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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定量推崇的批判论文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定量推崇的批判论文
摘要：追溯公共管理理论的起源与演进，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始终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并越来越受到推崇。
但是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模糊性以及对“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使得在公共管理中推崇定量分析失去必然性。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学科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如果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就是“效率优先”，推崇定量分析并无不妥。
随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当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更多关注“民主平等、公民参与”时，过分推崇定量分析可能会偏离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方法论;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公共管理; 价值取向
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的明确和成熟，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
德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先生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的方法[1]。
中国法学知名学者徐祥民先生也指出，一门学科有没有科学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2]。
公共管理同样如此。
但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公共管理学在研究方法的探求方面可以说是空白①，并不是公共管理的研究不使用研究方法，追溯公共管理学的起源，学者们一致认同公共管理学来自于公共行政学，虽然对于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3]。
理性思维的理论基础是期望效用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这些理论是一种标准化行为理论，目的是为理性决策提供一套明确的基本假设或者说是公理，但是决策研究者们通过期望效用理论计算出的定量结果与管理者的真实行为有相当大的差距。
如果管理者违背这些公理，期望效用理论便无法使用，或者期望效用无法达到最大化。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验研究批驳了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理性思维，但并未动摇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上的地位。
如果说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追求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定量研究方法成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使得经济学处于“科学”的保护之下，对于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学者们则没有一致的认同。
时而定性，时而定量，当二者解释的结果出现冲突时，无所适从。
这种对方法论的随意性和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派别林立、乱象丛生公共管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角度或理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
1993年，Bozeman概括了三种研究公共管理的角度：政策学派的角度( P)、工商管理的角度( B )和一个尚难鉴别的角度(X )。
Kettl和Milward在《公共管理的现状》一书中，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列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
在《公共行政手册》中，Liou认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政治学是公共行政分析最早使用的方法，它为公共行政中的官僚治理与官僚责任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法学是欧洲大陆公共行政的基础;哲学则用来研究政府官员的伦理问题;近期，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公共行政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公共管理目前在运用各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问题。
定量与定性的方法论之争，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已经拉开了帷幕，80年代末期，几乎成为一场“战争”[4]。
抛开其他的细枝末节，定量与定性之争存在三个主要的观点：定量与定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二者之间存在区别，但是区别不一定构成对立;在认识论上互为补充，研究者应该研究如何为我所用。
当赞同第三种观点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论之争似乎渐渐平息下来[5]。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家、理论家注重的是“理”，研究者注重的是“用”。
人类在科学研究方面关心的无外乎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知识;二是怎样获取知识。
而这两个问题又最终地统一于为人之用。
因此，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一切研究方法，无论它们的性质、操作形式有何区别，只要能为研究目的服务，就可分而用之或合而用之。
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量还是定性的探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界对于定量的过分重视与依赖，为了定量而定量渐渐模糊甚至改变了研究者对公共管理基本价值观的认同。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工具、分析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无不体现了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因此，对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过分推崇定量的现状进行批判十分必要。
公共管理研究中定量分析究竟应该占据什么地位?什么决定了它的地位?当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果出现截然不同的矛盾结果时，应该遵从哪种方法?正是笔者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定量分析的地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溯源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运用数学语言进行相关的描述，借助数学模型、统计数据等进行量化的分析。
自“理性人”假设提出之后，定量分析日渐成为学术界所推崇的重要研究方法，部分学者甚至以能否引入定量分析作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的主要标准。
这种衡量标准使得可以定量分析的自然科学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科学”，而不能进行定量或者尚没有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被质疑是否为“科学”。
马克思曾说过“一门学科只有使用了数学之后，才能称之为科学”。
这种衡量标准的广泛认同，使得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来突出自己的理性思维。
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自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帝国主义”攻城掠地，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注重定量研究，公共管理作为其相近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笔者也使用定量分析，统计了9年(2001-2009)来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上的所有文章，定量分析显然受到研究者的推崇(图1)。
同时分析了《公共管理学报》近3年来的文章，使用定量分析的文章数占总文章数的比例分别是41%、59%、75%。
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期刊?首先，《中国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界有较高的影响力，在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中国行政管理》一直是CSSCI的来源期刊，中国知网中《中国行政管理》的复合因子为2.725，在所有期刊中排63位。
其次，《公共管理学报》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后起之秀，《公共管理学报》于2004年创刊，2008年就进入CSSCI期刊之列。
在短短的6年时间中，她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成为公共管理学界最为认可的期刊杂志之一。
中国知网中《公共管理学报》的复合因子为2.342。
基于此，笔者选择这两个期刊，作为新老公共管理领域的代表来分析其中的文献资料。
对这两个期刊的统计结果表明：定量分析方法在目前公共管理一级期刊中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甚至超过定性分析，占据分析方法的主要地位。
如果从公共管理理论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回顾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中受重视的程度，会给我们一种更为清晰的结论。
威尔逊创立行政学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效率，这种意图在《行政学之研究》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6]韦伯从价值中立的工具理性出发，追求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括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其主要表现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理性。
这种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表现为强调公共行政的专门化、法制化、官僚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特征。
由此导致了这一阶段公共行政研究的功能化特征即公共行政的功能性取向――追求单一的行政效率。
对效率及技术的推崇使得公共行政在诞生之时就倾心于定量研究。
在20世纪50-60年代，公共行政学开始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等开始被公共行政的学者所推崇并广泛运用。
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与绩效管理理论引入公共行政管理中来，对韦伯僵化的科层制进行了批判，强调私营部门的灵活雇员制和绩效工资制。
新公共管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挑战。
尽管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相比，理论基础、管理方法、研究范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方法论上考察，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绩效评估、顾客至上、战略管理等目的还是将管理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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