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仕隐情怀

时间：2021-02-10 20:04:43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范仲淹的仕隐情怀

　　范仲淹的仕隐情怀【1】

　　摘要：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显，范仲淹的诗作真实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之心，也揭示出他遭贬后“仕”与“隐”的矛盾心理，是获得对范仲淹精神世界全面了解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积极入仕的进取精神向往隐居之情内心矛盾

　　范仲淹一生著述颇丰，在诗、文、词方面皆有建树，特别是其《岳阳楼记》和仅存的五首词历来备受瞩目，传播遐迩。

　　而其诗歌虽多达三百多首，却鲜有人关注。

　　诸葛忆兵说：“范仲淹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体……这些作品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生活爱好、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等多方面情况……诗歌能够更恰如其分地从文学的角度表现范仲淹的精彩人生。”①笔者认为，此言颇为中肯。

　　诗歌全面展现了范仲淹丰富的内心世界，不仅揭示出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与身处逆境仍不计个人得失、昂扬奋进的儒家进取精神，也体现了他内心对尘嚣远避、宁静平和的理想精神家园的向往。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治国思想的影响，亲仁爱民、忧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在范仲淹诗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组诗《四民诗》可谓突出代表，体现出诗人对人民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

　　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

　　士民是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然而当时却“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

　　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士风日下的局面引起诗人的极大忧虑，所以他在诗中大声疾呼：“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农民历来是国家的根本，但由于统治者实施残酷的税收政策,农民也丧失了唐虞三代国俗俭淳、百姓富足的生存状态，太平年间尚难安然度日，何况灾荒年月!《农》诗末尾虽云“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实际体现的正是诗人对农民的深深忧虑。

　　《工》诗明写工匠，实则批评了权贵佛老穷工极巧、竞造甲地的奢靡之风，指出他们是“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这种激化社会矛盾的做法实在堪忧。

　　商人收售转运货物，上利国家，下利万民，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把社会腐朽、弄虚作假等罪名加诸商民，导致“君子耻为邻”，这引发了诗人的强烈同情，所以他在诗中为商民申诉：“吾商苦悲辛”，“吾商则何罪”。

　　《四民诗》揭示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百姓遭遇的不幸，充溢着诗人对百姓的真挚关切和同情，集中体现了范仲淹强烈的忧患意识。

　　出于对百姓的关爱和儒者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始终保持着忠直守正、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在《谢黄太博见示文集》中，他就强调臣子必须努力效仿前代圣贤――周公、召公，讽谏帝王得失而不考虑个人宠辱,并以“松桂有嘉色，不与众芳期。

　　金石有正声，讵将群响随。

　　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时”来表明他与世俗的抗争及其不随波逐流的处世态度和对高洁理想、操守的坚持。

　　在《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中诗人再次强调，为了君主流芳百世，百姓安居乐业，即便“肝竭喉无浆”，依然要直言进谏，矢志不渝。

　　在《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他也说自己是“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可见其执著与坚定。

　　除直抒胸臆外，范仲淹还常以一些具有特殊文化意蕴的意象如“松”、 “明月”、“清风”等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和品格。

　　其《君子树》直赞松树“雅为君子材”，认为其虽无桃李的艳丽姿色和兰菊的沁人馨香，却自然有“正色”、“清德”，其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严寒打击，在“万木怨摇落”时依然能“独如春山碧”，“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傲然挺立，卓然不变。

　　显然松树是诗人理想人格的象征，其忠贞坚定的品德引起了诗人的共鸣，所以在诗人看来，松树是“俨可爱”(《岁寒堂》)，要“定为邻”(《送真元二上人归吴中》)。

　　据笔者统计，在范仲淹诗作出现的“明月”，多达88处，如《和怀长吉湖居五题风笛》：“一声裂云去，明月生精神。”《览秀亭诗》：“开樽揖明月，席上皆应刘。”《江城对月》：“多情是明月，相逐过江来”等等。

　　诗人喜爱“明月”的原因，据《明月谣》可窥见。

　　诗中，诗人深情地描绘明月说：“一夕增一分，堂堂有余辉。

　　不掩五星耀，不碍浮云飞。

　　徘徊河汉间，秀色若可餐。”在诗人看来，明月是那么无私，把光辉洒向大地而不求回报，又是那么谦逊，虽光华悦人却不遮掩群星的光辉，不阻碍浮云的飞翔。

　　这种品格正是诗人欣赏推崇、一生践行的，所以明月成了可与诗人相伴的知音。

　　古人认为“清风”喻示正气，故范仲淹对“清风”也体现出特殊的情感，如《寄题孙氏碧鲜亭》：“清风乃故人，徘徊过此君。”《寄欧静秀才》：“赖有南轩竹，清风慰寂寥。”《送邢昂处士南游》：“东南赖有林君复，万里清风去不孤。”清风都以朋友、故人的身份出现，给人带来慰藉。

　　总之，松树、明月、清风都是高洁、正直的象征，诗人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这些意象，更有助于抒发其内心炽热的忧国忧民情感，也充分展示了范仲淹仕途生涯中一贯秉持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用世精神。

　　范仲淹一生矢志忠信，为摒除积弊直言进谏，努力推行庆历新政，却因与皇帝、权相意见相左，妨碍了公卿大臣们的切身利益而三次遭贬。

　　波澜起伏的仕途生涯自然会引起范仲淹的心理变化，也使其诗作出现了一种对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的向往。

　　如《诸暨道中作》：“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可怜白酒青山在，不醉不归多少非。”杜宇，古蜀王，相传死后化为杜鹃鸟，其叫声凄厉哀绝。

　　诗人以杜鹃鸟劝归尽显其内心之伤感，以白酒、青山做召唤显示其对归隐之向往。

　　再如《越上闻子规》，诗人直言“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题翠峰院》：“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诗人以家族的隐居传统来表达自己归隐的意绪。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湖山》中他又说：“湖山满清气，赏心甲吴越。

　　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

　　渔父得意归，歌诗等闲发。”在诗中，诗人总是极力表现山林的宁静、清纯和美好，仿佛是受山林之美的吸引而醉心归隐，实际上，诗人向往隐居完全是出于政治的打击。

　　《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诗人就借江城一个贫老士卒的人生遭遇抒发了自己向往归隐的原因，他说：“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

　　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

　　……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看似洒脱，实则满纸心酸，以古人际遇暗示出屡遭贬谪，忧怀天下之志无从施展给诗人带来的心灵重压和惆怅遗憾。

　　在贬谪过程中，他只能借山林来获得精神的解脱，隐居实际成为诗人治疗内心伤痛的灵药。

　　但这剂灵药虽能缓和精神的苦痛，却不能化解其执著的用世之志，诗人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向往山林，希望过悠闲自在的生活，获得精神的宁静;另一方面又心系大众，渴望重回朝堂，有所作为。

　　这种矛盾心理透过其《鹦鹉》一诗可以窥见：

　　堂上每云云，金笼久受恩。

　　思山诚有意，对主忍无言。

　　性比孤鸾洁，声殊百舌繁。

　　云林如一去，应喜谢朱门。

　　鹦鹉既思念山林，又不忍离弃旧主，显然是诗人的化身。

　　虽然诗人说“云林如一去，应喜谢朱门”，但实际上，他内心深处矛盾斗争的结果还是积极进取、为国为民的思想占上风。

　　在《依韵酬吴春卿两首鹤》中，诗人就以一只孤独的病鹤象征贬谪中的自己，以鹤“九皋非晚见精神”表明自己即使遭受再长时间贬谪，依然会保持昂扬振奋的精神状态。

　　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刚直不阿、自强不息，在生前故后得到了一致赞誉，王安石《祭范颍州仲淹文》称其是“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②。

　　富弼认为其“为天下贤”③，故前人研究多专注于此，这虽使范仲淹的形象日趋高大，却不免单一平板，有“神化”之嫌。

　　倒是上述诉隐逸之情的小诗，清晰地告诉后人范仲淹贬谪过程中也曾有过由力求超脱――矛盾徘徊――坚定执著的心路历程，更能还原一个真实自然、内心丰富的范仲淹，更能使人与之产生共鸣。

　　目前范仲淹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认为，对其开展研究应立足于“人性”，“人性”是多面的，范仲淹的内心也应是丰富的。

　　作为后人开启范仲淹心灵世界的神奇钥匙，诗歌既展现了他对关注现实、昂扬进取的儒家思想的坚守，也抒发了他遭贬后向往隐居，寻求精神解脱的努力，其中特别是他对“仕”与“隐”的思考和抉择更能使这位久已远逝、载誉无限的诗人变得真切而鲜活，因此，应对范仲淹的诗歌予以充分重视。

　　①诸葛忆兵：《蔼然仁人之言》，《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4期，第144页。

　　②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3页。

　　③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见《范仲淹全集》附录一，第825页。

　　参考文献:

　　[1]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2]脱脱.宋史范仲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方健.范仲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省略

　　范仲淹《渔家傲》的思乡情怀【2】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传世词作仅有5首，其中《渔家傲》写得慷慨悲壮，最为脍炙人口。

　　按照传统的观点来解读这首词，通常认为上阕描绘了荒凉的秋景，以显示边地生活的艰苦和军事态势的严峻，下阕是作者自抒怀抱，慨叹建功立业和思念家乡的纠结心态，真实感人。

　　细读此词，《渔家傲》在描写景色、反映军情、表现渴望立功心情的同时，所饱含的思乡情怀，值得我们用心品读。

　　秋天是个思乡的季节，这几乎是文人墨客的共识。

　　为何?盖因秋天的风声萧瑟不已，欧阳修的《秋声赋》对此多有描写。

　　看到秋天的植物开始枯萎，景象萧条，叶片凋零，自然产生“叶落归根”的联想，进而勾起思乡情怀。

　　况且还有那本该家人团聚的中秋佳节，更有难以割舍的思乡情愫。

　　因此，此词开头的“塞下秋来风景异”，可谓是奠定了思乡的基调。

　　“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思乡之情要比第一句明显一些。

　　古人有“鸿雁传书”、“鱼雁传书”的说法，这“书”就是家信。

　　离家在外的人，看到大雁就会想到家乡，想到家人。

　　至于说“无留意”，试想一下，连大雁都毅然飞逝，没有在这里停歇的意思，何况是戍边的将士?

　　有人会说，“四面边声连角起”也许是不见思乡情怀的一句，细究则不然。

　　还记得“四面楚歌”的典故吗?汉王刘邦出击项羽，大军把项羽围在垓下，并设下“四面楚歌”的计策，项羽误以为汉军已经尽占楚地，无望的霸王只好边饮酒边悲歌，并最终自刎身亡。

　　据说，楚歌的歌词是：“九月秋凉兮，四野飞霜，日月征战兮，终归刘邦。

　　白发老母兮，盼断肝肠，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

　　弟兄想见兮，跺足拭掌，姐妹思念兮，雨泪千行。

　　故交好友兮，登门看望，窗兄窗弟兮，问短问长。

　　一旦交兵兮，枪尖而亡，骨肉为泥兮，同战沙场。

　　何不思故兮，各奔家乡，居家团圆兮，永得安康。”原来，楚霸王家乡的楚歌，全部是思乡念家的内容，声声都是来自故土的呼唤。

　　那《渔家傲》中的“四面边声”，会不会也让将士们联想起家乡的歌谣?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同样流露着思乡之情。

　　试想一下，重岩叠嶂的山峰里，“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一座守城就显得特别的孤单冷清，守城中的士兵也一定常常翘首远望，因为远方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的归属，那儿才是温馨的港湾，那儿才不再孤单。

　　而句中的“长烟落日”，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给人一种形单只影、孤身一人的伤感。

　　再者，夕阳也是古代诗词中常见的思乡意象。

　　日落时刻，思家时分。

　　《诗》云“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下阕中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坦露思乡心迹。

　　同赏一轮月，家在万里遥，心中不免犯愁，于是借酒浇愁，谁知愁更愁。

　　一杯浊酒哪能消得了浓重的愁绪?这酒，不仅缺少家乡的味道，大概还因为泪水滑落，视线模糊，因而显得更为浑浊了吧?何时才能返回家乡?只有打了胜仗，西夏不再侵犯，边境安宁了，才能回家乡。

　　可现在，“燕然未勒”，尚未建功立业，还乡之日也便无从谈起，只能是望家兴叹“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一句，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依然是写人。

　　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是“人不寐”的前奏，情感上是“归无计”的哀伤，是“一切景语皆情语”。

　　且不谈“霜满地”已经给人以凄清的感觉，单这悠悠的羌管就弥散着思乡的旋律。

　　羌笛是分布在甘、青、川一带的古羌族的传统乐器，吹奏的曲调往往是哀怨的，尤以吹奏《折杨柳》曲而闻名于世。

　　北朝乐府中《折杨柳》的歌词是“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

　　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诉说的正是思乡恋家之情。

　　所以，王之涣的《凉州词》中才有这样的经典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和本词中这一句的意境类似，都在倾吐着戍边人儿的乡关之思。

　　最后的“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诉说的不仅有“燕然未勒”的苦衷，还有“归无计”的遗憾，最能引发读者的同情和思考：将士们为何辗转反侧，深夜不寐?将军为何寝食不安，早生华发?征夫为何蜷缩不语，泪流满面?原因都是一样的。

　　这里，爱国的情怀，思乡的苦闷，构成了戍边将士的复杂心态。

　　纵观全词，虽不足百字，但字字含情，句句藏泪。

　　壮志难酬，有家难归，爱国思乡的情感交替呈现，雄浑有力，意蕴深沉，风格苍凉悲壮。

　　尤其是那思乡的苦闷之情，更是浸透在字里行间，不断铺陈强化。

　　就表现思乡情怀这点而言，《渔家傲》丝毫也不比有着“秋思之祖”美誉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逊色，不愧为范文正公的传世名作。

　　从《岳阳楼记》看范仲淹的士人情怀【3】

　　摘要：范仲淹出身于封建的士大夫阶层，其传世名作《岳阳楼记》所反映的正是这一阶层的济世情怀。

　　此文今天读来，在惊叹其文字精美之余，其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极致的济世精神，仍不能不让我们汗颜。

　　对比当今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的现代人来说，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关键词：作者其人文章其魂省省吾身振振后人

　　一.先看看作者其人

　　文如其人，读文章不可不看作者，散文是作者心迹的真实流露。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在《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一文中说：“散文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文体，是最做不得假，最能照见作者容貌心思的”[1]。

　　梁实秋也在《论散文》中说：“散文是没有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易处置的。

　　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其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

　　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2]。

　　范仲淹不但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

　　他自大中祥符八年(即1015年)中进士，后来升至枢密使。

　　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守边数年。

　　面对武备松弛，素质极差的北宋军队(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留下的恶果)，范仲淹整顿军纪，选贤任能，训练民兵;在战略上他构筑防御工事，建起一个连一个的堡寨，令西夏狼兵不敢来犯。

　　西夏狼兵互诫曰：“范公胸中有百万甲兵，公在日，不敢犯”。

　　他还组织农耕，深得百姓喜爱，被呼为“龙图老子”。

　　范仲淹以文士之身，率兵戍边，以战略家的作为而成武卫之功，最终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换来半个世纪的边关和平，不失为一个思想家和军事家。

　　在这当中，他还培养出狄青等一大批名将和助手，所以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

　　范仲淹不但有自己的思想追求，还是一位政治家，他与欧阳修、韩琦等进行政治改革，大搞“庆历新政”，结果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贬江西。

　　这一次不但妻子病死，自己也身患肺病，而正是在这一艰难的时期，他却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

　　此文一出，便被世人争相传诵，誉为“岳阳四绝”之一。

　　享文学家之誉也就当之无愧了，死后也谥为“文正”。

　　二.再赏赏文章其魂

　　《岳阳楼记》全文368字，却写出了“喜不忘忧，悲不失志”的士人情怀，集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体。

　　在叙述上简洁明快：开头短短的50字，便把记叙文的要素写透了。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仅8个字便把滕子京的政迹写活了。

　　在描写上虚实兼备：“衔远山，吞长江”写的是虚;“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写的是实。

　　“霪雨霏霏”与“春和景明”写的是想象;岳阳楼增旧制，临洞庭写的是现实。

　　在抒情上，以景带情，以情托景，十分自然。

　　在议论上更是奇特，情到而论发，以点睛之笔总括全文，毫无牵强造作，矫情夸张之感觉：写霪雨霏霏，为的是表“去国怀乡”之悲情;写春和景明，为的是述胸中追求之喜意。

　　而这一悲一喜又只是为抒仁人之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进亦忧，退亦忧。

　　而抒仁人之情其实是为壮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

　　整篇文章一环紧扣着另一环，简洁而自成系统，增一字则觉多，减一字则觉少，堪称散文之典范。

　　三.后省省吾人自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共产党宣言》的誓词亦不过如此，但范公此志却早了八百年。

　　一千多年前的范仲淹确实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这是儒家入世精神所造就的极致的士人，他们自觉自我的要求，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确实汗颜不已。

　　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他人，为学习，范仲淹跑到山中的寺庙里去苦读，每天里就煮一瓦钵粥，放凉后分成四块，早晚加点咸菜吃两块就算一顿，如此过日子，他却毫不在乎，怡然自得。

　　长大后，远离家乡到应天府书院求学，同学见他生活清苦，日日食粥，便做些好吃的食物送给他，谁知他竟然拒绝不要，理由是怕现在吃了好的，以后就吃不得苦。

　　也正因为如此，范仲淹戍边时才能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独守孤城：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见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

　　再看看当今的现实社会，这种有着济世情怀的士人是少而又少，甚或于无了。

　　即便对范仲淹，人们不理解，甚至会有人说他“矫情”。

　　以致于钱学森离世前曾有此一问：为何我国当代不出大师!徐锋在2011年9月26日《广州日报》撰文分析缺少大师的原因：一是社会浮躁病毒的侵染，一些科研人员变得急功近利;二是考核制度的压力，只求出成果，堆数量;三是把学术与权术联系起来[3]。

　　甚至有教授说“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见2011年5月22日《长江日报》)

　　所以当今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应重读《岳阳楼记》，认真学学范文正公的士人情怀。

　　2013年12月7日《广州日报》在第一纸上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试图解开“士的价值困惑”。

　　作者李芳指出：“‘士’的价值，是自我内在磨练，而非闪耀的外在标签”。

　　“既然选择了学术研究这一行，就理应承担起经济上的贫瘠和待遇上的冷淡，着眼点永远是家国、民生，绝不应该仅为一己的生活或者本阶层的生存状况奔走呼吁”。

　　被称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生前也曾对他的夫人讲过：“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

　　四.最后立立“士”之风范――振振后人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其“士”人的风范，可以用如下四点来概括，堪为我辈后人学习之典范。

　　其一曰：谋道不谋食――甘于淡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说过：咬得菜根，百事可为。

　　孔夫子也对“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赞叹不已――“贤哉，回也”。

　　即使是千古名相诸葛亮也说：“淡泊可以明志”。

　　所以说“君子甘于淡泊”是很难得的。

　　《庄子秋水》第十七篇记载：庄子正在濮水上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的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你，先生愿意下山吗”?庄子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它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做占卜用。

　　你说，它宁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尊贵好呢?还是宁愿活着在烂泥里打滚好呢?”“它一定愿意在烂泥里打滚”庄子说：“那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还是拖着尾巴在烂泥里打滚的好”。

　　这就是一种境界，为了世俗的尊贵和权利而丧失自己的本性，这是最大的迷惑，甘于淡泊，就是明了自我的本性，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

　　甘者，是心甘情愿，毫无委屈的感觉，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追求的境界。

　　而范仲淹是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这一点：日食一粥，清苦如此，却怡然自得，毫不在意。

　　其二曰：修德不修禄――不阿权贵。

　　名士自有名士的风格，从三国的弥衡击鼓骂曹，唐朝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到现代的国学名家梁漱溟宁死不批孔，都反映了这一点：不阿权贵。

　　也印证了季羡林老先生的那句话：骨头要硬，心肠要软。

　　士之所以“名”是因为其心中有所坚持和操守。

　　春秋时期有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抗战时期有朱自清宁死不买日货，都表现了这一种不屈的风格。

　　明朝“仁宣盛世”中“三杨内阁”的首辅杨士奇，与范仲淹一样，岁半丧父，随母漂泊，途中宁弃行李，而怀中始终带着《大学》，随处诵读，后来母亲改嫁姓罗的高官而被迫改姓罗，八岁那年，罗家祭祖，士奇却另寻别处撮土为香，跪拜生父，此举被后父发现，十分感慨，叹曰：你才八岁，却能寄人篱下而不坠其志，不忘其祖，将来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

　　范仲淹与杨士奇一样的遭遇，一样的有志气，小小年纪便不依附于人，独自在深山苦读。

　　长大出士后，同样不畏权贵，在“庆历新政”中，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即使被逐出朝堂也绝不屈服，范文正不愧为文正，“文”是他的才华，“正”是他的操守。

　　而这一点正正是当今人士所缺失的。

　　多少人因为“名”而出卖了自己的原则，因为“利”而舍弃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

　　其三曰：为国不顾身――牺牲小我。

　　“苟为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当年林则徐择张居正句送给左宗棠的一副对联。

　　这一副对联反映了历代名士的那种为国为民，随时准备牺牲自我的精神。

　　记得于谦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等若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们再看着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也一样可以看出他的牺牲精神。

　　尽管被欧阳修笑他是个“穷寨主”，但他临危受命，以文士之身而担任军中统帅，面对虎狼之兵，置生死于度外，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