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学发展阶段。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对印度文学的接受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既包括以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现代文学，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学。
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篇1
浅谈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
摘要：中国接受印度古代文学有两次高潮，第一次自汉末至宋代;第二次始于现代。
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众多僧俗学者，用一两千年的时间，翻译、注释、研究了汗牛充栋的佛经，其中包涵丰富的印度古代文学。
经过中国人消化、吸收，丰富、壮大了中国古代文学。
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对印度古代文学进行辨析、比较，是应有之义。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较文学有一个很早的源头和很长的过程是在亚洲，在中国、印度和许多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关键词：印度古代文学;中国接受;比较文学;中印源头
一般认为，中国接受印度文学始于东汉的佛经汉译，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对印度文学的接受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既包括以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现代文学，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学。
我们对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吸收、运用，合称为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
研究现代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它不但可以彰显汉末至宋代的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第一次接受，而且，随着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再接受研究的深入，对于我们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一、印度古代文学再接受的两次高潮
自197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悄无声息地陆续出版了一批有着非凡学术史意义的书籍。
囿于信息局限，据不完全统计有：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佛教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王国良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六朝志怪小说研究》，周次吉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禅思与诗性》，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佛教文学精编》，陈允吉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坛佛影》，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陈允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吴海勇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侯传文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
《梵典与华章》，郁龙余等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王立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俞晓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王向远等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陈允吉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以上是此类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说明，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古代佛经翻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印文学关系，有着巨大兴趣，而且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1970年代开始，对佛教文学的研究好似突然热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
这当然和比较文学的再次进入密切相关。
和整个比较文学研究在台湾地区兴起要稍早于大陆一样，以佛教文学为主要对象的中印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台湾地区也略早于大陆兴起。
在台湾地区，除了上述4部著作之外，还有多部相关论著问世。
其中以王国良的研究成果最受瞩目，且与大陆学者有所交流。
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以及两岸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互动，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是重要因素。
但是，这些仅仅是佛经文学研究热的近因。
除此之外，还存一个年代更为悠久的远因。
“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梁启超先生。
民国九年(1920年)，梁任公撰成《翻译文学与佛典》，首先将汉译佛经与翻译文学挂起钩来。
该文包括佛教输入前古代翻译文学溯源，佛典翻译界代表人物介绍，翻译原本与译场组织概说，等等。
”之后，胡适首次于1928年将汉译印度佛教文学写入中国文学史，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设“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两章。
以此为肇始，中国出现了一批论述佛经翻译文学的文学史，如1929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32年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5年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9年朱维之的《中国文艺史潮史略》。
“总之，关注佛教文学成为民国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
在众多论著中，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一文，最具学术眼光。
周氏从“纯文学”、“通俗文学”、“语言史”三个方面来论佛典翻译文学，呼吁“将来编文学史的人，一定要给佛典翻译文学一个重要地位吧?”这篇文章分3次发表于1947年末、1948年初的《申报・文史副刊》。
不久共和国成立，中国学者对佛典翻译文学的重视，依然在一系列著述中有所反映，如1954年顾随编选的《佛典翻译文学选――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196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等等。
在这一时段，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者，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58年季羡林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在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该文不再将佛典中的文学成分，混同于一般的中国文学，而是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出发，来审视、阐释佛典翻译文学。
他的《“猫名”寓言的演变》、《(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文，也都是这一思路。
在季羡林的麾下，一批研究中印文学比较、中印文学关系的专著，如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2000)、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2005)、郁龙余等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2006)、唐仁虎、魏丽明等的《中印文学专题比较研究》(2007)，等等，都以影响研究的视角，来审视佛典翻译文学。
由季羡林开出的这一脉，都有印度语言背景，比起胡适借力俄人钢和泰的时代，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当然，梁启超、胡适的首启之功，任何时候都不可抹煞。
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某些有深见的学者没有停止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而且有了纵深发展。
如杨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说：“古人写小说，耻于或怯于贴上‘小说’标签，就像阿Q讳言头顶癞疮疤，致使古籍中以‘小说’名书者寥寥。
”大家知道，小说后来成了文学主流，这是
如何冲破的呢?杨义认为：“民间口传小说由单线演进到多线分支，其间隐隐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外来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就是佛教文化，它所派生的俗讲或变文。
”“在这场中外文化撞击中，民间口传小说以其自身的活性，大量吸收佛教文化的幻想和文体智慧，实现了中国小说体制的深刻变革，并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
中国的美学界也对佛教文化和佛典翻译文学十分重视，出现了一批重要论著，如王海林的《佛教美学》(1992年)、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1992)、祁志祥的《佛教美学》(1997)、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印度美学思想》(2003)，等等。
这类论著虽不是专论佛典翻译文学，但是从审美层面上进行研究，无论对佛教文学的形态、特征、发生机制等课题，都有了新的深入开凿，而且将文学置放在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等艺术天地里，使人们对佛教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