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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明朝出现问题皇帝的原因

时间:2021-01-27 10:55:54 法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浅论明朝出现问题皇帝的原因

  论文摘要 :明朝皇帝较之其他朝代的皇帝们,显得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放荡不羁,完全表现出与君主身份不相吻合的行为,我们将之视为“问题”皇帝。其“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主要从教育方面来浅析皇帝“问题”出现的原因。从家庭教育、在学宫教育上、社会教育上来分析君主角色失范“问题”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 明代 皇帝“问题” 教育

  赵秀丽在《角色失范-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中提到,所谓“问题皇帝”,不是指扮演着本身存在的身体缺陷或不足,而是专指在其位不谋其政,身居“皇帝”职位却拒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与义务,不遵守“皇帝”规范,打破各种规范纪律的约束,是自己的言行举止与自身扮演的角色规范相背离的皇帝。她的文章中强调的角色失范,主要你是指皇帝没有做好皇帝该做的。比如明世宗长期不理朝政,任意罢官选官;严酷的对待言官,对谏臣呲之以鼻。朱万历做皇帝后以酒色财气闻名,还出现了明朝后期的“三大案”,对大臣打击报复不遗余力;惜财如命,派矿监税使其各地扰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导致民不聊生;宠爱郑贵妃,迟迟不愿意立长子朱常洛,“国本之争”长达二三十年。明熹宗身为皇帝,不理朝政,却沉溺于木匠活和游戏中,爬树掏鸟窝,钻洞捉迷藏、养猫抓蟋蟀斗公鸡,到狗马骑射、溜冰划船、赏花采草、观看灯会、制作机关、登台演出等等,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艺,日日营作,乐此不彼。赵秀丽在其文章中也阐述了造成“问题”皇帝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是从教育方面分析“问题”皇帝出现的原因。

  一、家庭教育

  (一)父母不良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下一代

  父母的教育在个人的启蒙阶段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决定了个人的塑造成型的方向。父皇们的“榜样力量”开始了“问题“的恶性循环。明朝自太祖以来,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和道教,一代影响一代,崇奉藏传佛教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明朝皇帝多好色、懒惰、贪财,也造就了明宗室中生活荒淫者极其普遍、喜好敛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完全置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级理智观念、皇家的威仪尊严于不顾,缺乏起码的礼仪廉耻

  (二)恶劣的皇宫生存环境,使他们笼罩着身心上的阴影

  第一,在储君的继承上,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使皇子们承受巨大负担,同时又缺少竞争压力,造成日后即位问题甚多。“凡朝廷无皇子,必须兄终弟及,有皇子则须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虽长不得立”。由于这样的规定使得庶出的长子虽然身为大皇子,但也没有成为皇太子的可能性,这样会造成皇子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甘于平谈、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更不会关心朝政和民生问题。即使碰上皇后无子,也是竞争恶劣,兄弟争宠。典型的就是朱常洛的“国本之争”。在这长达二十多年里,朱常洛惶恐不可终日,只有担心不遭杀身之祸的心思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去思考国政。所以一旦被立为太子了,也是身心疲惫。这种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的环境里,使他们具有小市民暴发户的心态,在即位后,很容易表现出与其爵位身份所要求的气质、风范相去甚远。

  第二,在崇奉佛道上,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一定影响着这些储君或君主们。

  第三,在经筵讲学上,非储君不能读书识字祖训规定,也是造成明朝皇帝们非智力影像自身素质提高的一个因素。朱元璋曾命学士宋濂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诸王讲授儒家经典,皇太子出阁讲学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朱常洛就是由于“国本之争”使得被拖到十三岁才出阁讲学,这严重影响了皇子的个人之力开发和启蒙。

  第四,后宫斗争的残酷性,增加了皇子们的身心压力,致使他们性格懦弱。皇宫的权力斗争一直是此起彼伏,暗藏杀机。为了权利,兄弟相残、父子相斗、妃嫔相背,亲情荡然无存,这样的环境本身就不利于皇子们的成长和教育。而明朝相比较于其他朝代,有甚之而无不及。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就有仁宗、宪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在继位之前生活于恶劣的环境中,只有成祖、景帝、世宗以藩王继承大统,生存环境相对而言宽松一些。

  二、学宫教育

  学宫教育是明代皇帝和储君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可由于学宫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皇帝、储君受教育质量差、学习水平低、文化程度和个人素质修养远远不及其他朝代的皇帝。而造成学宫教育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有皇族制度问题、讲官设置、皇帝的个人因素等等诸多因素。正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明太祖设计甚为详细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后继者所接受的系统学习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质与政治能力普遍较低。

  第一,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没有专职的教学教师,使学宫教育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定性。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没有定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约束。教师经常是内阁或者是翰林学士兼职代理,没有设专职的三师三少,那么东宫就缺乏正规的府僚,太子的正规教育自然就得不到保障。“明代东宫教育的内核己经掏空,仅存内壁,教训与辅导太子的功能完全丧失。储君终日所处多品行不端之士,往来皆白丁,刑余之阉侍”。

  第二,皇族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常常使皇子们错过学习和启蒙的最佳时期。皇族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册封为太子的之前,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政治的敏感性和制度的存在性,既不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一些启蒙的基础教育也是很难有的。朱常洛就是典型的以为深受这个制度影响的皇帝,由于始终得不到神宗皇帝宠爱,神宗不愿册封其为皇太子,在大臣的群臣反对下,出阁就学一事才被慢慢涉及,不过结果还是造成了其目不识丁。都没有在最佳教育时期接受正规的教育,使他们在素质上显得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