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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时间:2020-10-23 13:24:23 调查报告 我要投稿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农民收入调查报告,供大家阅读参考。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篇一: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一、调查目的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随着国家在政策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农民收入有了些许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事关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坎”,想要跨国这道“坎”我们就要狠抓农村新增收入使得农村收入有一个质的飞跃。增加农民收入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如果我们在继续挖掘农业内部潜力的同时,从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可能为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情况调查的了解可以帮助农民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人均收入,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做贡献。为了了解掌握增加农民收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于今日就其情况对麦积区花牛镇诸多村进行了问卷调查。

  二、调查时间

  20XX年7月——20XX年10月

  三、调查对象

  XX镇花牛村30户农户

  四、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我以访谈法为主观察法为辅走访了我所在村镇的部分农户。

  五、调查内容与结果分析

  (一)农民收入变化情况

  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构成有: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例较大。

  一是工资性收入:农民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稳定增长。 2010年农民工资性人均收入 4078.9元, 2011年人均工资性收入 4527元,比上年增加 448.1元,增幅 11.4%,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上升到 75%。

  二是家庭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长。 2011年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 1106.9元,比上年增加 114.3元,增长 11.5%。 从调查情况看:在家庭经营收入中,粮食收入绝对值逐年增加,在调查表中可看出它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为粮食生产效益一直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粮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较少。据统计,我市粮食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的 49.7%,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仍然较大。

  从种粮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粮食作物每亩生产成本上升,农民的纯收入相对减少,农民增收面临成本高、收益低的压力。

  三是其他收入:服务收入、财产性收入略有下降;政策性收入稳中有增,加工收入稍有减少,以苹果为主要农产品的加工收入受灾害性天气影响有小幅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不高。

  (二)总支出情况

  2010 年农民人均家庭总支出 8151元,比上年增加 187.1元,增长 6.5%。 2011年农民人均家庭总支出 8666元,与上年增加 515元,增长 13.3%。在家庭总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生活支出增长比较快。

  1.受农资、饲料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农民的生产性支出逐年增加。 2010年种植业(粮食)生产性支出人均 407.5元, 2011年种植业(粮食)生产性支出人均 480.3元,同比增加 72.8元,增长达 17.9%; 2010年养殖业生产性支出人均 347.6元, 2011年养殖业生产性支出 448.1元,同比增加 100.4元,增长 28.9%。同时,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也在增加,由于部分农机具享有政策性补贴,一家一户重复购置农用机械,增大了人均生产性支出。在家庭总支出构成中, 生产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达到 29.6%。

  2.农民人均生活支出明显增加。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899元,比上年增加 264元,增幅 10%。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5444元,比去年增加 545元,增长 11%。农民生活消费总支出随物价变化急剧上升,使农民家庭总支出明显增加。

  (三)影响当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农民收入虽取得较快的增长,但仍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增收空间受限 。 一是农资价格上涨过快, 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增长。 2010年全市农产品收入增长 10.2%,而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则增长 15%-30%不等,说明纯收益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投入产出率低,致使农民收入增速缓慢。以肥料为例,实际市场价连续几年涨幅都在 15%以上。

  另外,杂交种子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其中一季稻种子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2011年 C两优 87、 C两优 396, V两优 1、 7、 8号价格均为 35元 /斤,比 2010年每斤又涨了至少 10元,上涨 40%。 二是 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善。目前 一些 中低产田 基础设施脆弱, 排水引灌、保旱保肥的能力不高, 抵抗风险灾害的能力较差, 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瓶颈。 特别是近年来冰灾、水灾、病虫灾害等发生频繁,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稳定性。 比如年初的冰雪灾害就给油菜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害,人均产量下降了 2.8%,其他冬种农作物生产也受不同程度影响。三是养殖业收入因多种原因相对减少。近几年来,因劳动力外出、饲料涨价、疫病及牲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等原因,饲养牲猪的农户明显减少,导致农民的养殖业收入减少。从调查的 100户农户看, 2010年有 62户, 2011年只有 43户。

  2.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变小。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适用技术应用差。绝大多数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不强;出外打工经商的农民,多数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的工作,享受待遇不高;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用工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也愈来愈高,就业难度将不断加大,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也将受到挤压。

  3.惠农政策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份额较少。 近年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业政策保险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广大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投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加大补贴力度,但这部分资金中相当部分是用于扶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份额较少。

  六、建议与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我认为,要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应该解放思想,增强市场意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加大农业产业增收结构调整力度,自觉按照市场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要发展就必须拥有市场,这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一是增强市场主导意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市场引导生产,大力发展“市场农业”和“订单农业”。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生产,不仅仅要以当前市场为导向,还要以未来的市场变化趋势为导向,形成“人无我有”的局面,抢占先机;二是增强质量效益意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要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把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形成“人有我优”的格局,提高农业产业经济效益;三是增强特色创新意识,调整农业结构不能盲目跟随,别人怎样调整就跟着怎样调整,这不仅仅会严重挫伤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积极性,还会使农民减收,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树立创新意识,注重特色,形成“人优我特”,促进农业增收。

  扩大劳动力转移输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认真落实省市县关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力转移输出的政策意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要强化宣传,大力营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良好氛围,切实转变农民“死守家门、固守土地”的封闭观念,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二是坚持就地转移的和外出转移两手抓,推动农民就业多元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促进农民持久稳定增收。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单纯从大农业方面来促进是远远不够的,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有道是“无工不富”。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农民进厂就业,使一些有后顾之忧的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增加劳务收入;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农民“洗脚上岸”,发展个体商贸业和运输业,多方面拓宽增收渠道,保持农业增收稳定。

  强化培训,逐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农民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突破这个瓶颈,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一是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 、杂志、互联网等手段,为农民解疑释难,最快捷的推广农业实用科技,普及农村致富实用技术,满足人民对科技的渴求;二是利用省市扶贫培训的契机,使一批农业生产骨干走出去,洗脚上岸进课堂,培养他们的市场头脑和科技头脑,提高一切围绕市场转,一切依靠科技干的致富本领,再让他们去培训农民,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夯实农业基础,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一是鼓励农民组织 农业 协会 ,按市场化要求组建股份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协会+农户”的方式,开展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及农村 社区 服 务 ,促进农产品的产供销市场一体化,拓展增收空间。二是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着力选择和和使用有技术、有经济头脑的农村基层干部,团结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务实创新的开展工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夯实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资金筹措力度,积极编报项目向上争取资金,搞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确保农业稳产高效;加快农业新机具的推广,推动农业机械化步伐,提高农民劳动效率;加快实施农村实事工程,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优化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篇二: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摘要: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各社会层次上的人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同时随着近几年炒房炒楼、炒绿豆、大蒜的一些“专业”人士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依然不见乐观。

  在我们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

  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

  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

  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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