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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法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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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法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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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法史学论文

  摘要:是职务犯罪中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其实质反映了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对价关系。当前,这种犯罪给我国反腐倡廉、严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成为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更对打击该犯罪起到较强的指导作用。

  一、既遂与未遂界定的标准

  是一种故意犯罪,与其他故意犯罪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同作用,完成犯罪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而出现了既遂、未遂等犯罪形态。刑法理论上,以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来区分行为的既遂和未遂,既遂犯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未遂犯是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阻力,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

  按照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犯罪既遂是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别具体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是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唯一标准。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处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对于导致行为人未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仅指客观情况的意外变化,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有碍犯罪既遂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一般可以将“意志以外的原因”定位在与行为人实行和完成犯罪的意志相违背的界限上。

  的一般构成要件可以分析为若干方面:首先,在客观上基本要求: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另外,对人而言,其所追逐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其次,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权钱交易的行为。最后,在主观上是故意实施的利用职务行为与收取贿赂交易的故意行为[1]695-696。

  二、既遂与未遂标准的学理判断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一般都认为,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但由于的客观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对于该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有若干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存在下列观点。

  (一)承诺说

  收受财物型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索取财物型行为人完成索取财物的行为,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在收赂的形式下,只要人作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时,即构成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其主要理由是: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实施向他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均侵犯了的客体,破坏国家的廉政制度。

  (二)实际说[1]695-696

  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或索取了他人财物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以人是否实际收赂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人收了人的财物,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均构成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收受人财物的,属于未遂。

  (三)谋取利益说

  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只要人为他人谋取了私利,无论其是否已经索取到他人的财物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均构成的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构成的未遂。

  上述观点主要是基于对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看法,这几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承诺说以侵犯的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作为理论根据,单纯地以承诺行为的法律属性为出发点,去探求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这种做法显然无视的客观方面的基本要求。存在收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形态,其客观方面表现为收受、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如果行为人先承诺,承诺以后未来得及收赂就案发,这种情况完全符合犯罪未遂的特征。把承诺行为作为的既遂处理,显然有些严格。其次,收受行为标准说或称贿赂取得标准说的结论没有什么问题,但其论证过程中所阐述的理由值得商榷。

  中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主要有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说三种观点,其中犯罪构成说为通说。以行为人的目的是否实现为根据来论证的既遂与未遂标准,显然失当。再次,谋取利益说以人是否为人谋取了利益作为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之所以不妥,是因为“谋取利益”并不属于该罪完备的标志。人为人谋取了利益,但尚未收到财物,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人基于的犯罪故意,已收到了贿赂,认定为犯罪既遂,但尚未开始实际实施为人谋利益的行为,如果对这些案件以是否为人谋取了利益为标准来区分既遂与未遂,就会违背犯罪既遂与未遂划分的原则和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2]。

  三、既遂与未遂的综合标准

  根据刑法第383、385、386条的规定,有基本犯和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犯之分。前述观点均忽视了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基本理论[2]。所谓基本犯,是指仅具备某一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而适用该罪一般刑罚幅度的犯罪。关于无加重情节的基本犯的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我国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所赞成的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主张以是否收到贿赂作为区分基本犯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从刑法理论来看,这种观点坚持了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否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理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是否得逞。而是否得逞的认定,应以行为是否已经齐备了的法定构成要件为准。根据我国刑法对的具体规定,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客观方面,无论是索贿还是,行为的目的就是使贿赂到达行为人手中。因此,只有行为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了贿赂,才能认为已经齐备了的构成要件。

  如果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行为人并未从中收受财物,那么这种情形就不能认为已经齐备了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能以的既遂论处。至于是否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影响的成立。

  从的发展过程上看。犯罪可分承诺谋利益、收赂、行为人谋取了利益三个阶段。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赂行为是一种连体的复合行为,二者缺少其一就失去刑法关于的行为上的意义。如缺少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即便是收赂也不构成。同样道理,即便是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缺少收赂行为也不构成。因此,是否完成“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不是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为人谋取利益是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到贿赂,才是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四、加重犯的既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情节加重犯的条款,就是其中之一[4]。所谓特别情节或情节加重犯,是指具备某一犯罪的基本要件,由于同时具有某种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节,按照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使其罪责加重的情形。

  简言之,即因具备特别严重或严重情节而依照加重于基本犯的刑罚予以处罚的情形,犯罪的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是犯罪行为危害严重或特别严重,以及与犯罪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基本理论,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加重犯,只有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是否构成之分,而没有既遂与未遂之别。因此,只要犯罪行为具有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就不应再区分既遂与未遂等犯罪形态,也不能因其基本犯罪未遂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是依照较重的法定刑进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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