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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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因素，应该在思想方法上排除以农耕经济为根源的先人之见以及将灾荒、战争等偶发因素视为主要驱动力的观念，应该努力从文化中去追寻原委。由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引发的同姓不婚、早婚早育的婚姻制度、长子继承制和养儿防老的观念等等促进了我国历史上人口的繁衍;国家的赋税制度与溺女婴的习俗则是传统社会有力的人口调节器。虽然因社会的更革，旧因素逐渐削弱，新因素不断产生，但传统生育观念仍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处理好人口与社会承载能力的关系，还应从调节社会文化结构入手。
关键词：人口;文化因素;文化结构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13亿，而且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60亿，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中国的人口优势并不是在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根据金斯利·戴维斯等人的测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说：“从国家首次出现到基督教开启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从8700万上升到22500万，新人口的总数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罗马帝国、中国汉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国的疆域中生活。”据历代官修史书记载，18世纪以前我国古代人口最盛时达到6000余万，其间在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有时损耗到1000余万，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户口隐匿、虚报和人口流亡、疆域变动，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复原人口数量的人口史学家那里曾产生过极大的怀疑，但是如果由此说中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了人口大国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史研究中影响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来，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长率、水旱蝗灾、瘟疫疾病，社会因素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人口政策、赋税徭役制度、婚姻习俗、财产继承制度、养老、宗教信仰、性别比例、战争等等，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这项研究存在两个倾向性问题，在思想方法上由于接受了某些现成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验之见，在材料分析上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理解显得杂乱无章。请先从思想方法说起。
一、人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理论，如杨宽谈到战国人口状况时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路遇、滕泽之也说“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持这种历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另一种流行的思想认为农业经济天然具有刺激人口无限制膨胀的作用。例如今年有一篇文章说：“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就形成自然法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传统，又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另一篇文章说：“农业生产和小农式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对劳动力尤其是对男劳动力的追求，便构成了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较高的根本原因。”甚至有人说：“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那就是小农经济。”我国历史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而无论什么问题总想找出一个经济原因来，这个先入之见很容易掩盖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实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从事农耕的民族都想多生孩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比克瓦拉人从事农耕和采集狩猎的混合经济，他们把一年分成两个时期，从10月到3月在潮湿的河谷中烧林整地，种植木薯、包谷、烟草、豆子、棉花、花生、葫芦，3月以后是旱季，他们离开定居的村落，分为几个小群队，四处流浪，寻找猎物。据报道：“南比克瓦拉人生的小孩数目不多……没有生小孩的`夫妇并非罕见;只生一两个孩子似乎是相当自然平常的现象，很少在一个家族里看到超过三个小孩的情形。小孩断奶以前，其父母不准同房，而小孩通常要到三岁的时候才断奶。母亲把小孩带在大腿旁边，用一条树皮或棉布做的宽带子绑住;如果要再多带一个婴孩的话，她便无法背篮子了。他们游走不定的生存方式，再加上物质环境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异常小心，必要的时候，妇女毫不迟疑地用机械性的办法或用植物药物来引致流产。”看来决定南比克瓦拉 人主动节育的原因是他们的不常厥居而不是农耕经济。以休整土地、施肥、灌溉、锄草为表征的集约农业确实是刺激人口增长的因素，在我国历史上，集约农业是李悝为魏文侯推行尽地力之教时出现的，它本身就是人口相对过剩的结果，那么在此之前的人口剧增必然另有原因，由于战国以后中国陷入了强化生产与人口增长的循环矛盾运动中，遂使我们将人口问题统统归因于农业及其集约性了。至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明显是与古代社会保障体制中的家庭养老模式相关，无论这个民族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生活方式，只要社会不承担这项职责，这一观念都会产生，它与农耕无关。“传宗接代”是由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一个家族要想长久维持他在社会上的地位，首先要实现家族内部的团结，就需要产生一个法定的宗子统领族人，否则，这个家族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这一意识由权势之家扩散到社会下层，就产生传宗接代观念，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既是农业经济又实行宗法制度，就把它理解为农业经济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