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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考核模式改革

时间:2021-01-20 15:18:30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考核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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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考核模式改革

  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考核模式改革【1】

  摘 要: 考核模式选择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当前,公共管理类本科课程考核存在目标定位不准确、内容不全面、考核方式单一、学生参与性不强等问题。

  因此,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明确应用型课程考核目标、完善考核内容体系、构建多样化的课程考核方式、强化学生参与等推进公共管理类课程考核模式创新。

  关键词: 社会需求; 公共管理; 考核; 改革

  Key words: social demand; public management; assessment; reform

  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深入,培养高素质公共管理本科人才已成为高校新时期的重要使命。

  高校人才培养中,课程考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教育考核模式的定位“从根本上影响着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选择,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培养目标的实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立足社会需求,探讨有效的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考核模式,推进高校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教育考核模式的构成及其重要性

  考核是为实现一定培养目标,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学生学习状况进行的评价与检验,“是检验学生对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的主要措施”。

  教育考核模式是由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式方法所构成的考核系统。

  在考核模式中,考核目标是关键因素,在整个考核模式构建中居主导地位。

  考核目标主要回答“为何考核”的问题。

  考核目标决定于高校对人才培养的定位。

  合理界定考核目标是课程考核的基础,也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其次,考核内容体现着“考什么”的问题。

  考核内容是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具体检验。

  考核内容的选择在引导学生学业行为的同时,对学生能力训练和技能养成也有一定影响。

  因此,立足时代需求和学科特点,合理规划考核内容在教育考核模式构建中也十分重要。

  最后,考核方式体现了“怎么考”的问题。

  考核方式主要反映了在考核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教师与学生是课程考核中两大主体。

  只有理顺教师与学生关系,实现两者的合作与互动才能保证考核功能得以实现。

  可以看出,考核模式的建构是包括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式方法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尽管其任务艰巨,但考虑到考核在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构建有效的考核模式对于学生、学校以及社会都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推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课程考核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的反馈与检验,课程考核具有“指挥棒”的作用。

  通过有效的学业课程考核能够引导学生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前提,发展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与其他学科相比,公共管理类专业是具有较强应用能力的学科,它对本科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要求较强。

  因此,立足其自身特点,构建有效的课程考核模式尤为重要。

  只有构建反映其特点的考核模式才能体现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特点,才能有效推动公共管理本科人才能力的提升,以适应当代社会对该类专业人才的期望。

  (二)有助于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其中,课程考核是确保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

  有效的课程考核体系设计可以使学生找出自身不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

  与此同时,对于教师而言,也可以帮助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以实现教学相长,达到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目的。

  因此,考核模式的探讨对高校自身发展而言同样十分重要。

  (三)有助于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当前,以社会需求为基础,构筑人才培养新模式已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高校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本科层次的教育,培养既有较为扎实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应用能力的公共管理人才已成为社会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殷切希望。

  鉴于此,构建有效的课程考核模式,引导学生发展社会所需的综合技能,对于满足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公共管理条件下科学决策的发展【2】

  俗话说,“总有人会迷失方向,否则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同样,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因各种原因人们总是很难获得科学的决策,而决策不同程度的失误却普遍存在。

  正因为如此,科学决策一直是人类解决问题的理想标准和要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制定高品质的公共政策,也就成为政府永恒的追求目标。

  科学决策,是指政府为改进公共价值状况对其行动做出正确选择的活动,以解决政府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才是最好的这一选择性问题。

  一般来说,评价公共政策决策是否科学的标准,主要有效率、效益、充分性、公正性、回应性、适当性等,但在公共管理条件下,这些标准的內涵和外延又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公共管理条件下的科学决策涉及众多因素,以下四个典型问题对科学决策的影响带有普遍性,值得公共管理者认真对待。

  一、科学决策需要面对真实问题

  在决策分析教科书中,有一个名为“第三类错误”的`观点,指的是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错误的问题。

  决策科学不仅是要在定性、定量分析中选择最佳的政策方案,比这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构建真正的政策问题。

  我们经常说,什么问题只治标而未治本,实际上表明我们并没有找准真正的问题,或者发现了真正的问题而刻意回避了。

  但无论是未发现还是刻意回避,都会因政策问题的构建有偏差而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

  以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其最突出特点是城乡二元户籍政策。

  伴随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的增加,这样的户籍政策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这是户籍政策改革的全部问题所在吗?其实不然,在现今城市管理中,一些涉及户籍的政策已经和城乡户籍无关,例如,大学生毕业进入一线大城市,往往是找得到工作安不了户口,要安户口得按照当地的落户办法攒够了积分;但另一方面,北京市为引进人才确立了“外埠优秀人才可举家落户京城”的办法,这表明同样是公民但属于优秀人才,在中国流动是不受户籍制度限制的;在高考制度中,北京市户籍的考生,被北大录取的分数线可以低于非北京户口的考生。

  那么,解决中国户籍制度真正面对的政策问题是什么呢?是城乡二元户籍制,还是限制外地人口落户本地?其实,这些都不是。

  户籍政策改革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还户籍仅作为人口管理的信息功能,许多看来是户籍制度的问题,例如找工作、考大学,只是地方政府拿户口说事而实现的差异性资源分配。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的科学决策,应将一些涉及资源配置和分配的政策与户籍因素剥离,要改革的是这些差异性的分配政策,而不是户籍制度。

  由此可见,如果构建错了政策问题。

  就无法让决策科学,就算决策规划再完美也终究无法执行,因为我们面对的政策问题是个伪问题、是个次级问题、是其它政策领域要解决的问题。

  在公共管理实践所遇到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不断增加的环境下,科学决策尤其要以构建真正的问题为前提。

  二、科学决策需要把握价值,卜衡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公民权益的提高,公共政策环境的复杂性程度也较过去增强了许多。

  一项科学的决策,不仅在动机、规划、效果上要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和准则,同时还要对利益相关者所获得的实际价值进行平衡调整,否则决策就很难说是科学的。

  在这里。

  决策的科学性并非仅仅是工程或项目总体福利如何,还要看这些福利及其成本的分散状态。

  我们先看图(图一)中的理论解释。

  该图是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詹姆斯,威尔逊提出的有关公共政策利益的成本一收益分散图,图中显示两种涉及公共利益分布的典型状态,一种是成本集中而利益分散,另一种是成本分散而利益集中。

  作为决策结果,这两种状态都是不理想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成本和利益的均衡,不均衡就会带来“搭便车”和“寻租”的政策漏洞。

  如在城市管理决策中,我们都无法避免要提供诸如变电中转站、垃圾中转站或焚烧填埋场、高架桥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设施尽管在总体上是提升了公共福利,但的确具有“不受欢迎的公共物品”的特点,其原因是会遭致“邻避情结”和“邻避冲突”,即大家都不反对建造这些设施,但又都反对建造在自家旁边。

  遇到这类政策方案的规划,科学决策就不只是看这个设施能满足多少居民对用电、处理垃圾等的需要,还要看如何规划才能使得这些设施的成本——对周边居民环境的影响——不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则规划一定会遇到“邻避冲突”事件。

  过去我们认为,提供这些设施是为了广大居民需要,其动机和结果都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不顾“邻避情节”的合理诉求强行施工,结果酿成一起又一起群体陸事件。

  “邻避设施”往往提供普遍的社会利益,但相对而言设立这些设施所衍生的成本却往往集中于周围居民身上。

  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现今很多政策都涉及不对称的利益分配,以及伴随而来的抗争和参与者的受害情绪反应。

  科学的决策是需要从项目的工程学和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提升到成本效益承担主体的分析上的,忽视承担主体价值的平衡,决策科学也就无从谈起。

  三、科学决策需要选对政策风格

  科学的决策是政策效率和效益都能达到充足性标准的决策。

  那么,什么样的决策风格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呢?公共管理学在理论探索中,总结出了如图(图二)所示的四种政策风格:

  如图所示,一种政策风格受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如果能在解决问题时具有前瞻陸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能够协调一致,则是最理想的政策风格,也最容易使得政策决策高水平地达到充足性的标准。

  尽管理想的政策风格总是无法做到,但通过改革决策体制机制竭力接近它,却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使命。

  图中所示的其它一些政策风格也表明,即使不是理想的状态,但各种具体的风格有各自的特征,如果面临的是“谈判式”政策风格、“协作式”政策风格、“谈判又斗争”的政策风格,那么决策的规则就必须顺应其要求而展开协作、谈判乃至争论,依照这样的政策风格做出的决策,才会被视作是科学的。

  但是,在目前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习惯于将不同的政策风格都假设成理想主义式的,决策是按照自己的欲求规划方案并强力推行落实。

  须知,这种不顾及政策风格的决策往往成为科学决策的致命杀手。

  例如,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决策中,决策者总是假设政策风格是理想主义意见一致型,该协作、该谈判、该争议的都统统简化掉,这样做出的决策能保证公共服务设施达到公共福利最优的充足性标准吗?简化掉这些需要协作、谈判、争议的环节而做出的决策,错误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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