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蕃行役诗的特点
[摘要]赵蕃的行役诗数量较多，众体兼备，含蕴深广。 内容上，这些诗把行踪见闻与内心律动浑然融合，忠实记录了旅程中的见闻、诗人的行踪以及内心活动等，描写了船行时遭遇的疾风骤雨、急流险滩等惊心动魄的情景;情感内蕴上，这些诗反映了衰微时代文人的末世情怀，折射出南宋社会内忧外患的政治情势，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关键词]赵蕃;行役诗;情感意蕴;末世情怀;审美特质;南宋时期;江西诗派;职称论文
行役泛称行旅、出行，旧指因服兵役、劳役或公务而出外跋涉。 早在我国古代的西周时期，羁旅行役生活就已成在外征战的戍卒们生活的常态，抒写常年征战的哀伤怨愤与思乡念亲之情，也成为《诗经》记述的主要内容。 “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尤以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叶最为严重。 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妻离子散的家庭惨景，役夫、思妇的离愁别恨，在《诗经》中都有真实而又生动的反映”[1]，如《小雅》中大家耳熟能详的《采薇》、《何草不黄》等。 此后，行役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历久弥盛，比如在两汉、三国和唐代，名篇佳作屡见不鲜。 同时，行役诗在外延上题材范围更为广泛，在内在的抒情主体、诗歌主题和审美取向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唐代的行役诗就体现了中下层文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因此，“唐人创造出的记述行旅的诗歌，既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2]。
到了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宋代，与其他诗歌题材相呼应，行役诗的创作也形成了又一个高峰。 除了社会文化繁荣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因素的作用外，还有宋代诗人酷爱自然名胜等原因。 在游览山川的旅程中，诗人不但可以增长见闻、陶冶情操、启迪智慧，还可以获得鲜活的素材，触发创作的灵感，诚如苏轼所云，“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3]。 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宋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积极寻求“江山之助”的含义。
赵蕃，字昌父，号章泉先生，与涧泉韩膞并称“二泉先生”。 作为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不但在当时以节操超逸闻名天下，如叶适赞扬他“固穷一节”、“视荣利如土梗，以文达志”[4]，陆游说他“高吟三千篇，一字无尘土”[5]，而且更重要的是，赵蕃的创作成就也很突出，如朱熹称赏说，“昌父志操文词，皆非流辈所及”[6]，方回更认为赵蕃是两宋时期官位不高而诗歌成就斐然的三大诗人之一，“宋人高年仕宦不达，而以诗名世，予取三人焉：曰梅圣俞，曰陈无己，曰赵章泉”[7]。 可见，赵蕃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在南宋中后期诗坛占有重要地位。 赵蕃一生也创作了大量的行役诗，情感意蕴丰厚，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一、赵蕃行役诗创作概述
赵蕃自幼“读书夜达晨”，“膏烛且尽继以薪”(《示儿》)[8]①，同时酷爱游览祖国的名山胜水并从中汲取诗歌创作的题材与灵感。 据其诗所述，他“生平惯行役”(《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行役殆遍江之南”(《过女儿浦》)。 在游览江南各地的山水时，他既能暂时忘掉穷困悲凄的现实生活，又可以增长社会见闻，开阔眼界，享受书中没有的快乐。 当看到如画的美景时，他情不自禁地赞美道，“溪山如许佳，欲画无绝艺”，并即刻付诸诗歌创作———“要当稍收拾，一一付诗里”(《湖州亲旧二首》之二)。 可见，在旅途中，他不仅陶醉在如画的自然美景中，更要忙着收集美妙的诗歌素材。 他认为，虽然旅途总是伴随着劳累，但每一次行程都收获不小，因此，很多地方他曾多次前往或路过：“江天漠漠江云湿，江波浩浩江鸥急。 二十年间几经历，欲论旧事俱陈迹”(《抵南康》)。 为了消除长途跋涉的疲乏，他“典衣市酒宽久旅”(《抵南康》)，酒足饭饱后一觉醒来，又精神抖擞地重踏上艰辛而愉快的行程。
【①本文中引用的赵蕃的诗句，均出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第 4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赵蕃的行役诗数量较多，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从诗题即可看出。 有的题目包含“舟中”、“道中”、“道间”等提示性词语，如《万安道中二首》、《竹岩道间》、《富阳道中遇风感叹作》;有的题目用叙述的方式，告知旅途中发生的事件或经过的地点等，如《将至邬子》、《宿分水》、《饭枫桥铺》、《半江遇风涛，其势危甚，晚示同舟》、《九月二十七日题桂溪铺》、《寒食前一日发黄堰，明日抵定夸，连日逆风吹沙不可渡湖》。 另外，赵蕃的行役组诗较多，如《自安仁至豫章途中杂兴十九首》、《自桃川至辰州绝句四十有二》、《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以及《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等。 这些组诗中，除了少部分诗歌应归入山水诗、田园诗或感遇诗外，绝大部分都是行役诗。 从上述诗题还可看出，赵蕃的行役诗大部分作于秋天(农历七到九月)，可谓“四时意象最爱秋”[9]，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悲秋”传统的重要表现。
体裁上，赵蕃的行役诗有古体，有律诗，也有绝句，但是，数量最多的是七绝和五律。 如《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松原山行七绝》等组诗都是七绝，而《绿萝道中》、《饭枫桥铺》、《十三日逆风舟行甚迟》、《将宿天心寺，以失路遂止野人家》等组诗都是五律。 内涵上，行役诗的情感内蕴往往并不单一，而是含蕴深广。 例如，南朝宋文学家、“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其羁旅行役诗就开创了全新的主题，有学者认为“举凡宦游、思乡、山水，均与自我的羁役之感相融合”[10]。 赵蕃诗中述及羁旅行役之苦的诗，数量上远超描写旅途快乐的诗。 其记录的行役见闻与感受，大部分充满悲苦凄凉的色调，只有写于归家途中的少部分诗歌，尚流露回乡时愉悦的心情。 前者的具体内容比较丰富，有的感慨旅程艰难或孤独寂寞，有的叹息时光流逝或世事变迁，有的哀叹衰老贫病，有的期盼隐逸田园的生活，有的抒发怀友思亲之情。 在具体诗作中，一部分行役诗侧重于上述某一方面的内容，但大部分行役诗都同时包含上述两个或多个方面的内容，如“吾行殊坎坷，此地极淹留。 少欲破万卷，老惟思一邱。 谩言诗作祟，长愧食为谋”(《次韵深父送行》)，既描写了诗人为了生计而奔波的艰难与淹留他乡之苦，又抒发了对隐逸生活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