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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1】
[摘 要]通过高等院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的建设，充分挖掘校内外相关课程资源，可以通过提高教师的课程资源开发意识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以推动教学方式信息化等进行课程资源建设。
[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资源;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20世纪末，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发展使各高校教育资源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
2003年为保障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提高办学质量，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实行“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并于同年对部分高职高专院校进行试点评估，在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导向下，各高校加大了在教学基本建设的投入，加大力度建设多媒体教室、语音室、教学机房以及校园网，为学校的课程资源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资源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但是高等院校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上并没有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发挥，甚至在资源建设的意识和课程资源观念上处于中小学之后。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近几年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略陈于此，以求教于方家。
一、提高教师课程资源开发意识
教师不仅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也是进行课程资源开发的主要力量，其本身就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提高教师课程资源开发意识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开发的前提。
“课程意识是一种统筹全局、注重长远效果的民效理念，教师的课程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因此，课程意识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它对于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1〕
2012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把高等学校的精品课程资源分为基本资源与拓展资源两大部分。
其中，基本资源是指基本资源指能反映课程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核心资源，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料目录和课程全程教学录像等反映教学活动必需的资源;拓展资源是指反映课程特点，应用于各教学与学习环节，支持课程教学和学习过程，较为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辅助资源。
例如：案例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学科专业知识检索系统、实验实训系统、试题库系统、作业系统、考试系统，课程教学、学习和交流工具及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建设的网络课程等〔2〕 。
在实施方法中，教育部将课程资源分为基本资源与拓展资源两大部分，其中拓展资源以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教学资源位特点。
不难看出，课程资源的内容不仅仅包含传统的教材、教学大纲等，还涵盖了与本课程有关的其他一切教育资源，这就要求教师改变之前“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可完成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观念，最大限度的捕捉并利用教材之外的课程资源。
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具有强烈课程资源开发意识的教师可以更好的将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按照时代发展进程，“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夏金元)、元朝、明清等时段，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兼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为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中古代士人的人格精神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有着巨大的影响。
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题为例，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爱国史。
屈原为楚国上下求索，“虽体解吾犹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秦灭楚国之后，他也自沉汨罗，昭示爱国之情;西晋灭亡之后，面对东晋士人“风景不殊，山河之异”的感慨，王导以“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鼓励南渡诸人;安史之乱后，辗转流离的杜甫在听说官兵收复河南河北之后，“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寥寥几句把一家老小收复失地的喜悦展露无疑;陆游在弥留之际仍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并告诫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抗金名将岳飞一生“尽忠报国”，以“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自律;林则徐贬谪伊犁时常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秋瑾在留学途中写下了“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面对近代中国的孱弱，麦孟华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思想与行为对于当前大学生人格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如中国古代文学“思乡”主题为例，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农业文明使先人们具有强烈的故乡情结，但士子为求功名又多宦游在外，反映在文学中就形成了“思乡”主题。
从战国屈原“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到汉末文人“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到唐韦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到宋苏轼“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到元戴良“湖海未归客，风尘多病身”到明吴承恩“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再到清崔岱齐“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等等，无一例外的反映了古人对故乡深沉的眷恋。
教师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搜集发掘中国古代文学中与“爱国”“思乡”相关的内容，并且通过课程资源建设积累下来，在授课时便可以更为灵活的用于教学中，还能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们对古代士人的“爱国”、“思乡”情结产生共鸣，激发其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提升教师的课程资源开发意识，及时进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充分挖掘校内外相关课程资源，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也是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要求。
二、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方式以纸质教材或参考书为依据，以教师口授、黑板书写为主要教学手段，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记忆为主的模式。
但是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课程的设置逐步由基础型、理论型向应用型、实践性转移，“中国古代文学”的课时也被不断的压缩，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全方位的实现课程目标，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信息化教学方式的优势愈来愈凸现出来，但是信息化教学方式并非指简单的运用幻灯片、多媒体教学，而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课程资源建设，通过网络使教学信息公开化，教师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对教学内容进行交流谈谈，突破了传统的“教师-教室-学生”的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式中，教材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唯一的媒介。
以古代文学的教材选用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选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选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后，高等院校多采用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随着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不断更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也呈现多样化，如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与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相比，新的文学史更注重将新的学术成果引入教材之中。
但即使如此，基于任何一次新出土文献都有可能证实或颠覆现有的文学观念的事实，教材也无法体现学术发展的时效性。
以词为例，词与诗并列为中国古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体裁，“唐诗宋词”也可作为中国文学的最为辉煌的成就之一。
但由于现存文献的缺失以及唐民间词的散佚，学界对词的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认识一直不明晰。
直到1900年，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中出土了几百首抄写的唐民间词，向世人展示了曲子词的初始状态，填补了词发展初始阶段的空白，为廓清了词体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史料依据。
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3〕 在这段话中，他认为学界将孔壁出书、汲冢书与甲骨文作为中国学问的三大发现是不完整的，因为敦煌及西域木简、敦煌千佛洞中唐人书写的卷本及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等，任一皆可与孔壁出书、汲冢相比较，文学史中的部分文学观念需要随着新出土文献的发现而改变，课程资源的建设恰好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以教材为主的单一教学资源，可以通过不断更新学术成果向学生提供学界的最新成果。
当然，传统以面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不仅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同学之间也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探讨，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学术指导，所以课程资源建设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教学。
在课程资源建设与传统教学方式之间，最为理想的途径即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弥补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教师口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建立一套不断补充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由教师讲授、学生做习题、学生自测、教师与学生交流等一系列环节组成的现代教学系统。
这个系统既能够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网络课程资源，还可以随时辅导学生学习，为学生自学和自我测试提供有效帮助，不断更新和不断自我完善。
〔参 考 文 献〕
〔1〕孙立芹.高校教师的课程意识与专业发展〔J〕.河南社会科学2009，(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EB/OL〕.(2012-05-21).2012
〔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33.
《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影响【2】
【摘要】明代之前《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尤其对古代文学创作影响不大，并未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文心雕龙》在史学上的影响甚至超过它对文学的影响。
从《文心雕龙》影响史的角度考察，《文心雕龙》不是一部文学理论的著作。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学理论;影响
《文心雕龙》近现代以来享誉甚高，《文心雕龙研究史》前言称其“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个结论从今天文学理论研究的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定位，当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论。
但把《文心雕龙》还原到历史的古代文学理论中，当我们追溯它对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对古代文学刨作的影响时，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文心雕龙》的影响微乎其微，它在古代尤其明代之前并不为人所看重，地位一般，更谈不上拥有今天显学――“龙学”的荣耀。
本文旨在还原《文心雕龙》的真实历史，籍以反思《文心雕龙》的性质，以求给《文心雕龙》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
一、《文心雕龙》在南朝的影响
《文心雕龙》产生之后到底引起怎样的反响?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可见《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并未引起时人的注意。
故刘勰意欲效仿左思作《三都赋》籍皇甫谧之誉而称重的方式，想借助于当时的文学领袖沈约，可惜《文心雕龙》只是受到沈约个人的激赏，似乎没有普遍地流播，形成“洛阳纸贵”的景象，所以《梁书》用了“然”字转折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潜在的意思是此书在士林响不是很大，故而《文心雕龙》没有达到刘勰所期望的轰动。
尽管《梁书》本传又载：“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但本传没有说明是《文心雕龙》的缘故，且关于萧统与刘勰交接的情况，史书中别无他言记载。
据牟世金先生根据萧统与其他文士们交往的情况，列举大量的例证进行考辨，认为他们“或尚在职，或已离去;或官位较高，或与刘勰全同;或生离死别，或赐诗助财;或图像，或游宴，涉及面甚广。
故昭明‘好士爱文’，信非虚言。
然于刘勰，生无一言可志，别无一语相赠，死亦漠不关心(刘勰必死于昭明之前)，则二人之关系以及所谓‘深爱接之’的程度，可想而知矣。”“刘勰与萧统的关系不深，可能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有关，但在一二年内，也是可以建立‘情实亲友’的深厚关系的。
果如此，刘勰或者不会很陕就离开东宫，或者是撰经将毕，必任以其他东宫官职，何至于使他愤而落发出家!”关于萧统与刘勰卒年的前后，有所争论，牟先生的观点不―定正确，但他通过萧统与其他文士交往的具体情况，却可以用来反观萧统对刘勰的亲密程度，也许刘勰的才能没有引起萧统足够的注意，刘勰在极其重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梁代皇族集团中并未受到特别的礼遇。
当然，《文心雕龙》诞生之后，也不是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但是范围太小。
它在南朝被征引，就现存文献的记载来看只有一条，那就是在萧绎《金楼子・立言》中，其云：“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又云：“古来文士，异世争驱。
而虑动难固，鲜无瑕病。
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
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可拟于昆虫，施之尊极，不其嗤乎!”而《文心雕龙・指瑕》云：“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难。
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紧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
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拟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王利器先生曾说：“《文心》于‘可不慎欤’之下，一滚说下去，《金楼子》无端分为两截，非也。刘彦和时代较梁元帝略早，当彦和此书于沈约之后，约‘大重之’。其时《文心》必因而流传，故梁元帝得以节录之耳。此尤为《文心》一书写成于齐，流行于梁之的证也。”
王利器先生说萧绎袭用了(当然也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动)《文心雕龙》，的确也有这种可能性，但为何萧绎没有说明引用刘氏之陈言，原因很难为人所知。
同时王利器先生由一个孤单的例证遂下了“流行”一语，似乎欠妥。
孤证不立，这是文献学的常识，没有其他任何相似的例证，能够证明《文心雕龙》流播之广。
萧绎之所以能够录用，可能与他藏书之富有关，《隋书・牛弘传》载：“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他人未必能够注意到，《文心雕龙》的影响并不是很深广。
二、《文心雕龙》在隋唐的影响
《文心雕龙》在隋唐两朝为人征引较少'同样说明了时人对其关注不够。
尽管《文心雕龙》的一些思想与言论为人所袭用，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体现在史学方面，而在文学领域并不昭著。
即使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艺术传》的序言中暗用了《文心雕龙・正纬篇》“真虽存矣，伪亦凭焉”一语，但这只是说“艺术之兴”过程中“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伪互渗的事实，而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不大。
姚思廉所撰《梁书・文学传下》和李延寿所撰《南史・文学传》皆置刘勰为一传主，都突出《文心雕龙》论“古今文体”之意，前者甚至还引用了《序志》一篇，但姚、李二人认为《文心雕龙》一书是讨论各种文体的著作，并非单纯讨论纯文学意义上的文体。
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说：“近日刘勰《文心》、锺嵘《诗评》，异议风起，高谈不息，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辨荆蓬之妙。”―方面说明《文心雕龙》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另―方面也暗示了人们对《文心雕龙》褒贬不一，没有达成共识。
现在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对唐代文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刘勰“风骨”的思想上，陈子昂的“汉魏风骨”论、殷瑶《河岳英灵集》对“风骨”的重视等都说明了唐代“风骨”的精神与刘勰相通。
笔者认为，“相通”只能代表他们的精神有相似之处，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观念就受到了《文心雕龙》深刻的濡染。
原因一是“风骨”一词，最早并不是由刘勰提出，沈约《宋书・武帝纪》就说宋武帝刘裕“风骨奇特”，“(桓)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日：‘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虽然是评论人物的风貌，但意义却是和文学上的“风骨”相近，二是这些文人在谈及风骨的时候，从未直接标注过刘勰或《文心雕龙》等字眼，由此，我们很难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风骨”一词及其思想直接就来源于《文心雕龙》。
至于象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诗歌批评著作，虽然相对于其他著作引用《文心雕龙》多一些，但《诗格》、《诗式》等这一类著作本来品格不高，属于童蒙一类的读物，所以影响也不大，至少说明《文心雕龙》的思想在唐代并不为人所看重。
有论者认为《文心雕龙》在唐代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刘知己的《史通》上。
汪春泓从思维方式、“宗经”思想、叙述体例及方式和对古代文化史的看法等四个方面认为《史通》受到《文心雕龙》很大的影响。
不错，《史通》对《文心雕龙》的评价还是很高，它在卷十《内篇・杂述》中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之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刘知己在其后又说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实际上表明自己要学习刘勰等前贤纠正时弊，破除虚妄之事。
但汪春泓先生用了相互比照的方法来说明《史通》受到了《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认为这只能揭示了《史通》在史学的某些精神上和《文心雕龙》是相通的，并不足以说明《史通》从框架到具体的叙述方式上都受到了《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知己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史通》很多方面继承了《文心雕龙》，《史通》一书明确用《文心》之语来阐述自己观点的有两处，卷十八《外篇・杂述下》说：“昔刘勰有云：‘自卿云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引自《文心雕龙・才略篇》，这也仅仅用来说明历史的一个事实，与具体的史学观念关系并不是很大。
另外在《杂述下》还说：“(扬雄)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刘勰《文心》已议之矣。”
《史通》明言《文心》的只有此两处。
暗用《文心雕龙》之语的几乎没有，有论者说《史通・叙事》云“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后两者缘自《文心雕龙・神思篇》。
其实这只是一个极常见的典故，不见得就是来源于《文心》。
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心雕龙》对《史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唐初著名史学家颜师古在《匡谬正俗》卷五中关于史书的赞语说道：“刘轨思《文心雕龙》虽略晓其意，而言之未尽。”对《文心雕龙》评价也不高，甚至把《文心》的作者都弄错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颜师古轻视《文心》所致。
三、《文心雕龙》在宋元时期的影响
《文心雕龙》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影响较之于前有所增强，作为文献记载，它见于《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等。
然而在他们的叙录中对《文心雕龙》评价却较低，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写道：“《文心雕龙》，右晋刘勰撰，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赞。
云：余尝题其后日：世之词人，刻意文藻，读书多灭裂，杜牧之以龙星为真龙王，摩诘以去病为卫青，昔人讥之，然亦不足怪，盖诗赋或率尔之作故也。
今勰著书垂世，自谓：尝梦执丹漆器，随仲尼南行。
其自负亦不浅矣。
观其《论说》篇：“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后人追题。
是殊不知《书》有论道经邦之言也，其疏晷，殊过于王杜矣!”指出刘氏之纰缪，对其过分自负也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说明《文心雕龙》并不为文献学家所看重，甚至将刘勰所属的朝代都弄错了，误认为是晋代，也不著录卷数。
不仅如此，两宋时期，《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上也不常为人们所引用，谈及《文心雕龙》或引用其语的现象并不是很多，文学家讨论《文心雕龙》大抵有以下几处：
黄庭坚曾经两次谈到《文心雕龙》，他在《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中论道：“南阳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此引《文心雕龙・神思》语，刘勰是赞同“好奇”之论的，但在黄氏看来，这是因为沈约、谢胱是当时文学领袖，他们“好奇”，故而也就误引了当时的文学风气，刘勰遂就作出这样的判断，黄庭坚本人则是反对“好奇语”的倾向，认为这是文病。
黄庭坚在《与王立之四帖》(其二)的信中又云：“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虽然提出应当阅读《文心雕龙》，可见《文心雕龙》在宋代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黄氏看来，《文心雕龙》的看法“未极高”，算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也印证了上一封书信中的观点。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两宋文学家关于《文心雕龙》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于刘勰《辨骚》对屈原及其赋作的讨论上，而且抨击之风占了主导倾向。
晁补之在《离骚新序下》说道：“刘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
彼原嫉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
乃固与勰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
呜呼!不讥于同浴而讥裸裎哉。
又勰云：‘士女杂坐，娱酒不废，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为原作，误矣!然《大招》亦说粉白黛黑，清馨冻饮，勰以此为荒淫，则失原之意逾远。”对刘勰的评价仍然较低，甚至认为其“文字卑陋不足言”。
张�浴吨け嫔А匪担骸傲踣淖鳌侗嫔А芬晕桨喙涛角�原为‘露才扬已’忿怼沈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县圃，非经义所载;……而勰考不精，遂谓班孟坚谓屈平离骚不合于左氏，则其失也，不待辨而可了矣。”显然是不赞同刘勰的观点，在指陈刘氏的错误。
楼钥在《高端叔墓志铭》中写道：“尝谓《离骚》之学几亡矣，……班固、扬雄、王逸、刘勰、颜之推，扬之者或过其实，抑之者多损其真。”也对刘勰关于骚学的阐述有异议。
林希逸在讨论《离骚》时说：屈原“二十五篇逸放之辞，当与李太白论，不当与班固刘勰论。……刘勰缀缉词章而不达比兴，其文可考也。”认为《文心雕龙》只是摄取了屈赋的词章而不能领会其真正的意旨。
宋代征引《文心雕龙》最多的学者是宋末王应麟，集中于《困学纪闻》，有十四处，胪列于下：卷二《书》：“《文心雕龙》云‘《书》标七观’”(引自《宗经》);“《文心雕龙》‘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引自《铭箴》);卷五《仪礼》：“《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
卷十《地理》：“《文心雕龙》‘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引自《祝盟》)，“《文心雕龙》云‘《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卷二十三《考史》“《文心雕龙》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
卷十七《评文》：“《文心雕龙》谓‘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子政简易，则趣昭而事博;子云沉寂，则志隐而味深;平子淹通，则虑周而藻密”(引自《体性》)，“《文心雕龙》云‘《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卷十八《评诗》：“《文心雕龙》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
《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文心雕龙》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词”’，“《文心雕龙》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文心雕龙》谓‘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引自《炼字》);卷十九《评文》：“醇酰出《文心雕龙》”;卷二十《杂识》：“《文心雕龙》云‘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烦;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引自《熔裁》)。
王氏引用《文心雕龙》着重于文学思想，有卷十七《评文》以下八条，其他所引主要是为了他史地考证服务的。
王应麟是宋末元初人，如此较多的征引说明《文心雕龙》重视度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这样的现象仍然是个别的，况且王氏是学者，文学成就并不是很高，这就难以说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而在其他学者的讨论中，则多不是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出发，常常把它作为史料进行考证。
如吴曾讨论“江山之助”一词时写道：“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烦。然屈平所以洞风骚之隋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张说《至岳阳》诗益凄惋人，以为得江山之助。”固然认可刘氏的思想，但主要是考证“江山之助”的来历和意义。
再如洪迈曾说：“用兵获胜则上其功状于朝，谓之露布，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虽自魏晋以来有之，然竞不知所出。唯刘勰《文心雕龙》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用《檄移》中的言语来印证自己的看法，与文学思想无涉。
又如程大昌考证“马匹”之“匹”意时说道：“或曰：匹言价与匹帛等，不知孰是。
因读刘勰《文心雕龙》，其说为长，曰：‘古名车以两，马以匹，盖车有佐，乘马有骖服，皆以对并为称，双名既定，则虽单亦复为匹。匹夫匹妇，之称匹是也’此义甚通。”这是引《指瑕》之文来考证“马匹”之意的来源。
(刘勰《指瑕》之文与程氏所引略异，但大意相同)与文学思想同样无甚关系。
当然，笔者上述所论无意于一味贬低《文心雕龙》在两宋时期的影响，张戒曾说：“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张氏征引刘文，实际上就是认可《文心雕龙》的观点，但象这样的情况只是零星的言论，非常少见。
再者，《宋史・艺文志》虽载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但到了元代此书就已经亡佚，从另外一面也可见，《文心雕龙》并不为宋人所看重，故流传不长，亡佚较快。
有元一代，因为统治时间较短，所以征引《文心雕龙》的现象虽然存在，但也只是集中于个别人的著作中，如潘昂霄的《金石例》引用了《文心雕龙》七处。
虽然钱惟善在元至正本序中说《文心雕龙》“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论井井有条不紊，文虽靡而说正，其旨不谬于圣人，要皆有所折中，莫非六经之绪余尔。”称誉甚高，但这是遵嘉兴郡守刘贞之嘱，“候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叙其首”，“今侯为政是郡，不失其清白之传，文章政事，为时所推，……故不敢辞”，属于应景之作，难免就有夸饰的成允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由此可见，虽然《文心雕龙》在两宋时期已逐渐为士人所习知，但士人引用《文心》者为数仍然不多，虽然认可了《文心》的某些文学思想，但总体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故影响也不是很大。
余论
明代以后，《文心雕龙》才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仅因为此时对《文心雕龙》的校勘风行，有朱郁仪、梅子庾、王损仲等十数家，更为重要的是明代杨慎批点《文心雕龙》，标志着系统研究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开始，也透视了刘氏文学理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
随后，《文心雕龙》的研究遂向风而行，络绎不绝，其文学理论也深得人心。
但在明代之前，《文心雕龙》的影响并不大，人们关注不多，尤其在一流的文学家、批评家中庶无提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
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创作意义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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