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稿

煤矿的广播稿

时间:2022-10-04 12:20:08 广播稿 我要投稿

关于煤矿的广播稿

  关于煤矿的广播稿;我的矿山广播情

关于煤矿的广播稿

  广播伴我跋涉风雨人生路,熟悉的声音若香花弥漫生活的空间,似清溪漫过心田,缓缓地穿越生命的情感地带。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小时候我们生长在农村,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广播交流十分闭塞。一个百户人家的大村,没有文化室、娱乐室和广播设施,看场露天电影也要走很远,收音机能收听无线电台播送的节目,却是极少数“富人”才玩得起的奢侈品。

  上世纪1985年“农转非”我们随着父亲迁居来到煤矿,矿区有广播站,听广播已在矿区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我们起居生活作息时间的习惯,伴随清脆悦耳的广播声息,矿山家属区电线杆上的那个喇叭成了矿区最诱人的文化生活。

  每天清晨,高音喇叭播出悠扬的乐声,多少回无时不打动我的心扉,叩动我青少年时代心灵里的广播情。记得当时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拖条小板凳坐在屋子里侧耳细听广播,有时仅连吃饭也没顾得上。

  在煤矿我参加工作以后,可能是自己喜欢写作投稿,工作之余写稿子就起先从写广播稿开始,总喜欢把矿区新近发生的生产工效新鲜事写成新闻送到矿宣传科,缘于自己喜欢写广播稿,从此以后,我与矿宣传科的同志联系便多起来,当时矿宣传科王金星老师(现《湘煤集团报》编辑)主编广播稿,作为矿业余通讯员是矿宣传部门的‘常客“了,经常是有事没事都会到宣传科去投写稿子与他们交流,向他们虚心好学请教。

  王金星老师那勤奋敬业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好深刻印象,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也是我后来从事文字写作笔耕不辍的动力之源。稿子来了,他当面动笔为我们送来的稿子圈圈画画,要我用群众语言写广播稿,少用成语和形容词。

  记得93年的一次,我写的一篇稿子在省广播电台采用播放后,我在工区下班回家的路上,王金星老师第一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当时我的心情比在学校考试得了一百分还要开心快乐。从此我在写稿上一发不可拾,不断地向各地报刊杂志投写稿子。

  我走上工作岗位,在偏远的工区从事基础团及宣传工作。矿区的文化生活枯燥,信息比较闭塞,我枕边常放着的收音机,传递了省内外的许多信息,世界风云、经济动态、异地风采、生活常识等,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由于从小爱写,业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笔耕上发奋写作,借助收音机传递的信息,把一篇篇稿子一个个梦邮寄出去。我发表了一些“火柴盒”、“豆腐块”之类的小文章后,在煤矿半路出家当上了“土记者”。

  回想我在煤矿从事宣传工作的二十多个年头里,最有激情的是那时写广播稿的热情与干劲。广播既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和“专业工具”,也是我朝夕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多年来,我们每天都在与矿区的广播“零距离”接触,洗脸刷牙时随心所欲地听,夜不能寐时平心静气地听,矿郊散步吹风时边聊边听,下矿采访时坐在车里听……

  广播以快、新、广、活的特点,把我们关注的热点、焦点以及包罗万象的人间世事,传递给听众,丰富了业余生活,陶冶了情操,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在企业的新闻岗位上,如今我更对广播仍情窦如初,钟爱有加,经常听广播,及时了解时事政治政策,为企业的发展鼓与呼,积极投写稿子。

  广播,充实了我的人生,使我获得美的享受,心灵得到美丽的升华。广播,伴着我在苦中有乐的新闻战线走过了青春年华,“一路走来一路歌”。还将伴着我在新闻写作文字花园里耕耘和收获。今生,我与煤矿的广播结下不解之缘。

  关于煤矿的广播稿:煤矿的女人们

  在人们的印象里,煤矿是男人的世界。的确,在矿井深处是没有女人的。1971年至1977年,我在煤矿的6年里,一直在掘进队。掘进队和采煤队在井下作业,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当时的煤矿,真正在井下从事与采煤相关工作的工人,还不到全矿人数的一半。但井上还有许多工作岗位,这里就有煤矿的女人们。

  煤矿的女人按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最苦的是运输队的女工。她们都是来自农村的井下工人的妻子(井下工人都来自农村),矿上给她们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

  这些女人们没什么文化,但却有着一把子力气。我所在的是个国营小煤矿,产出的煤要用小火车拉到铁路运煤的“码头”。装小火车不用人力,但卸车全靠工人手中的大板锹。

  运输队中的女人们和男人一样,每人负责卸一车皮的煤。小火车的车皮能装十几吨煤,卸煤是个又累又脏的活。卸完煤的女人,脸上除了两只眼睛,全成了黑色的。

  她们和男工站在一起,已经看不出性别的差异。由于工作环境艰苦,也由于她们来自农村,这些女人有着超出一般同性的“豪放”。

  上夜班卸完煤的休息时间里,几个女工敢在打闹中把一个男工的裤子扒下来……这些女人都是已婚的,只要她们的丈夫不在井下丧命,尽管会有些风流韵事,谈婚论嫁也不再是她们考虑的问题。

  比运输队工作环境好一些的,是多少有些技术的工种。灯房是女工的领地。她们负责给矿灯充电,并把充好电的矿灯发给下井的工人。每个井下工人固定用一盏矿灯,上班前到灯房喊出自己矿灯的号码,领出自己的灯。

  时间长了,灯房的女工一看领灯的人,便知道这人矿灯的编号。如果井下出了事故,哪盏灯没回来,她们就知道灯的主人可能遇到了危险。几乎每年,都会有不再有人认领的矿灯。

  除了灯房,食堂、修理车间也有女人。食堂的女人给工人打的菜总比食堂男人给的多。但矿工们并不只为了多些菜才在女人卖饭的窗口排队,而是为了与女人们打情骂俏。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她的窗口的队伍总是比别的窗口长。

  一些工人接饭菜时,会趁机摸一下她的手。这些煤矿的女人,如果在矿外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便在矿上找个工作不错的男人恋爱成家。干部是首选,然后是有些技术的人。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嫁给井下工人。

  煤矿工作最好的女人是矿部大院的。和我一起入矿的80个知青,有7个姑娘。她们虽然只上过初中,但毕竟是“知识”青年,她们的工作是令男知青垂涎的:政工、团委、财务、工会、广播室、卫生所、子弟学校……这些女人,无论相貌如何,都有很强的优越感。

  她们的择偶标准是“四员(元)”:相貌像演员(当时指的应该是王心刚,而不是葛优的老爷子葛存壮),身体像运动员,权力像官员,月收入100元。

  在大院工作的女人,虽然地位高,却总要和井下工人打交道。团委、政工干部要做那些想离开煤矿的知青的思想工作,卫生所要给有病或装病的工人开病假条,广播员要从工人手里接过广播稿,财务也要核算工人们的工资。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煤矿,井下工人们经常对矿上的女人们评头品足,但许多人和大院的女人几乎没说过话。

  为了少下几天井,我有时在文艺宣传队上蹿下跳,和她们接触多一些,但也从不会有非分之想,因为井下工人只能找农村姑娘已经是一条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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