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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时间:2020-12-09 16:47:46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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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摘 要: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着天人工参的历史时势下人的本质悲剧,用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成功地展示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美,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人的悲剧力作。因此,《史记》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蕴,它彰显了人的悲剧精神,表现了彻悟人生、历史和无法超越的悲剧意识,揭示了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宣告了历史的困惑和文化的悲哀。所以,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史记》;悲剧意蕴;悲剧精神;悲剧意识;悲剧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着天人共参的历史时势下人的本质悲剧,用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成功地展示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美,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人的悲剧力作。因此,《史记》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蕴,它彰显了人的悲剧精神,表现了彻悟人生、历史和无法超越的悲剧意识,揭示了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宣告了历史的困惑和文化的悲哀。所以,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悲剧意蕴之一――悲剧精神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第一卷)根据《史记》研究学者韩兆琦先生考订:“《史记》全书所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2],而每一个悲剧人物的毁灭都闪烁着对残酷命运、黑暗政治、不公世道不屈不挠的强烈抗争精神,都张扬了悲剧主体为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勇于牺牲的悲剧精神。

  伯夷和叔齐是商朝遗老,义不食周粟,行将饿死时作歌辞:“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伯夷列传》)战国刺客豫让为报答智伯的知己恩遇,变为刑人,又漆身吞炭,屡屡刺杀赵襄子,最后失败被俘。自杀前他请求道:“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史记・刺客列传》)这就张扬了悲剧主体舍生取义,为捍卫道德信念殉身的悲剧精神。

  项羽逃亡时拒绝了乌江亭长急渡过江的好意,“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史记・项羽本纪》)田横自刎之前说:“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史记・田儋列传》)他们不媚俗贪生,也不屈身事人,这种来自骨子里的傲气体现着人性的高贵和王者的风度,从而超越了个人,超越了胜败,超越了生死,体现出悲剧主体永恒的生命价值。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在反抗中体现出的独立意志和主体力量,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困难厄运抗争的主体精神与生命活力,显然就是贯穿于《史记》的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

  悲剧意蕴之二――悲剧意识

  清代作家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老残游记>序》)可见,太史公是在一种极端忧愤、压抑中著书立传的,《史记》是其精神寄托,也是其悲剧的呐喊,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注入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在司马迁看来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注定了人类确证自己独立意志和存在价值的结局最终也必然是悲剧性的。晁错为巩固中央政权,不顾诸侯割据势力的'反对,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力行削藩,然而,袁盎几句谗言,汉景帝便将之斩于东市。李广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与匈奴浴血奋战七十余次,威震天下,功播遐迩,不但得不到封侯之赏,反而被当权者有意压制,不堪面对刀笔之吏而引颈自刎。郭解赈人之急,解人之危,竟被舞文弄法的公孙弘诬以“大逆无道”(《史记・游侠列传》)的罪名而被灭族。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司马迁深深地感受到人道的残酷。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中,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完全由他的道德、他的才能或他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人道决定的。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主要是不道德的历史造成的,在司马迁看来在不道德的历史上人类的终极命运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司马迁认为,人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人的悲剧意识也是无法彻底超越的。正是在这里司马迁建立起自己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是痛彻历史和人生的。

  悲剧意蕴之三――悲剧文化

  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3]。

  《史记》最深层的悲剧意蕴表现在它对发生在历史上的诸多悲剧从文化层次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自身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悲剧,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悲剧。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皇权专制政治,向它的特性大步前进,因而在大一统的文化掩饰之下,尽量发挥出它的毒害的时代”[4]。所以,汉武帝对文士“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汉书・东方朔传》),大臣们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汉代这样一个以霸道、无道的现实取代王道理想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文化理想被混乱的现实摧毁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富有悲剧性、充满悲剧意识和悲剧人物的时代。《史记》从文化的高度以深刻的道德理性批判精神审视社会历史,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本质,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文化根源。所以,司马迁体验到的悲剧已经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历史,对于人类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恒久的价值,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是蕴藏于《史记》中的最深层的悲剧意蕴。

  综上所述,《史记》的悲剧意蕴所蕴含的三个层面――悲剧精神、悲剧意识、悲剧文化是一层一层往前递进的。《史记》以悲剧的内蕴反映了历史与道德的冲突,凸显了作者追求生命主体的存在价值;《史记》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升华为对人世、人情和人性的深沉探索,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史记》从社会历史、文化机制等方面揭示出悲剧的根源,从哲学的层面上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内涵。这三个层面紧密交融在一起,体现出《史记》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92-193.

  [2]韩兆琦.《史记通论》[M].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1984,187.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6.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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