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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探讨
城市的公共管理存在什么问题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探讨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近期各地又出现的一些重特大事件，包括天津滨海危化品爆炸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湖北荆州商场电梯事件、兰州自来水异味事件等都再次给我国的城市发展敲响了警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件最后都认定为是责任事故，并且都关乎城市政府的管理。某种意义而言，安全天然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其中担当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政府管理视角来思考城市公共安全就显得理所应当且切中要害。
一、守土有责：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职责目标
广义上而言，城市任何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因此，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从狭义上而言，城市公共安全则是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理论上政府公安系统所需负责的事项都归入公共安全范畴。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学习;从内容上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简单的可以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从应急管理角度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由于安全问题包罗万象，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就在于减少，甚至减除这些安全问题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一方面，对于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政府应当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不造成损失;而对于可以避免的人为灾害，则应当力争不发生或少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应当将其危害降到最低或零。当然，如何评价损失最低、发生最少等虽然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这一程度是基于城市既有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市民素质等来综合评判的，没有相应的情景和试验(城市发展历程无法重复、无法完全复制检验)来证明此时此刻城市安全管理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将某一指标与全球同类型城市做比较，则仍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性的结果。例如，中国建国以来在“直接经济损失/GDP”和“直接经济损失/财政收入”上的指标就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城市发展中导致的大量安全现象既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以及城市自身具有的高复杂和高密度导致灾害(特别是人为灾害)发生概率大幅提高和灾害影响更加严重的客观因素，更有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社会服务不到位、规划建设不合理、百姓期待日益提升等多方面的主观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具有更大的主观改造空间。
不能保障好城市的公共安全，城市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失去意义。这正如《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指出的那样：只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大胆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世纪生存和繁荣。[2]
二、制度短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未能实现制度均衡是我国城市灾害频发、重发、广发的重要原因，而其制度短缺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防管理少
2006年随着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政府对应急管理高度重视，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一案”指应急预案，“三制”指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逐步建立。[3]例如，浦东新区目前已形成一办(应急管理办公室)、一室(总值班室)、一处(区府办应急管理协调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尽管应急管理为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3年浦东接报突发事件803件，成功处置金海路地铁工地事故、“1·6”北蔡上农批火灾、临港上汽物流园区事故、外环线金海路、芳甸路槽罐车交通事故等20余起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以及紧急敏感事件。2014年，新区相关部门成功应对、处置了G1501(外圈)近金海路危化品槽罐车侧翻事故、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事件、洋山港旅游大巴侧翻事故等10余起较大或紧急敏感事件。然而，对于进一步提升公共安全管理而言，更为重要的环节在于日常的预防管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海浦东新区在“十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尽管大幅压缩了专项规划的数量，但却从更加注重城市公共安全日常管理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增设《浦东新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十三五”规划》。在通常的理解中，由于强化日常预防管理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但由于公共安全问题发生的随机性，人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即一旦投入大量精力但事件没有发生，就会被误解为投入成为了“沉没成本”。这一误区在政府管理观念中也时有存在，也导致了公共安全预防管理的“缺位”。确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安全预防管理往往也是“事件推动型”的管理，即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往往对这类灾害的预防不能意识或意识不强。而一旦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才逐渐配置更多的资源到预防管理上。例如，日本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前，兵库县只有3～4位官员负责防灾事务，并且没有专门的灾害管理部门;地震后，兵库县设立了防灾监一职，是该县名列第三的高官，并且设立了防灾企划局和灾害对策局，下设拥有80多名专职防灾官员的防灾中心。[4]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理应借鉴先行国家的诸多经验，因地制宜、高效精简地开展安全预防管理。
(二)统筹管理难
城市安全管理是渗透到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建设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每个委办局条线都在自己负责的公共领域内进行安全管理。部门化的安全管理一方面可以保障专业性，一方面维持各条线业务的延续性。但是，在城镇化深度推进过程中，公共安全的问题复杂性越来越大，管理涉及面越来越广，处置周期也越来越长，这些都对传统条线化管理带来了挑战。例如，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监管上，目前的格局是它们在进入医院之前由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而在进入医院后则由医院管理方负责监管，这使得药品医疗器械的全过程监管被划分为几个部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效率。又例如，食品安全的监管、事故的认定工作由卫计委来管理，但执法则等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如果两个环节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也可能造成监管出现问题。再比如，城市道路设施的维护管理由市容环保局负责，但由于在规划阶段由规土局负责，建设阶段由建交委负责，如果各环节衔接不好或标准执行不严，可能造成前道工作留下的隐患落到市容环保局，这种部门间职责的不对等可能降低安全管理的效率。
尽管在目前管理体制中，应急办在信息的及时汇总、上传下达方面可以起到一个较好的统筹协调作用，但是对于非应急环节的公共安全管理而言，这一体制还难以承担起统一协同的作用。
(三)精准管理弱
安全问题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由于全覆盖、全领域的重视可能导致管理成本高昂，需要在日常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明确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因此，提前预防预警的关键是能抓住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分类管理、精准管理来达到“有的放矢”的预防管理。然而，在现实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重点的确认往往更多根据指示或听从领导或依据经验，对于本区域真正个性化、地方性的安全问题则可能被忽视。例如，每次发生全国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后，往往地方城市政府就将重点放到类似的安全问题领域，而本地区的自身重大隐患可能未能重点关注，这极易导致新的领域的安全重特大事故，这可能也是全国“接二连三”发生各类重特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地方领导可能对本辖区发展情况更为熟稔，工作部门的人员也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地方经验，但是对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方兴未艾的各类新生事物，都催生了诸多新的安全管理问题，如网上送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自动售货鲜果汁的监管、网络诈骗、预付卡监管，输入性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
(四)社会共治缺
“保一方平安”作为地方政府的底线职责，确实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但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不仅是政府“大包大揽”已无力承担、也不能承担的必然选择，也是“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作为公共安全的“双刃剑”，在增添了安全风险的同时，也通过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文明提升等方式为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更多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化企业在安全服务上的高效性，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高新技术企业在3S、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上的优势对安全管理的支撑，专家队伍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示范带动和精神引领作用，居民在问题及时发现、危险自我保护等方面的优势，是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路径。但是在现实运作中，政府往往囿于传统思维习惯、压力型管理体制等原因，往往在所有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和环节都采取行政化管理模式，而缺乏更多灵活的安全管理和服务方式。其实，由于城市安全感所具有的相对性，只有通过鼓励全民参与才能更好地配置职责、形成合力，在各负其责中减轻政府负担、提升城市居民对公共安全工作的认可度。
三、治理优化：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向
针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制度上出现的问题，拟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日常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统一
一方面要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及时清除公共安全隐患。切实增强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自然灾害预警预报，编制各类预案清单、3D模拟演练系统、城市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清单等，把危险和隐患“扼杀”在萌芽之中。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应加快应急指挥和处置的速度，包括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搭建多渠道的安全信息发布平台、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应急救助系统以及生产恢复、精神疏导和善后学习工作。
(二)全面覆盖与聚焦重点相统一
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摸清城市公共安全的所有隐患，做到地域全覆盖、领域全覆盖，编制城市风险分布地图，并明确各部门各层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汇总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以民主化的方式明确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短板和重点;通过智能化和大数据等技术分析城市的敏感空间区域，以科学化方式确定重点区域和领域。
(三)顶层设计与强化基层相统一
一方面，从城市整体层面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统一管理体系，包括安全和风险的发现报告制度、处置阶段的指挥调度体系和任务分解机制，安全处置后的反馈评价机制等，要有一个明确的职责分工、权威的指挥调度、高效的协同合作制度。另一方面，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在整合基层安全管理相关队伍、资源和信息技术上，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四)政府统筹与多元参与相统一
一方面，强化政府内部统筹的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城市应急办、公安指挥中心、应急救援部门(消防)和城市网格办等相关职能机构组成的“3+X”定期会商机制和主要联动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加快建立公共安全的差别化勤务管控机制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加快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办法，在重点难点领域推进“行刑衔接”。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企业、专家队伍、社区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包括设立专家库、咨询委员会、政府购买安全服务清单等。
(五)技术应用与机制创新相统一
一方面充分利用3S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促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以新技术应用为契机，加快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包括建立统分结合、权责明确、运转灵活的安全隐患发现机制、应急指挥联动机制、快速应急处置机制、绩效监督考核机制、资源创新使用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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