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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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关键词:考据;诗歌;学人之诗;性灵派;常州诗派;肌理派
本文所说的“常州诗派”是指清代乾嘉年间,常州一郡八邑诗人群中那些诗歌风格比较接近,在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上彼此有交流的诗人群,包括“毗陵七子”、赵翼、钱维乔、左辅、管世铭、钱孟钿、王采薇等人。其中的赵翼是着名史家,孙星衍、洪亮吉皆为知名学者,三人与“肌理派”始创人翁方纲皆有来往,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他们的诗作中均有学人之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乾嘉年间学术语境的驱使,即考据之学对诗歌的影响,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明显地把考据的思维方法、做学问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渗透到诗歌创作中。另一方面取决于诗人自身的诗学理念、知识结构、写作习惯。诗歌受制于学术,而学术语境源于政治气候。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诗虽小道,然实足以觇国家气运之衰旺。”赵翼亦云:“诗文随世运”,他们都充分认识到诗歌与世运之关系。事实上,诗歌与学术、政治、社会之间总是相互关联、声息相通。以诗歌为窗口,可以洞悉学术动向、政治气候、社会兴衰,这是诗歌的认知价值、历史见证价值之体现。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是文化集大成时代。这既是稽古右文的时代——“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众彦趋如云。”研经致高位者的确不少。这又是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在政治整肃下,“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成了文人普遍的心态。统治者的意识往往就是统治意识,“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为了避祸趋利,许多饱学之士在文化政策引导下投身考据,加上学术自身的发展,到了乾嘉年间,考据成为显学。正如梁启超所言:“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一隅不仅是学问之邦,而且是诗歌部落。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洪亮吉与常州诗人群述略”中论之甚详,在此不赘。乾嘉年间,考据在文事中处于显赫地位,强势奄袭,侵入诗歌清净之地。
一、乾嘉诗坛考据、诗歌关系之鼎足而三
在乾嘉诗坛上,对考据与诗歌关系的认识可分三派:“据诗排学”、援“学”人诗、“以学为诗”,它们分别以袁枚、洪亮吉、翁方纲为代表。从此可见当时诗坛上对考据、诗歌关系认识的截然不同,亦可看出考据对诗歌的影响及其各自所属的三种诗歌流派风格、理论上的差异。
(一)袁枚的“据诗排学”
孙星衍中年转向学问之途,诗歌创作渐趋边缘化,在其诗作中,特别是致力考据后所作之诗,“以学为诗”现象十分明显。唐仲冕在《芳茂山人诗录》的序言中称赞孙星衍之诗“此真合考订词章为一家,而各造其极者也”。杨文荪称说:“吾师渊如先生……中年之后,覃精汉学,校勘群籍。袁简斋太史以为遁入考据,至贻书相责。不知先生之诗之工,犹夫少日也。”他们的说法皆有为贤者讳之嫌。袁枚在给孙星衍的信中则说:“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此乃感觉,并未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他在《随园诗话》卷九中说:“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此说部分源于《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此说是针对当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现象而言的。孙星衍生活的乾嘉年间考据盛行,从事考据者往往好写诗,诗人常常爱考据,以致于“以学为诗”现象比较普遍。袁枚从诗歌功能上立论,认为抒发性情乃诗歌天职,“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这是借朱筠之论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他认为把考据之才用于诗歌创作者即不会读书,“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考据家不可与论诗。”然太不知考据者,亦不可与论诗。”袁枚认为不能用考据思维论诗,但无学问亦不能论诗。创作诗歌时,“学问”只是“背景”、“配角”。袁枚认定“满腔书卷”者不宜作诗,且为之指明努力方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他认为从事考据与写作骈体文可尽显学问,这是满腔书卷者的最佳舞台。他以为“书卷”与诗歌方凿圆枘,龃龉不合。“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这是对“以考据为诗”诗坛现象如实生动的描绘,孙星衍的一些“学问诗”即是如此。“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确认诗歌是用来抒发心灵的,与学问无关。诗歌史上许多“天籁之作”的确是直接吟咏情性的结果,袁枚此说是对钟嵘“直寻说”的承袭。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与“用事”无关。“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但不能因此一概否认学问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诗歌并不排斥“知识”、“学问”,相反,有时需其支撑。自古以来,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腹经纶,袁枚本人即是饱学之士。后来他对偏颇之处进行了修正,“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诗“真”需性情,诗“雅”靠学问,这比此前一味排斥学问要圆融合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