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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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强制医疗程序”)以特别程序的方式纳入新刑事诉讼法中，实现了强制医疗程序的法治化和司法化。本文拟对该程序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对实践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精神病人 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据此，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行为条件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行为条件。应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行为人须已经着手实施了暴力行为，且该行为符合犯罪的客观违法性特征，该行为若是由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则已经构成犯罪。第二，该行为侵犯的法益：一是公共安全，即行为人实施的是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行为，并造成了相应的危险和侵害结果。二是公民人身安全，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危害特定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性的决定权等权利及其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该类行为要求行为造成具体的侵害结果，并达到严重的程度，比如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等。
(二)对象条件
“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对象条件。该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适用对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根据刑法第18条，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包括：(1)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2)实施行为时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间歇性精神病人。第二，确定行为人是否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第三，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如果行为人在精神正常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其后由于患上精神病而实施暴力行为，不属于该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不包括实施犯罪行为后患精神病、无受审能力和受刑能力的精神病人。
(三)危险性条件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强制医疗程序的危险性条件。危险性是指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具体到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危险性条件可以通过如下表征进行判定：第一，精神病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生理状况、精神病的性质、有否危害社会行为史等。第二，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的情况。包括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性质，暴力行为的手段、方式、对象以及造成的危害程度等。
二、强制医疗程序与刑法规范的关系
我国《刑法》第18条是有关强制医疗的实体规范，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是程序规范，厘清二者的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和实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是刑法有关强制医疗规定的重要程序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设定强制医疗程序，对刑法强制医疗实体规范提供了程序规范和程序保障，赋予了强制医疗以程序正当性和合法性，确保了精神病人刑事诉讼活动公正、公开进行，保证强制医疗制度的有序运作，从而发挥其防卫社会、治疗疾病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二)新刑事诉讼法从行为条件上合理限缩了刑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
1.刑法规定的强制医疗行为条件。《刑法》第18条对强制医疗对象的行为条件规定为：“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着重强调了强制医疗对象的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对“危害结果”的理解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者具体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在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这三种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中，行为人虽然实施了一定的危害行为，但却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因此有必要修改《刑法》第18条的规定，以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表现而不是危害结果作为对行为人进行强制医疗的前提。另一种认为，“危害结果”是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损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对刑法规定的理解更为准确合理，但由于刑法规定仅以危害结果作为强制医疗的行为条件，几乎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均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导致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过于宽泛。
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行为的性质和行为危害的法益上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了限定，合理限缩了符合强制医疗程序条件的对象范围，使强制医疗程序更具可操作性。首先，新刑诉法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行为，明确了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其次，新刑诉法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明确了行为人侵害的法益范围。这种立法方式一方面消除了刑法实体规范对强制医疗条件表述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突破刑法的规定，有利于保障刑法规范的有序实施。
(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延续了刑法有关选择性适用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秉承选择性适用原则，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也就是说，也可不予以强制医疗。那么如何判别是否对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呢?笔者认为，这应当由司法机关进行自由裁量。主要考虑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和其家属或者监护人有无监护医疗意愿或能力两个方面。对于精神病人的家属、监护人无监护医疗的意愿或能力的，应当予以强制医疗;对于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如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的，则不论家属、监护人有无看护医疗的意愿或能力，一律要予以强制医疗。
三、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但该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对检察机关监督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明确。
(一)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及案卷材料实现，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实体认定进行监督。首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事实进行实体审查，对于不符合要件的，应当作出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其次，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供的精神病鉴定意见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对公安机关提供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进行重新鉴定，对重新鉴定后，行为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第二，对公安机关提出强制医疗意见的程序进行监督。(1)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2)对公安机关提供的精神病鉴定的程序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发现鉴定程序违法的，可以进行重新鉴定。(3)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不当适用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在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过程中变相拘禁、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意见。(4)对公安机关应当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而未移送的行为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而没有移送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移送的理由，认为公安机关不移送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移送。
(二)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的处理方式是“决定”，而非判决或者裁定，这也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不能够以抗诉的形式来履行监督职责，只能够“提出纠正意见，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
第一，对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的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对开庭审理的强制医疗案件应当派员出庭支持本院的申请。原因有三：其一，出庭是对强制医疗进行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其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若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则打破了刑事诉讼控辩力量的平衡。其三，检察机关不出庭，将导致强制医疗程序演变成人民法院直接向精神病人作出决定的行政程序，容易滋生权力滥用。
第二，对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直接决定强制医疗的活动进行监督。由于该种情形处于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有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意见进行审查，认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法庭提出不宜强制医疗的意见。
第三，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进行监督。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收到强制医疗机构的解除意见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的解除申请后，有义务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对解除意见或解除申请进行审查，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意解除或不宜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三)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
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重点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生活处遇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是否为强制医疗对象提供适当的饮食、休息条件，是否提供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机会等进行监督;第二，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和医疗手段是否适当，是否及时转换医疗措施，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是否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对象及时提出解除意见等进行监督;第三，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权利保障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是否根据其治疗和恢复状况依照规定享有会见、通信权利等进行监督。
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可以分为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的方式进行。现场监督的方式主要有：(1)通过信息联网等信息沟通机制建设，实现对强制医疗机构的实时、实地监督;(2)建立独立巡视制度。即通过检察官或者人民监督员对强制医疗场所进行定期但事先不通知的巡视、访问的方式进行监督;(3)通过参与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的定期诊断评估进行监督。非现场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报告、评估记录等书面材料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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