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2)

时间：2020-10-23 18:16:42 调研报告我要投稿

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2.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05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表1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主要原因(%)

　　项　目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位的原因第三位的原因合计

　　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 33.7 20.7 10.0 64.4

　　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21.0 22.4 19.9 63.3

　　农民负担太重 13.9 9.4 15.0 38.3

　　农民社会地位太低 10.6 7.8 8.8 27.2

　　城里人有退休工资和社会保障 8.4 14.6 13.7 36.7

　　城里人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6.1 11.7 17.3 35.1

　　城里人有体面和稳定的工作 2.4 11.5 14.1 28.0

　　其他原因 3.9 1.9 1.2 7.0

　　表2　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主要原因(%)

　　项　目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位的原因第三位的原因合计

　　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 22.7 10.1 11.8 44.6

　　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

　　生活没有保障 21.9 14.6 7.9 44.4

　　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 14.6 14.1 15.7 44.4

　　城市生活费用太高 11.2 21.6 24.2 57.0

　　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 8.6 10.6 10.1 29.3

　　在城市受歧视,融入城市难 5.6 6.5 7.9 20.0

　　城市教育费用太高 3.0 14.1 12.9 30.0

　　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市民待遇 1.7 5.5 8.4 15.6

　　其他原因 10.7 3.0 1.1 14.8

　　3　农民工新情况的原因分析

　　以上农民工新情况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农民工的会保障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是农民工收入低、社会障参保率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还远远没有实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首先是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

　　农民工的状况之所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得到有效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意见》的贯彻,显现出明显的政策效应。而农民工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还远远没有实现,主要原因也在于制度的缺陷和政策效应的不足,毕竟《国务院意见》的贯彻还只有1年的时间,许多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政策效应必然有限。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主要是由于目前还存在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和城乡土地制度的缺陷。

　　农民工新情况的出现,除了制度和政策原因之外,还因为其它许多因素的作用。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制造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就业岗位更多,因此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由于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全国各地特别是城市经济都加快发展,都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在本地就近打工,成本更低,困难更少,所以东部地区虽然仍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大幅度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也有所下降。由于劳动力素质、教育事业发展的周期较长,所以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短期内难以改变,文化程度短期内也难以有较大的提高。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则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农民工素质不高、就业制度不完善、劳动法没有得到有效遵守、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遭歧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实际参保率不高,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农民工方面看,工作不稳定、就业流动性大、收入也不高是农民工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障的最主要原因。从企业方面看,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个体、民营企业就业,这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主观上也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从地方政府方面看,他们主要是担心强制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会降低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本地的投资环境。

　　4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

　　4·1　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

　　《国务院若干意见》一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现在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根据上述对农民工新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特别要注意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真正纠正对农民工的歧视;整顿和完善政府的就业组织和社会职业介绍机构,强化对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保证农民工就业的正式渠道的廉洁高效,尽可能使其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导途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下决心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再逐步纳入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4·2　最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和“民工潮”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最终必然消失。农民工和“民工潮”既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转换都还没有完成的结果。农民工和“民工潮”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较大的积极作用,但把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区分为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两种,毕竟是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农民工潮水般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毕竟还是一种非常规的成本过高、问题过多、副作用过大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民工问题和“民工潮”现象最终必将消失。

　　那么,农民工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现象怎样才能最终消失呢?我们认为,城市化是农民工问题最终解决、“民工潮”消失的根本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要害,就是要想办法逐步使大部分农民工市民化,也成为城市职工。因为,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城市职工,农民工才能变成市民,春节一般也不需要回农村过年,也就不存在农民工及各种歧视和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民工潮”及其带来的春运紧张也就自然消失。

　　除了通过制度创新,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制度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保证之外,农民工市民化还有一个需要有效解决的困难问题,即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我国提出2020年将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4],2001-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3%,如果按照这个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计算,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据测算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左右,城市总人口则将上升到8·7亿,2006年城市总人口是5·77亿,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增加近3亿,假定其中2亿是农民工及其子女。按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测算(中国城市化的成本分析.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005cxfz/815976.),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需支付社会总成本约2·5万元,2亿农民工及其子女市民化,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约5万亿元,按14年计算,每年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约3千多亿元。谁来支付这个成本?肯定主要不能直接由农民工支付,因为农民工的收入已经很低,既无力支付,也不合理。当然,也不能由城市居民承担。我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除了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和农民工自身要支付一部分之外,主要应该由各级政府支付,现在政府应该有这个财力(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 343·62亿元,比2005年增加7 694·33亿元)。而且,政府支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由农民工间接支付的。因为,政府在这方面支付的资金,可以主要来源于由农民工创造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利润和税收。每年每个农民工只创造3 000元利润和税收,1·2亿农民工就有3 600亿元,足够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事实上,每年每个农民工创造的利润和税收,远远不止3 000元。所以说,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实际上主要是由农民工自己支付的。

　　参考文献

　　[1]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5,(1):28~34.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3 ~ 4, 73.

　　[3]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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