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文化寻根问底

对联 时间:2018-04-16 阅读: 我要投稿

  对联是我国文化的一枝奇葩。她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阵阵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她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有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底蕴。本文试图从民俗学、美学和哲学的三个角度对其产生根源作一力不从心的寻探。

  桃文化的产物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无不受其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地理环境中,与上古人民生活关系至密的植物,必然引起其民族崇尚,产生一定的文化,即植物文化。日本“照叶树林文化带”理论认为:某一植物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但某地分布最集中,那么此植物的原产地当在该地,相应的植物文化也会密集于该地。根据这一理论,那么,我国的植物文化应该是桃文化。

  我国人民对于桃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桃起源于我国。我们的先民受到了它那甘美香甜果实的恩赐,备收疗饥解渴之效。我们从《诗经》、《山海经》等古籍中可看出先民们对桃的厚戴和礼赞。桃树以其灼灼美观之花,鲜美可食之果和疗效显著之仁,给我们先民留下了吉祥之物的深刻印象。于是,它就成了美满、幸福、喜庆、丰收、繁荣、昌盛的象征,由此而产生了种种的联想和美谈。你要长寿吗?非吃仙佻不可,寿星与仙桃结下不解之缘;你说女子漂亮吗?那便用“人面桃花”;你形容学生多吗?用“桃李满天下”好了;你说理想的社会境界吗?有,那是“桃花源”。其它诸如“桃花公主”、“桃花庵”、“桃花扇”、“桃花妆”、“桃花汛”、“蟠桃会”、“小桃红”、“桃园三结义”、“桃花江”、“桃叶渡”等等。至于用桃来给女子起名字和给其它果树命名(如猕猴桃、樱桃、核桃等)就更为人所共知了。

  这里有专门谈述一下“桃符”的必要。为什么要把符画在桃木板上?我们可能不大了解古人的天真烂漫之心。在原始人看来,疾病和死亡等灾祸来于超自然力量,即有邪鬼作祟。桃既能充饥治病,被崇拜为吉祥之物,那就必然具有一种驱邪镇鬼的神力了。基于这一思想,桃茢(一种用桃枝和桃叶编成的驱邪扫帚)、桃弓、桃戟、桃印、桃芟、桃橛(桃木钉、桩)、桃符等系列产品就应运而生了。

  全民性的春联之初,迄今公认为起于明初。为什么要用红纸取代桃木板,目前尚未有科学的解释。依笔者推断,用红纸代桃木,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由纸的普及和廉价远超过桃木。对于人口密集桃树稀少的都市和城镇居民来说,尤有以纸代木的迫切要求;二是从题联的效果来看,纸比木板更为方便和灵活,人们自然就要弃繁从简了。至于纸用红色的因由,笔者有三种推测:一是桃花呈红色,故用红纸来代替;二是红色是血色,血色是生命的象征,系吉祥之兆;三是明王朝统治者姓朱(朱即正红色),尚火德(火亦红色),故用红纸为联遍贴之,以示中国是朱明天下,以期达到维持其长久统治的目的。三者要么是居其一或居其二,要么是兼而有之的巧合。至今我国民俗中仍以红纸、红布、红绳、红旗、红花来示喜庆、吉利,以除病灭灾,与春联的旨趣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桃文化民族心理的突出优点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甜密的理想主义,其伴随而来的缺点是祈祷的迷信因素和梦寐的虚幻色彩。透过春联,我们看到了桃文化的延续,看到了一个饱经忧患而又永远憧憬未来的悲壮民族形象。

  追求美的结果

  事物的排列整齐和两两对称,是美的一种体现。以骈为美,应该说是人的一种正常审美观念。一字一音一义(具体语言环境下的一义),是汉字的显著特点,自然是其能够排列整齐,达到骈俪之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对联正是我们民族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汉字之长,追求语言形式美和音韵美的一大发明创造。对偶句从我国有文字记载就已出现,在《周易》、《尚书》、《诗经》、诸子等许多先秦典籍中就屡有所见。有意的运用排比与对偶,从《战国策》和汉赋初见端倪。着意以对偶成句,到南北朝的骈文已臻顶点。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音韵铿锵,对仗工切,形声皆美。骈文的兴盛又影响了诗歌创作。就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谢脁、沈约等一代诗人,把自魏以来李登《声类》等一系列音韵学的研究成就运用到了诗歌创作,创造了“永明体”,标志着我国诗歌开始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过渡,尽管“永明体”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但在对联史上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我们联界,应永远铭记沈约等人的奠基之功。到了唐代,我国格律诗定型。它的显著特点是讲究平仄和联句对仗,于是,颈颔联的对仗工稳,成为衡量诗歌艺术水平高低的一条重要标准,能否对仗,成为诗人作诗的一个必备的基本功。因而对仗、联句之风在诗风鼎盛的唐代就盛极一时,历代诗话中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趣谈。只是这时的联句,是诗的附庸,写联的目的是为了写诗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联与格律诗是同胎而生,一体而存。诗联一家,是毋容置疑的事实。

  对联之所以能够摆脱在诗歌中的从属地位,单独出现于墙壁案头,跳上桃木之板,是其美的显现,是人们对其厚爱的必然结果。既然一个名角可以在一台戏中大显身手,那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宴会上即席清唱、独领风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文学艺术正是依其美而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依其美而获得脱颖而出、独立门庭的地位。对联何尝不是如此?美是客观存在,但美不是孤立的。美的联句要用美的书法来显现,才可谓白璧无瑕、相得益彰。在这里语言艺术与书法艺术水乳交融,成为一体了。同时,美的山水,美的建筑,美的环境,也要艺术美来陪衬,来渲染,故对联与名胜古迹也结下不解之缘,可谓风景、联句、书法、“三美”并存了。《红楼梦》写道:“诺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这无意中说明对联产生于人们爱美、造美的需要。

  阴阳观的体现

  如果说十字架象征着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太极图则象征着中国文化。太极图是阴阳观的绝妙图解,远在古代,我国思想家就用阴阳即正反方面的概念来解释事物的对立与统一。《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的作者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于东方的艺术、医学和体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联作为中国文学艺术,自不例外。

  “对联”一词的构成本身就是阴阳观的极好体现。对联、对联,既对又联,对即对立,联则统一。这能说是一种偶合吗?再从对联创作的实践来看,阴阳观也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对联的构思离不开联想。联想就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陆机《文赋》),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把握事物,就要既谋其偶(对)又求其同(联)。所谓谋其偶,就是寻找与其可以在内容上与音律(平仄)上成对、成双的另一面,由生及死,由男及女,由明及暗,由风及雨,由南及北,由红及绿,由易及难,由有及无……所谓求其同,就是要充分考虑到成对事物的词性和类别的相同,求其整体意义的关联和一致。如“水因善下能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一联,就是由水想到山,由海想到天,由下想到高,这些都是内容相对,平仄相对,相对的双方同是名词或形容词,即词性相对,又同是自然现象或表示方位,即类别相同。从阴阳观而育,表现了对立统一;从系统论而言,表现了整体性,因此它是一副名符其实的对联。

  强调事物的平衡与和谐,是我国古代阴阳观的精髓所在。阴阳观认为自然、社会以及人体自身的灾祸、混乱、无序、疾病等种种现象,都是阴阳失调、失去平衡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是协调和理顺。常言所说的文武双全、刚柔相济、张弛并用、劳逸结合便是平衡与和谐的标志。《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关关”二字,被解释为“雌雄相应之和声”,可以说这个和声便是阴阳协调的写照,亦可以说是对对联的妙喻。字句整齐、音调铿锵的对联,即是平衡与和谐的反映。平衡与和谐是福、也是美。古代的阴阳观与民族的祈福心理、审美观三者有机地渗透在一起,福、美、谐浑然一体,构成了产生我国对联的民族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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