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诗经》的诗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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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时代的“诗言志”与辞人的“发愤以抒情”，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诗学系统，其诗学上的理据就在于，前者固持着社会。后者关注着个体人生。社会与自我，珠联而壁合，一个偏重主观言志抒情的诗学传统得以塑成。
关键词：《诗经》;楚辞;诗学意义
诗歌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透过诗人的个性体验的产物。如果说，《诗经》主要反映了黄河流域一带中原礼乐文化的特点：那么，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显然带有浓厚的江淮流域的地方色彩。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楚辞呈现了一种与中原《诗经》的风雅之声大为不同的“奇文”风貌，呈现了一种充满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炽热情感和幽丽想象。
巫风楚语，这是辞人情感言述所呈现出的重要特征之一。之所以如此，显然与楚地的巫文化有关。
楚国是一个巫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古代文献中对此有片断记载，《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淮南子》说：“荆人鬼。”《吕氏春秋》云：“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列子》说：“楚人鬼而越人。”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m甚者，一些楚王还带头倡导巫风：“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而灵王鼓舞自若”;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身辱国危。”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春秋战国南楚古墓中发掘出来的竹简、帛书、帛画等文物，也无不散发出浓郁的巫文化气息。杨义先生说：“楚辞诗学的根基，须从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文明的特征和长江民族的性格中去寻找。”显然。用楚国的这一巫文化语境来解释楚辞的这一“奇文郁起”、诡异谲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巫文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宋人黄伯思还表述过这样一种意见：“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以此寻绎辞人的情感吉述，显然这也是楚辞情感物化情态之事实。
由是观之，楚辞可谓是一部少数民族的诗歌总集了。但是，就是这一巫风楚语的楚辞，“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其产生不久之后的汉代。无论是推崇，还是贬抑，它就已被作为一种与《诗经》前后相继的诗学系统来继承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这一情感言述史之现象?
在译文版《楚辞》的前言中，霍克斯曾提醒过我们：“正是在中国古诗中，我们能够找到一切诗歌之双重源泉的迹象：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情感表达和人作为独特灵魂个体的情感表达。”
《诗经》时代，个体在“封建”的社会结构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归依之处，礼德所塑的社会价值就是他们所需要践行的价值。礼盛乐明，他们沉浸在整个社会的欢腾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虽然我们也看到了价值失落后的及时行乐与自适其适，可就整体而言，个体还是能够在悖离的礼德社会中找到其人生的归依与确认之处。由儒家所揭示的“美刺”精神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无疑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这也可以从《诗经》所昭示出的忧患精神当中得以确认。一部《诗经》“忧”字前后出现八十余处，其中《大雅》仅9处。《小雅》40处。其余均出自《国风》。可见，变风变雅也着实昭示出了一种新的人生情绪。但细加寻绎，《诗经》作者群所“忧”之事皆极具体，几乎看不到“终极性”的痛苦体验，如《汉书，艺文志》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里没有灵魂无所措依的人生失据之感。《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作者自称“士”，可能是个破落的贵族，据闻一多《风诗类钞》。此诗之忧。在于“家室之无乐”。食桃、食棘都是“已成家室”的隐喻。“家室”之忧“其谁知之”，又隐含着不被他者理解的精神痛苦。《豳风・七月》云：“嗟我妇子，日为改岁，入此室处。”;“嗟我农夫，我稼既同……其始播百谷。”[111(12-414)作者自称“农夫”。生活在宗法社会的最底层。此诗之忧，在于“此室”的简陋和“宫功”的繁重。一声长“嗟”，又隐含着对不完美、不公正的人生际遇的感伤。但是，不难看出，无论是“士”之忧，还是“农夫”之忧，这里都没有就“道体”本身的无限探索或省思，而是有感于现实生命里事物的直曲对比而产生的一种真实的生命感受。不言而喻，这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情动于中，自然而发的一种社会情绪。而非是灵魂无所措依的一种人生失据。
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封建”的社会秩序走向解体，新兴的士人阶层崛起，社会已有的`价值秩序遭到破坏。于是，这～新兴群体“纷纷则已言道……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士志于道”成了这一群体的一个基本的人生固持。作为士人阶层的诗人屈原也是一个“独立不迁”以道自任，“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的“道”即“美政”没有实现。诗人不幸诗家幸，于是，屈原“发愤以抒情”，开始了一场有关人生出处，或者关于个体价值安放于何处，这一有关灵魂之旅的带有“终极性”价值思考的寻绎。郁白先生曾指出，在《楚辞》中：“个人已断开了与外部世界相连的脐带，得孤独地去面对双重天地：他已久违的外部世界，和由梦想及幻影所构成的内部世界。”这个时代，原有的价值体系遭到破坏，人生何去何从都需要予以全新的思考。没有人负责价值评价，价值评价掌握在士人阶层自己的手中，这就是“士志于道”之固持。而理想的固持。无疑需要付出代价，也就是需要孤独地去面对上述所言的“双重天地”。因为人除了作为社会成员存在外。还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思考着个体人生而存在。可见，“诗言志”与“发愤抒情”，如果绕开儒家对于“情志，一也”的过于纠缠，我们会发现，这着实是昭示出了两种不同的情感言述情态。
“言志”与“发愤抒情”，一方面固持着社会。一方面关注着个体人生。社会与自我，珠联而璧合，一个偏重主观言志抒情的诗学传统得以塑成，一个完整的抒情精神也由此而奠成。《诗经》与楚辞，之所以成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诗学系统，我们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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