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生中刘巧珍爱情悲剧因素
刘巧珍最终是个悲剧人物，这除了她自身并没有为崭新的思想所武装、她独立人格和自尊意识未完全觉醒、以及她自身没有从旧的观念中完全脱胎出来之外，她所处的环境对她精神文化视野的局限和社会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生》是路遥先生的巨著，取材于社会变革时期两位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生活与追求，字里行间弥漫着伤感的气息，尤其是善良、美丽、直率的刘巧珍用满腔痴情换来了“多情自古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激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和情感共鸣。本文从内外两方面积极探寻刘巧珍演绎爱情悲剧大戏的必然因素。
一、刘巧珍的角色特征
刘巧珍承载着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式的女性美，成为无怨无悔、甘心奉献、自我牺牲的完美爱情主义者，对高加林“毫无保留”地打开心门，用爱情的甜蜜与幸福消融外人的讥笑和父母的打骂，煞费苦心地经营自己的爱情，坚守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成为痴女形象。尤其是可怜可爱又可敬的刘巧珍在高加林提出分手以后仍不计前嫌“求爷爷告奶奶”地帮助高加林找工作，表现出刘巧珍母性之爱的伟大与无私以及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美德。不幸的是，饱受爱情折磨的刘巧珍“一蹶不振”，心里流着血嫁给了马拴。对于“爱情受伤者的收容站”马拴来说刘巧珍也许是“不道德”的，高加林伤害了刘巧珍，而刘巧珍又伤害了马拴，这种传递“爱情苦果”的结局也显示出刘巧珍性格软弱、难以自强自立，加重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二、刘巧珍爱情悲剧的个性根源
“真正的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共同的人生理想，在思想、性格、情感等方面能够产生共鸣与和谐。”[1]而刘巧珍与高加林之间的爱情却存在着很大的“硬伤”。
（一）刘巧珍与高加林之间的性格差异。刘巧珍是一个美丽、温柔、勇敢、宽容的传统女性形象，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将有见识、有抱负的优秀青年高加林看做自己相亲相爱厮守一生的“白马王子”。“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俩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是陕北妹子对自己爱情大胆的表白。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足以让高加林深感汗颜，也表现出刘巧珍对爱的执着和果敢，一位直率、火辣的陕北妹子形象跃然纸上。在高加林的劝说下刘巧珍天天坚持被当地人视为“西洋景”的刷牙表演，即使遭到父亲的斥骂也不动摇，表现出刘巧珍对高加林的言听计从和爱屋及乌，也表现出刘巧珍敢于挑战世俗改变自我的勇士之心，更表现出刘巧珍对将来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高加林是一个不安分的农村青年，渴望脱离黄土地飞向幸福安逸的城市生活。公办教师梦的破灭使高加林跌入人生的最低谷，刘巧珍的爱情疗法也逐渐产生效果，高加林对刘巧珍萌生了一点爱意和无奈下的情投意合，但随着奋斗羽翼的渐渐强健和时机的成熟，高加林的奋斗野心复苏，和刘巧珍的心理距离渐渐拉大，刘巧珍的爱慢慢变成高加林的情感束缚，此时黄亚萍的出现迎合满足了高加林改变命运的“更高层次”需求，他和刘巧珍的分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总之，刘巧珍对于爱情是主动的、勇敢的，但始终是被动的，具有一定的依赖情结，在一厢情愿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美，只知道用无私奉献的爱打动高加林的心，而最终走向失败。
（二）刘巧珍与高加林之间的文化差异。高加林是高中生，在80年代落后的陕北农村是稀有人才，回到家乡后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成为村子里的“高端人物”，而刘巧珍则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文盲式农村女性，“先天性”的文化差异使高加林和刘巧珍在语言交流和情感沟通方面产生困难，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刘巧珍深爱着高加林以及他超人的才华，高加林逐渐成为“完美的文化人式”的白马王子出现在刘巧珍的生命旅途中，促使刘巧珍为此大胆表白并付出满腔的爱而又无怨无悔。高加林也曾为美丽、痴情、善良的刘巧珍感动过，感恩戴德地满足于被爱的滋味，有接受她终生厮守的意向。如果高加林的“野心”没有机会发展，高加林也许会和刘巧珍成就一段佳话。但是，现实的残酷、农村的落后、沟通的郁闷、时机的成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高加林那颗不安分守己的心，他只好放弃“只知道谈论家中的老母猪生了几只猪仔”[2]的刘巧珍，放弃刘巧珍“贤妻良母式”的爱，在生命“第二春”到来的时候，就和刘巧珍说再见，离开了刘巧珍。另外，知识女性黄亚萍的出现加剧了刘巧珍与高加林之间的文化差异，生硬地把高加林推到抉择的风口浪尖之上，一边是农村的传统女性刘巧珍，另一边则是城市的现代女性黄亚萍。高加林的抉择结果是物质诱惑大于精神追求的真实写照，更加印证了他向往城市生活、力求摆脱农村、改变自己命运的盲目追求。
三、刘巧珍爱情悲剧的外在推动力
在刘巧珍爱情悲剧的道路上，还有来自于社会的外在推动力。“爱情的内涵、本质以及追求爱情的方式，必然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3]
（一）都是权利惹的祸。权利先为刘巧珍设下“爱情陷阱”，等待着痴情女的无怨无悔慷慨赴悲歌。高加林“下课”回家务农是造成刘巧珍爱情悲剧的第一根源，而这恰恰是高明楼乱用职权的结果，没有高明楼恐怕就没有刘巧珍与高加林的“相遇”。如果没有高明楼让自己的儿子顶替高加林当民办教师，高加林就不会落难，刘巧珍就不会觉得自己和他“肩膀头一般齐”，更不会大胆地向高加林表白埋藏在心里的暗恋情结。高明楼的营私舞弊为我们拉开了刘巧珍爱情悲剧的序幕，而成为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另类“媒人”，更是导演这部悲情大戏的策划者。然后，权力棒打鸳鸯，拉大了刘巧珍与高加林的个人差距。高加林二叔的“高调”转业一举改变了他的生活困境，高加林去县城工作无疑拉大了二人的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分手成为一种必然。生活的改变唤醒了高加林沉睡已久的奋斗之心，燃起了他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之火和力求摆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生活的决心，使高加林好高骛远的心又一次“飘”了起来，贪恋城市生活的高加林放弃了爱他至上的刘巧珍，他也许忘记了当年的落难中有佳人相伴，义无返顾地向着自己梦想的地方走去，从而导致刘巧珍爱情悲剧的发生。
（二）城乡差异是爱情悲剧的诱因。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落后农村，农民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为主，生活环境差，卫生条件更差。因此，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普遍充满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羡慕。高加林“苦够了”和“穷怕了”，自然会执迷不悟地追逐着心中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高加林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这说明高加林思想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把自己的奋斗同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个人的奋斗具有很强的盲目性，人生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刘巧珍纯洁的爱没有征服一个盲目奋斗者的心，高加林仅仅将刘巧珍的爱当作自己渡过难关的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一种能够带来精神安慰的廉价品，也就是说高加林还不具备享有刘巧珍满腔挚爱的资格与人格，高加林是一个为了进入城市而“暴殄天物”的盲目追求者。
四、结语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刺痛读者心灵的过程中启迪读者去积极思考悲剧的前因后果，以此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高加林作为一位有争议的时代青年，代表着尚未成熟轻狂无知的年轻人，对梦想的刻意追逐蒙蔽了他的双眼，从而导致了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为读者送上了一顿回味悠长的“文学营养大餐”。
参考文献：
[1]龙彦竹。一曲假爱中的人生悲歌――《人生》中高加林的矛盾性格心理分析[J]。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9）：91。
[2]路遥。路遥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7。
[3]张琼。思想道德修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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