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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灯新话永州野庙记》叙事分析
摘要: 《永州野庙记》是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一篇作品，其叙事手法、叙事节奏以及叙事模式都有其独特之处，三者综合起来又让这个看似和一般感应记故事一样的故事变得模棱两可、耐人寻味，从而有多种阐释的可能。
关键词：永州野庙记 空白 模糊 隐喻
瞿佑的《剪灯新话》是明代著名的文言小说，上承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下起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其中的每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这种模仿和创新并存的痕迹，而且不少篇目都引人注目地插入了诗文。《永州野庙记》则是《剪灯新话》中少数几篇没有插入诗文的篇章，写的是书生毕应祥路过永州野庙，受到盘踞其中的蛇妖的迫害，因而向南岳祠告状，在梦中被引到南岳衡山府作原告，使得蛇妖被剿灭，后来又入梦与蛇妖之魂在地府对质，辨明真相，得以增寿。
这看来是一个通常的感应记故事，但是细读之下，又与一般的感应记不同。首先是结尾，一般的感应记，如本篇前一篇《富贵发迹司志》，都会在结尾有照应前文的文字，再三证明感应是真实的。而本文结尾却写至毕应祥梦醒，就戛然而止了。虽然冥王重新给毕应祥批了八字，说他除妖去害有功，特增寿一纪，但是梦醒就结束，有没有增寿一纪，谁都不得而知。何况冥王并没有说毕应祥原来寿命多少，增寿一说就更模糊了。其次，这篇文章虽然和《剪灯新话》其它篇目一样都是采用最能够进行“上帝式”无聚焦模式叙事的第三人称，却没有像书中其他篇目一样进行全方位叙述，而是采用外聚焦模式，从毕应祥的视角切入，写其所见所闻所说所做所想，其所不见不闻不说不做不想则不写。这导致了文章详略安排与通常的思路不同，不仅本可以铺陈一番的斩杀蛇妖的过程写得异常简略，连主角毕应祥的身世形迹也没怎么交代，其心理活动也只是一笔带过，倒是各色人物的话语占了较大比重。所以，这篇小说虽然采用的是感应记的题材，但是在叙事上很有特色。
一、灵活的叙事手法
《永州野庙记》的故事情节可以缩略为以下一个叙事序列：1、书生毕应祥在永州野庙受袭;2、毕应祥在南岳祠投诉;3、毕应祥在南岳祠受审;4、毕应祥在地府作证。这四个序列组成首尾连接式的复合序列，其中第三个序列之中还包含着另一个序列即蛇妖为害一方(这本来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本因，在时间顺序上应该排第一)。其起因、过程和结果图示如下：
序列1，主角和承受者是毕应祥，对象是祭品，助手是道家《玉枢经》，支使者和对头是蛇妖及其同伙(未正式出场)。
序列2，主角是毕应祥，对象是诉状，支使者是对受袭一事的心有不平，承受者是南岳祠。
序列3，主角是毕应祥，对象、承受者和对头是蛇妖及其同伙，助手是永州野庙之神、南岳神及其下属，支使者是维护正常秩序和正义。在它包含的蛇妖作孽这一序列中，主角和承受者是蛇妖和永州野庙之神，二者互为对头，蛇妖有助手社鬼祠灵、神蛟毒虺等，支使者和对象是对永州野庙的地方控制权。
序列4，主角和承受者是毕应祥和蛇妖之魂，二者互为对头，对象和支使者是蛇妖想要报仇，毕有助手南岳衡山府、永州城隍司和地府。
按照这样的序列，作者不紧不慢地展开故事，情节越变越奇，在序列3中间才抖出包袱，前因后果方一目了然。一般故事完全可以到此打住，偏偏又衍生出蛇妖死后不甘、魂灵到地府状告毕应祥这一情节，异峰突起。本来冤魂在地府告状是感应记故事中常见的情节，这里却把正派角色的情节换了反派角色来演绎，令人耳目一新。虽然故事篇幅不长，但是作者的笔触很灵活，挪腾跳跃之间，把一个简单的感应记故事讲述地一波三折、不落俗套。
二、外松内紧的叙事节奏
在序列1中，空间还是永州之野，叙述时间是等于故事时间的，这样就造成一种特别的叙事效果：作者一板一眼地简要叙述了主角逃命的经过，而读者却在短短几句话中着实捏了一把汗。因为通过开头一段文字的渲染，读者已经能够体验到路途的险恶(即使在原始森林大大缩小的现在)，而主角毕应祥似乎是神经比较粗，因为无钱致奠而被追杀，在他眼中则是只是“甲兵甚众”，而他当时想到的自救办法是背诵《玉枢经》，居然须臾之间就奏效了。从“未及数里”被追杀到“须臾，则风收云止，天地开朗”，不过十几分钟时间，主角差点没命，证实了开头所言不虚。这里作者完全可以发挥想象、尽情铺叙一大段的，却只从毕应祥的视角出发，寥寥几笔，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而对照下文野庙之神自言其无法脱身，我们倒要奇怪，一个凡人背诵《玉枢经》就能免难，堂堂神灵怎么就脱不了身呢?
在序列2中，空间开始移动，从永州到衡州祝融峰的南岳祠，叙述时间则小于故事时间。毕应祥并没有像《令狐生冥梦录》里的令狐生那样义愤填膺或《富贵发际司志》里的何友仁那样虔诚祷告，而是继续走神经粗的路线，想起来就投诉一下，然后当夜就被带到南岳衡山府，进入序列3 ，故事空间也就随之移动。
在序列3中，叙事时间基本等于故事时间，但中间夹杂着倒叙和插叙，波澜不断。毕应祥被带到南岳衡山府，又是几笔从他眼中写出神府的肃穆景象。到此处，毕应祥没有大惊小怪，言行举止谨守礼仪，尤其他诉说被袭受惊一段，滴水不漏，骂人不带脏字的手法运用得极好，成功塑造了一个无辜可怜的受害者形象。但是读者关心的是如何处理及其结果，作者偏偏详写人物对话，长长两段话后才有永州野庙之神——一个白须老人出场，然后在他与府吏也比较长的问答中慢慢道出前因，乃是蛇妖聚众作恶，他被软禁，奔告不得，尔后在殿上命“士吏追堪”时又建议直接派神兵神将剿灭，如此蛇妖被斩。虽然斩蛇妖的过程没有直接写，但是士吏追对野庙之神，不过“俄顷”便押到，而一个神将领兵五千去斩蛇妖，“久之”才见鬼卒把巨大三蛇头抬过来。时间上对比鲜明，读者可以想象战况多么激烈。毕应祥回途再经永州之野，看到了野庙“荡然无存”，村氓也告诉他当时的惨烈情景，时间也正是他感梦之时，似乎故事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毕应祥告状取胜，蛇妖被除，路途安全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反派蛇妖到这里还没有发出声音，都是毕应祥和野庙之神在说话。本来殿上命“士吏追堪”，蛇妖还有开口的机会，但是被野庙之神扼杀了，究竟是蛇妖太凶恶还是野庙之神有隐情呢?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野庙之神口头提供的证据上，毕应祥并未见到真凶;野庙之神无法逃出，而毕应祥诵《玉枢经》即得免;两相对照，颇有疑点。
叙述空间是从毕家移到地府，叙事时间基本等于故事时间。毕应祥到地府，才知道蛇妖之魂在那状告他乱告状使得蛇妖全族被灭，二者遂对簿冥王公堂，由于南岳衡山府和永州城隍司回文给毕应祥作证，蛇妖词穷被罚，冥王给毕应祥增寿，毕随后梦醒。这里蛇妖虽然发出了声音，但是建立在永州野庙之神的指证基础上的一切证据都不利于他，只能就范。另外，前面已经说过，毕应祥增寿一说还很模糊。
由于叙事时间等于或小于故事时间，作者的叙述很简洁，尤其是在紧要处，诸多的空白之处给了读者较大的想象空间，看似流水账的叙述，暗中却波澜起伏。而且相对其他志怪题材的篇目而言，这篇故事在题材上并不新鲜，不外是蛇妖作恶，苦主告状，神仙出头斩妖，如果大肆铺排就俗之又俗了;而用简笔，粗看之进展不快，细看之则时有惊心动魄之处，节奏外松内紧，熟中生出巧来，反是一个亮点。
三、模糊和隐喻的背后
《永州野庙记》整个故事都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如蛇妖隐喻着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即地头蛇)，南岳衡山府和地府隐喻人间的官府，在时间上也是过去时。“第三人称故事是名正言顺的‘主人公的故事’，在这里，文本的‘完成式’格外引人注目……用布托的话说：‘这是一个与今天断然隔绝但又不忍远离的过去，这是一个神秘的不定过去时。’”这个故事说的是元朝大德年间的事，但读者并不会受此限制，因为在中国占地为王的事从古至今数不胜数，何况作者瞿佑是由元入明之人，亲身经历了元末的战乱，这个故事完全可以看作他对战乱的记忆：军阀独霸一方、作威作福，百姓忍气吞声，渴望有权威人士主持正义、恢复和平。故事里是书生毕应祥死里逃生后告状，在神仙的帮助下彻底消灭了作恶的蛇妖，并且实地映证了其梦的真实。这“赞颂主角穿梭往来于阴阳两界，据理力争，实即强调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共同性，提醒人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共同法则以顺利实现从梦幻到现实的过渡”。不过文本具有多重阐释性，不管作者的创作意图如何。综合前述，《永州野庙记》在时间和细节上都有模糊之处，这为此文本的多重阐释打开了出口。
这个故事的主角很奇特，作者没有写他的家世、外貌、性格、事迹，连他的心里活动都很少，他在性命攸关时还能清楚地背诵道家经文，在南岳衡山府言行举止丝毫不乱、文质彬彬之极，在地府慨然与蛇妖对质。多年来路过永州之野的人多矣，是否只有他不设奠却能保住性命?是否只有他投诉?或者他只是恰好投诉对了地方?南岳衡山府直到毕应祥前来告状才知道有人在永州野庙作恶?我们不得而知。他没有展现余善文那样的文采，也没有令狐生的激愤，也没有成令言的飘逸，可谓面目模糊。从他的言行来看，他的确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胆子大、敢站出来说话，他的名字很应景，真的是逢凶化吉、造福他人。可能作者是想让他作为书生的代言人，故意不给出具体的形象，所以成了扁到极致的“扁型人物”。蛇妖的形象则是“一白衣绛幘丈夫，形状甚伟”，没有被刻意丑化，和他的原身巨大朱冠白蛇相称。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永州野庙之神，其形象是“白须老人，乌衣道服”。在前面我们分析了故事文本种种模糊之处，由于故事在毕应祥梦醒处戛然而止，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他是让过者设奠再放行的始作俑者，蛇妖霸占了他的地盘后照样学;或者他和蛇妖是合作关系;更或者都是他作恶，蛇妖只是住在永州之野、没有作恶;而他在被传到南岳衡山府时就把罪责全推到蛇妖身上，并且扼杀了蛇妖申辩的机会，在蛇妖死后又把责任推到毕应祥身上，既保全了自己，又消灭了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说这三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蛇妖之魂在地府中的申诉有可能是真话。毕应祥、南岳衡山府毕竟都是听了野庙之神的一面之辞作出判断的，而蛇妖实在太符合“地头蛇”这一令人深恶痛绝的形象，野庙之神得以蒙蔽了所有人，逍遥法外。比起蛇妖作恶，权力部门信息落后、官员蒙蔽视听，百姓易被煽动愚弄、法制的不健全，这是更残酷丑恶的现实，故事的主题就更加复杂而深刻了。
在这篇作品里，作者尽量保持了客观冷静的态度，让叙述者的声音尽可能小，这是古代文言小说里很少见的。也正因为此，文中有不少模糊之处，耐人寻味，也许正像德国浪漫主义批评家F希格勒尔指出的“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性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捉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
参考文献：
[1]周伽楞.剪灯三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乔光辉.《剪灯新话》的结构阐释.2002年版.
[4]童庆炳.文学理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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