引干宝对“自强不息”解释为：“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日自强不息矣。”这种前进向上、有容乃大的精神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直鼓励着中华儿女有识之士敬业进取，不断向前，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已经锤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张晶认为民族精神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总体精神气质。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种超阶级、阶层之上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与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它是形而上的，有着高度抽象的哲学品格，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理性概括;它又是形而下的，体现于一些杰出人物的行为之中。其精神要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激励着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奋斗不息。其二是对正义价值的认可与执着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之一。其三是忧患意识。在感受忧患超越忧患，并最终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的普遍观念。其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超越个人的衣食之利，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一种主流意识。其五是力行务实。‘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学以致用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受重视的部分。”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方面的结合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因为它能积极地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所以又是立国之本，即我们国家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思想精华的总结和提升，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也在中华文化史上谱写了一篇篇的动人乐章。这种民族精神同时还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与自然界的困难斗争，与外来侵略斗争，不但征服了自然，还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说法和孟子的“忧患”概念，是儒家对国家民族关照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困境和苦难毫不畏惧的积极参与、勇担重任的忘我精神;是拯救民族危亡勇于牺牲的崇高奉献精神;是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理性思辨精神。忧患意识的彰皿，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源自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世品格，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总则。诚如冯友兰所言：“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中国人深信这个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在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希望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武器，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深信：‘黎明即将到来’。正是由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彭吉象说得很好：“凡是优秀的影视作品，都会体现出时代风云与社会变迁，反映出我们民族的生活与民族心理，表达出民族的情感和民族的意愿，呈现出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传达出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深层集体心理’。”中国电视剧以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精神、弘扬民族正气为己任，将逝去的英雄人物复活在荧屏之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载体。电视剧《北洋水师》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悲壮的一页。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糜烂腐朽，导致了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以邓世昌为首的海战将士们，在战局处于极为弱势的情况下，毅然表现出誓死报国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镌刻着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艺术创作的主体成为人类灵魂的关注者和文明建设的促进者，电视剧《杨靖宇将军》的编导曾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有幸拍了一部充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正剧，我们理当心存感激，怀揣敬畏。拍出杨靖宇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目的。”该剧真实再现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杨靖宇将军带领一支只有十几人的游击队伍，辗转奋战，到发展至上万人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奋战在林海雪原，牵制五十万关东军入关，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靖字将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卓绝地与日寇周旋，展开殊死惨烈的搏斗，他爬冰卧雪，满脸霜雪，以棉絮树皮蒿草果腹，冒风雪，钻山洞，一次次机智地甩掉日寇的追捕，最后弹尽粮绝，以身殉国。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铮铮铁骨，气壮山河，生动地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撼人心魄的史诗般的英雄赞歌。他的名字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象征，国魂、军魂、民族魂融为一体。《闯关东》中的朱开山、《英雄虎胆》中的曾泰、《特殊使命》中的巩向光、《暗算》中的钱之江、《敌营十八年》中的江波、《潜伏》中的余则成、《英雄无名》中的阎宝航、《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等，他们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中，潜伏在敌人内部，既是牺牲者，更是战斗者。他们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奋勇作战，在瞬间改写了历史，用智慧和信念创造了历史，为缔造共和国大厦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他们执著追求正义价值，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信条，熔铸在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里。他们的智慧才华、默默无闻与无私奉献深化了英雄的内涵。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多是通过英雄人物恪守崇高使命而浓缩的一种民族魂。

　　彭吉象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血浓于水的民族凝聚力，‘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社会性的人文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识，始终贯穿在历朝历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中，乃至于作为‘舶来品’的影视艺术，一旦踏上中国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影视艺术时，也同样概莫能外。”在符号和影像大量复制、充斥的复杂环境巾，中国电视剧吸收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歌颂悲壮崇高，赞美英雄人物，引导更多的观众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灵魂的诗意柄居。

　　二、现实与艺术的崇高审美生成

　　中国电视剧往往以现实中杰出的人物作为审美客体，创造荧屏艺术的崇高形象。诸如《一代廉吏于成龙》、《大宋提刑官》、《中国命运的决战》、《延安颂》、《长征》、《孙中山》、《八路军》、《格达活佛》、《铁血将军杨靖宇》、《陈赓大将》、《诺尔曼·白求恩》、《上将许世友》等历史电视剧，其中塑造了于成龙、宋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孙中山、格达活佛、杨靖宇、陈赓、白求恩、许世友等人物形象，他们都曾经是现实中为社会清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奉献和牺牲个人价值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历史人物，历史电视剧把他们作为审美客体，创造出烛照时代艺术的崇高美。诚如杜书瀛所说：“艺术中的崇高往往是对现实中的崇高的再现和反映，现实主义艺术中崇高美的生产尤其如此。这样，从艺术创作的客体方面来说，当生产崇高型审美价值的时候，往往选取现实中崇高的人物或事物作为描写和表现的对象。”

　　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塑造崇高的审美对象是电视剧的一贯策略。这类电视剧大多聚焦于历史深度和人学深度的双向挖掘上，力图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重塑丰满立体的崇高形象。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是剧作家进行典型形象创作的源泉。如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就是以宋代法医名师宋慈为原形创作的。在宋慈先后侦破了“太平县冤案”、“李府连环案”、“毛竹坞无头案”、“城南井尸案”、“遗扇嫁祸案”、“梁雨生命案”、“李玉姑失踪案”等一桩又一桩疑难命案中，凸显他作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在刑狱审勘过程中，面对各方压力“不唯权、不唯上、只唯实”完美崇高的人格境界，“洗冤禁暴，还冤者以清白”是他最高的理想追求。该剧虽然走的是古代版纪实悬疑剧的路子，却将整个南宋时期的广阔礼会生活及世间百态都纳入到审美视野之中，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塑造宋慈心系百姓、为民伸冤的光辉伟岸的艺术形象。如设置薛庭松与宋慈的翁婿关系，表现他不徇私情、刚直不阿的性格;交待他与史文俊等周围大臣的关系，凸显他秉公执法、不计前嫌的人格魅力;通过他与刁光斗的反复较量，张扬他嫉恶如仇、凛然正气的个性特点。在善与恶，忠与奸的对立冲突中展示全力为百姓伸张正义、断案如神的宋慈立体的清官形象。《长征》全剧从导致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并进行长征的广昌战役开篇，全景式展现了红军苏区突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夺泸定，爬雪山、涉草地、大会师等恢宏的历史景观，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突破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作着重叙述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高尚风格。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洪湖赤卫队》，脱胎于1959年的歌剧和1961年红遍全国的同名电影，并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演绎了上世纪30年代初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洪湖地区赤卫队及工农红军与反动派及湖霸进行斗争的传奇故事。由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电视剧《江姐》，真实冉现了巾帼英雄江姐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她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许多观众。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段论述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历史与现实的崇高精神美的生动概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语)，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确是人民群众，但这并不否定历史上杰出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的那样：“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优秀的文艺作品要表现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这是伟大时代对文学艺术提出的必然要求。

　　三、悲壮美与崇高感共生

　　悲剧是崇高的艺术，崇高美是悲剧艺术最基本的美学特征，悲剧与崇高这两种美学形态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悲剧艺术真正的美学意义在于通过“悲”表现出对美的肯定，并给人以真理的启示，它使人们化悲痛为动力。可以说，悲剧艺术真正张扬的是一种悲而壮烈，悲而英勇，悲而畅快，悲而顽强，激人奋发、催人上进的崇高感。诚如阿·尼柯尔所说：“当我们仔细考虑我们的情绪时，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看一出悲痛的戏剧时所以得到一种快感——主要的悲剧调剂——其首要的原因，无疑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某个人物身上显示出一种崇高的品质，一种几乎是英雄般的庄严气概。”

　　很多中国电视剧都深刻地展现了上个世纪我国社会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斗争，描绘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它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情境，雄伟壮观的战争场面，洋溢着英雄气概的人物形象画廊，饱含着智慧与斗争经验的生活形象，崇高的道德精神风貌，以及作者所站概括历史规律的高度，使得作品在再现历史生活方面，具有无比的历史广度，并超出某一特定的历史时 代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使作品显得气势雄浑，结构宏伟，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其史诗格调紧扣民族抗战的时代脉搏，突显刚正激越的悲剧精神。郭沫若极为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剧精神，他指出要实现“仁”和“义”的思想，就必须同反对、扼杀“仁”和“义”的腐朽反动势力进行抗争、搏斗，需要流血和牺牲。他认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发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他把悲剧精神看成新生事物对旧社会的积极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美学因素。不断涌现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为我们重塑出数以千计献身华夏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影视人物画廊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电视剧《八路军》，在十字岭突围中，敌机疯狂轰炸，敌兵穷追不舍，百姓突围迟钝缓慢，还遇到妇女生孩子。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副参谋长左权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冲锋陷阵，不幸中弹身亡，一代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上。日寇为了要挟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不惜血洗同村百姓，马母为了保护其余乡亲不被屠杀，她舍生忘死，挺身而出。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这位伟大的母亲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拒绝日军规劝儿子与他们合作，她满腔的热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用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朱德感其崇高，亲自为之题写“抗战母子两代英雄”八个字。黄崖洞保卫战中，王铁锤为保卫兵工厂，与敌人同归于尽。反扫荡中，冯玉兰为掩护刚被策反的伪军突围，奋不顾身把敌人引向自己而壮烈牺牲。《诺尔曼·白求恩》对英雄的理念作出了更多哲学的思考，对英雄的内涵注入更多人性的美点。英雄的理念在最高层面上是人类对于理性的思考和追求，是人类伟大精神和意志的象征。在烽火连天、疮痍满目的战争年代，白求恩远涉重洋，救死扶伤，献身正义事业。他感人的生活历程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生、人性、人道的情感体验。中国历史剧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汇在对生活的思索中，寻找到了激发当代观众审美情感的契合点，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加需要英雄的理想、英雄的意志、英雄的精神、英雄的指引。白求恩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对社会转型期重铸民族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黄会林认为：“崇高的本质是追求一种终极理想，在强烈的的矛盾冲突中感受和谐，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感受生命的既壮烈痛楚又伟大甜蜜的存在。……沉淀的民族精神需要激活——这种激活的代价是惨痛的，民族的危亡使中国人从悠然自足的精神状态中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痛楚，一种需要投身于水火中、前赴后继的壮烈情怀，……20世纪中国美学以崇高为美，事实上是对传统精神的继承，以崇高的流血、苦难、牺牲、坚忍为美，以便在中国人所面临的人与社会的激烈中突中夺取最后的胜利。”

　　歌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英雄人物形象带给观众的将是强烈的生命激情、爱国情怀、英雄主义，他们鼓舞着后人，成为我们奋斗与进步的精神力量。电视剧对历史的重构意在修复整个民族的记忆，它最大限度采取宏观的文化视角，再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风云，塑造出一系列呼之欲出的典型形象，为精神文明的建设积累了丰厚传统文化的底蕴。在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交流互补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电视剧表现出积极与之接轨、回应的时代气魄，达到了宣传教化和审美愉悦和谐完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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