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中“文气说”的审美体征
摘要：曹丕《典论·论文》是魏晋时期文艺理论的发轫之作，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章学专论的开山鼻祖。曹丕“文气说”是文学创作“才性论”批评的核心命题。自曹丕首揭“文气说”伊始，中国文学界无论是评诗论文或是探讨创作和鉴赏的一般规律皆是从“文气”着眼。故而古代文论纷繁复杂的理论范畴实质上就是由“文气”说承续展拓，从而形成了别具匠心的文艺学批评的价值风范和审美情韵。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气说：文化风范;审美体征
曹丕《典论·论文》是魏晋时期文艺理论的发轫之作，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章学专论的开山鼻祖。曹丕“文气说”是文学创作“才性论”批评的核心命题。自曹丕首揭“文气说”伊始，中国文学界无论是评诗论文或是探讨创作和鉴赏的一般规律皆是从“文气”，着眼。而由“文气”衍生的概念，诸如气味、气韵、气质、气象、气势、气骨等几乎涵盖了整个古代文艺理论体系。可以说，古代文论纷繁复杂的理论范畴实质上就是由“文气”说承传展拓，从而形成了独居匠心的文艺学批评的价值风范和审美情韵。
一、曹丕“文气说”的文化渊源
华夏先秦时期诸家就曾以“气”来诠释宇宙万物的生成规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言“一”指天地未分化前的混沌状态，此混沌状态生成阴阳二气，二气感应和合，生成冲气而成三气，三气生成万物，所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此乃老子“一元、二气、三物”的宇宙生成论的生命模式。庄子云：“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管子云：“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 《荀子》日：“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矽。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皆言“气”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日：“气者，身之充也”。王充评日：“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天之命，以立长短之形。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此皆坦言人的生死寿夭、祸福凶吉和富贵贫贱均是由气之聚散而界定。同时，王充不仅以“气”来解释人的生命精神和社会现象，还模糊的借“气”来阐明人的才性差异并强调人的才性的先天性。同时也可以看出王充的“元气”理论多少具有机械和宿命的审美色彩。
李岚在《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与道家哲学：曹丕“文气说”探源之一》中明确指出：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但是对“文气说”的理论渊源过去多从先秦两汉特别是王充一派的气论溯源，未从道家哲学中寻溯，这是不够全面的。并进而主张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重视主体问题之发端，它对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过深刻影响。由此，曹丕“气”论的思想旨归亦崇尚将气与人的个体性因素相关联，反映出曹丕精神世界中另一格局的生命色彩，即受道家文化耳濡目染的敏感细腻而柔弱温馨的文人情怀。其审美情趣除却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之外，更明显的张扬着道教文化的哲学思辨印记。可以说，曹丕称帝即以“取汉立魏”起家，故而深知以宗教名义突显的虚妄妖异之说的鼓动力量，因此曹操与曹丕皆对道教采取坚决的压制与怀柔并举的谋略。为此，曹丕在施行现实的王道之术时难免就会以清醒冷峻的态度限制、压抑道教，而在感悟生命、体察万物、抒发情怀时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融会道家文化的思想情愫，从而养成了精神世界中反差颇大的双重生命色彩。可以说，道家文化亲和自然、关注生命、追求神仙的思想皆成为曹氏父子论文、写诗、言赋的基本立场，而曹丕深刻观照后世的“文气说”、“文章不朽说”即是以此思想为审美底蕴的文学观念。
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诠释建安文人秉承“文气”说的精髓而以自由超脱、无拘无束、旷达逍遥的文笔来浇筑心中的圣神块垒并将对超越生命的渴望驰骋于文学的广袤沃土或将对功名的执著寄寓于文学话语的诗意天空。观乎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后董卓废帝、群雄并起、东汉灭亡。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早已紊乱不堪，正统思想似乎惶惶然而无栖身之地，儒学自然也无可挽回的衰微消退。观乎东汉后期，统治阶级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皆注重孝廉、乡里评议，而地方官吏察举、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尤为盛行。《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载日：“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嫜直之风，于斯行矣”。曹丕《典论》评日：“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泌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由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就非常生动地反映出士人与政权的诸种间隔距离，它必然导致士人与政权的异心疏离。曹操掌政之后，鄙弃儒学而提倡名法，在选拔人才上不再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标准，主张“唯才是举”，强调实际才能。概因汉末豪门世族崇尚“清议”，文风虚伪浮夸，内容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儒家教义。当时的才性之争，即研究人的才能与禀性关系的理论是直接为当世政治需求服务。可以说，曹丕提倡“清峻、通脱”的文风就是针对时俗弊病而来。概而言之，“清峻”即简约严明、讲究实际;“通脱”则是想言就说、不受羁绊。由此可见，曹丕《典论·论文》的中心在于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其时的文学思想变化集中反映在曹氏父子身上也正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贯通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