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

时间：2021-02-06 14:33:15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

　　摘要：语法化理论进入中国后，介词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据目前研究，介词语法化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普通话研究成果多，方言研究不充分且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第二，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少;第三，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较少。

　　关键词：介词方言语法化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

　　沈家煊(1994)在《“语法化”研究综观》一文中提到了“到”“被”“在”等介词的语法化，并提出语法化研究的两条路子与九条原则。

　　孙朝奋(1994)同年发表《<虚化论>评介》，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情况。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发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要素》一文，提出句法位置、语义变化、语境及重新分析是四种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要素。

　　以上三篇文章构成我国语法化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对汉语语法化研究产生引领性作用。

　　随后，沈家煊(1998)又介绍了国外最新语法化理论著作《演变而来的语法》，明确表示赞同此书作者的观点，认为弄清语法标记形成的历史过程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词义虚化机制。

　　语法化指导性理论建立后，介词语法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介词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动因与机制问题一直是介词研究的重点。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动因”与“机制”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但都不外乎回答动词为什么能够虚化为介词及怎样虚化为介词这两个问题。

　　石毓智(1995)分析汉语介词衍生的原因，认为汉语介词的衍生与连动结构的时间一维性有关。

　　时间的发展只有通过运动变化才能为人所感知，它又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维地向前流逝，那么在计量它时，如果同一时间内发生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来计算。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提出，诱发汉语实词虚化的因素有四种，即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语境的影响和重新分析，并讨论了汉语“把”字句与“被”字句的产生机制。

　　金昌吉(1996)谈到介词来源问题时，赞同徐通锵提出的“结构的不平衡是变异之源”的观点，认为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介词的虚化问题，并分析了“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的形成。

　　洪波(1998)不同意石毓智的观点，他认为时间的一维性对于汉语介词的衍生只起间接作用，即它使得汉语介词所从来的那些动词在句法结构中的某些句法能力(如时体表现)大大弱化，从而为这些动词向介词虚化创造了条件。

　　他认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有两种：一是认知因素，一是句法语义因素。

　　刘丹青(2OO1)指出了介词的前置与后置之分。

　　他认为，动词虚化为介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赋元动词，这是介词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连动句的句法环境，这是汉语前置词来源的主流。

　　陈昌来(2003)也认为句法结构位置是动词虚化的机制。

　　首先，虚化为介词的动词首先得能充当连动句的第一个动词，构成“Np+Vp1+Vp2”的格式，或充当连动句的第二个动词，构成“Np+Vp1+Vp2”。

　　其次，句法结构的变化和固定使得动词向介词虚化有了基础或前提，而实现这种虚化还需要动词词义的泛化以至弱化、虚化。

　　另外，张旺熹(2004)对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李永(2007)对动词词义虚化过程中的义素变化，何洪峰(2012;2014)对汉语限域性介词、汉语次生介词的演化机制都作过详细地分析。

　　根据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介词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问题，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但总体来看，都肯定句法位置是最重要的前提，语义的弱化则是另一重要的条件。

　　二、介词语法化的过程

　　(一)普通话介词

　　90年代以来，运用语法化理论分析汉语介词语法化的个案研究硕果累累。

　　主要包括单个介词的语法化研究及同类介词的对比研究，以下为近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马贝加撰文研究“向、沿、同、就、经”等介词的虚化过程，后又撰写《近代汉语介词研究》一书，集中研究了各介词从古至今的演变。

　　相关研究的文章还有李琳莹《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1999);陈安平《介词“问”的产生》(2001);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2003);陈勇《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2005);章家谊《“让”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2005);陶振伟《“到”的语法化》(2006);何洪峰、苏俊波《“拿”字语法化考察》(2005)。

　　邵宜《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考察》(2005);刘永耕《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2005);肖任飞、陈青松《介词“向”“往”“朝”的句法语义模式分析》(2006);周芍、邵敬敏《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2006)。

　　黄敬轩《汉语介词“就”的语法化历程》(2007);刘祥友《“向”的介词化过程》(2007);林运运《“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2007);郑宏《介词“将”的产生》(2008);刘瑞红《介词“自”和“从”历时比较简析》(2008);晁端《汉语“给”的语义演变》(2013)等。

　　(二)方言介词

　　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方言介词也成为语法化的主要研究对象。

　　以下是一些学者对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

　　鲍厚星在《长沙方言研究》(1999)一书中分析了“得、哒、在、到”四个虚词的异同，构拟了它们演变和发展的路径。

　　刘丹青(2003)发表《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单向性与双向性――以北部吴语的同义多功能虚词“搭”和“帮”为例》一文，通过分析吴方言中的虚词“搭”和“帮”的语义、用法和语法化路径，发现两者的多功能性和相反的语法化途径。

　　荣晶、丁崇明(2004)《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一文通过对比新老昆明话的语音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方言，论证“着”的不同读音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

　　李宇明、陈前瑞(2005)的《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一文考察了“给”字被动用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制约因素，认为北京话中的介词“给”在助词“给”的诱导下逐步发展出被动用法。

　　陈泽平(2006)《福州方言处置介词“共”的语法化路径》一文，认为“将”是来自书面语的外来成分，“共”是方言自源的成分，并且是个多用途的虚词，讨论了这个处置介词的产生时间和语法化途径。

　　吴福祥(2010)《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一文从共时角度讨论汉语方言中趋向动词的若干语法化过程，概括出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四个语法化模式。

　　刘春卉(2009)《河南确山方言中“给”的语法化机制考察》认为，河南确山方言中的“给”首先在动词“给予”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为、替、帮”义;后来随着“受益”意味的逐步弱化，它又开始引介动作的接收者、协同者以及比较对象或关系对方，表示“向”“对”“跟”;而当两对象之间的主从关系不明显或无关紧要时，“给”进一步向连词发展。

　　三、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其他视角

　　(一)介词语法化的语音表现

　　关于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的语音表现，学者们做出了许多探索。

　　江蓝生(1999)以“动词+介词+处所名词”结构中的介词为例，探讨了音变与语法化程度的对应关系，指出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杨成虎(2003)从语法化连续统渐变角度分析这一问题，认为音变也是一个连续统，其渐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重读到轻读(包括原有的重音失去，音节中的元音被弱化等)。

　　石毓智(2001)在其著作《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一书中提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往往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

　　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主要表现为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现象。

　　潘悟云(2000)在《温州方言的介词》一文中指出介词具有前附的语音特征，表现为声调的弱化，即失去了固有的调值和调类，声调会中性化为一个短低调，略呈降势。

　　李如龙(2007)在《闽南方言的介词》中指出福建泉州话的介词“共、护、度”等作动词时重读，而用作介词时往往与单音节名词和音。

　　(二)介词语法化与重叠现象

　　曹广顺(2003)发现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并存原则”有时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即把新旧两种格式或虚词重叠起来在同一句子中重复使用，构成对语法意义重复表达的格式。

　　两种格式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一个消亡，一个保留;有时也会把不同表达方式凝固成一个整体使用下去。

　　并存原则与重叠现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不同语法形式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同时存在;而后者是指新旧两种形式重叠使用，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结构中。

　　因此，重叠是并存的特殊情况。

　　王姝、王光全(2014)指出，从语法化的角度观察，汉语史上介词和连词的`形式由小变大，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介词和连词也不断增多，这两个现象令人不解。

　　该文提出一种“叠加结构”假说，由于单音介词叠加，使介词的音节数目增加――由单音变双音，由双音变三音;某些连词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同时，叠加不断产出的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增加了同义介词和连词的数量。

　　(三)语法化与双音介词

　　马贝加(2002)在《近代汉语介词》一书中指出，学界大多认为，汉语介词全部(或绝大多数)是从动词衍生出来的。

　　如果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仔细观察，现代汉语平面上，就介词范畴来源而言，所有的单音介词都脱胎于动词。

　　但是，双音介词却不同，双音介词的来源可以分为5种情况：

　　1.由两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按照、依据、依照”等。

　　2.由一个介词性语素加一个助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为了、为着、趁着”等。

　　3.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加一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关于、由于、对于”等。

　　4.由一个名词性语素加一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根据”。

　　5.由两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经过、作为”等。

　　金昌吉(1996)、陈昌来(2003)、刘丹青(2003)都对双音介词作过一定的研究。

　　(四)语法化与框式介词

　　关于框式介词研究，不得不提的是刘丹青(2002)的《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框式介词”是指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

　　该文分析了汉语后置词发生发展的动因，认为前置词短语从以动词后为主演变为动词前为主，使汉语前置词不再位于联系项倾向占据的中介位置，违背了联系项居中原则，从而促使方位名词等一些词语发展出后置词的用法，并与前置词一起组成框式介词。

　　陈昌来(2002)《介词与介引功能》一书设专节详细地描写了介词框架。

　　他根据后置词的词性将介词框架分为四种类型：介词与方位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名词性短语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连词、动词、副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准助词构成的介词框架;分析了介词框架的句法功能、语义性质、语用功能，讨论了介词框架中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自由度问题，并简要分析了介词框架形成的动因、介词短语的前移等问题。

　　(五)类型学视角的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前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与语言类型学结合，对于汉语介词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2003)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伴随介词。

　　通过对汉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样一个语法化链。

　　从汉语观察到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一演变模式，体现的是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一种演变类型。

　　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演变类型是“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种演变模式广泛见于SVO型语言。

　　分析表明，导致伴随介词在SVO型语言里具有上述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因素是句法条件。

　　“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两种演变模式的认知动因也不相同。

　　前者由转喻操作诱发，后者为隐喻操作促动。

　　刘丹青(2002)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就汉语框式介词的存在动因、句法性质、语义特点等问题作了探讨。

　　其著作(2003)《语序类型学》对框式介词进行了更为广泛而全面的研究：介绍了框式介词，探讨框式介词的历史来源;讨论了先秦汉语中框式介词的形成及其诱因;在研究吴方言介词系统的基础上，将框式介词进行了跨吴语比较;按句法特点将框式介词分为四类：双重赋元框式介词、词汇性框式介词、强化式框式介词和连接式框式介词。

　　四、结语

　　汉语学界对介词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以上只提及一些语法化理论引入后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实早在“语法化”理论引入之前，汉语介词的研究就已非常发达。

　　根据目前的研究，学界对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通话介词研究成果较多，方言介词的研究不够充分，且多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对各地方言介词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双音介词与框式介词的研究也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涉及到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的研究少之又少。

　　3.涉及汉语方言介词的本字及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各地记录方言时如遇不明本字的情况大多用同音字替代，这就造成了方言中误用、误读、不明真相的情况。

　　综上所述，汉语介词语法化特别是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仍将是汉语介词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鲍厚星.长沙方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金昌吉.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