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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投资收益

时间:2021-02-02 18:31:18 会计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农村教育投资收益

  农村教育投资收益【1】

农村教育投资收益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无疑是解决差距的根本。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偏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笔者通过数据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收入与教育年限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统计数据还显示,农村教育年限的增加,不仅能够获得物质性收益,还能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晋升机会等非物质性收益。

  关键词 投资收益 物质性收益 非物质性收益

  一、导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破解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难题,国家日益重视农村的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归根结底,农村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教育的提高。

  可是,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

  农村教育的研究也愈来愈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导致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率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农村青少年辍学、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教育投资成本过高,超过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二、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率过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其收益差别影响不明显。

  因此,研究农村教育投资收益是解决农村教育水平低下的前提,是保证国家对农村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的前提。

  关于教育投资收益的问题,国外早已有研究,最有名的莫过于明瑟的《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明瑟在这本书中提出教育收益率的概念,教育收益率指的是平均多接受一年教育导致个人收入提高的比例。

  关于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问题,学者的研究多集中的宏观方面,从整体思考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失衡。

  陈晓玲,尹丹(2004)指出了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不对称性,其认为农村教育的投资在农村,收益却在城市。

  因为,农村子女从上大学到以后工作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从而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更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投资挤占了本就匮乏的农村资本。

  总体来看,少有人从个人的角度研究农村教育投资收益问题,从而去解释中国农村教育政策的有效性。

  本论文正是力图从农村教育投资收益出发,站在个人的角度衡量教育的成本与收益。

  在本论文教育的收益不仅仅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物质性的收益,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利益,比如优厚的工作条件等。

  二、数据、模型和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农村年总收入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借用了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组织调研的数据,共获得样本649个。

  调研样本中,未受正规教育样本数为98个,年总收入为8143.7元,月均收入为678.7元,月工资收益为446.4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91元;小学样本为149个,年总收入为8128.6元,月均收入为677.4元,月工资收益为483.0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29.0元;中学样本为302个,年总收入为8439.4元,月均收入为703.3元,月工资收益为455.3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36.6元;高中、中专样本95个,年总收入为9233.2元,月均收入为769.4元,月工资收益为503.8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38.4元;大专样本5个,年总收入为12690.0元,月均收入为1057.5元,月工资收益为820.0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230.0元。

  在数据处理中,为了便于统计计算,把受教育水平转换成受教育年限,未受正规教育为0年,小学为6年,中学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为15年。

  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年总收入和月均收入间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和预期结果相似。

  但是,亩净收益与受教育年限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其中未受正规教育样本亩净收益最高,为491元,大专样本最低,为230元。

  造成这样结果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部分样本人群具有较高的学历,其具有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机会,并不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甚至有部分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这就导致了样本人群亩净收益偏低。

  其中,年总收入=(∑月从事非务农收入×12 +亩净收益×亩数)/样本数

  月均收入= 年总收入/12

  不同受教育样本的收入具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收入差异的因素除了受教育水平(EDU)以外,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下面笔者确定一些对收入具有较强影响的因素,比如务农年限(AGRIAGE)、年务农时间(AGRIHOUR)、土地肥沃程度(FERTILITY)、耕地水源情况(WATER)、工作(WORK)、城市工作状态(CITWORKCON)、农村工作状态(VILWORKCON)。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其是否在统计中具有显著性。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下列收入模型:

  INCOME代表年总收入。

  采用年总收入作为分析对象是为了全面的分析调查样本的收入来源。

  年总收入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会获得更好的拟合度,并方便解释结果。

  R2=0.2864,样本数为634。

  括弧内为t-值。

  大部分的变量的符号和理论预期一致,多数达到95%以上的显著水平。

  这首先反映了问卷数据的质量是可靠的,其次收入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

  影响被调查者收入的显著变量有:受教育年限、土地肥沃度、水源优异度和城市工作状态。

  受教育年限年总收入弹性为3.44%,也就是说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增加3.44%的年总收入。

  样本平均年总收入为8472.3元,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增加收入291.5元。

  从上面对影响年总收入的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年总收入具有明显的影响。

  接下来,笔者通过数据统计,研究受教育年限对调查者非物资性收益的影响。

  1.工作岗位层次(POSITION)。

  操作层的受教育年限为7.6年,技术层为8.77年,中层管理者为11.73年。

  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越高越有机会进入管理岗位。

  2.身体健康度(HEALTH)。

  统计结果为,不健康的样本组受教育年限为4.58年,一般为7.81年,比较健康为6.65年,健康为7.65年,很健康为8.37年。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高者其身体健康度也高。

  3.婚姻满意度(MARRIGE)。

  认为婚姻很美满的样本组受教育年限为9.22年,较美满的为7.26年,一般为7.98年,不理想为7.93年,失败为5年。

  从统计上可以得出,受教育年限高其婚姻美满度也相对较高。

  从以上统计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进入领导岗位、身体健康度、婚姻满意度具有正面影响。

  受教育年限高,其指数也相对较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农村群体具有两方面的影响:

  1.物质性收入。

  受教育年限的收入弹性为3.44%,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增加收入291.5元。

  2.非物质性收益。

  受教育年限对个人的工作环境、进入领导岗位、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身体健康度、对象长相、婚姻满意度具有正面影响。

  受教育年限高,其指数也相对较高。

  农村教育的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

  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

  比如,加大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确保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

  在高等院校,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和助学贷款,使其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教育水平提高了,其有更高的机会去争取进入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以及进入管理岗位。

  此外,鼓励大学生到基层任职,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思想。

  参考文献:

  [1]Mincer Jacob Schooling,Experience and Earnings.1974.

  [2]陈晓玲,尹丹.农村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农村经济. 2004.1.

  [3]杨黛.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改革.南方农村.2004. 5.

  [4]陈强,张凤羽,杨芳.农村学生辍学问题研究.兰州学刊.2005. 4.

  农村教育投资负收益【2】

  提要本文试图从教育收费的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对教育获利受害主体的分析,论证教育付费制度不符合“谁受益,谁投资”、“多受益,多投资”的经济学原则,亦违背了市场运行的公平性原则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和建议。

  一、教育收费的经济理论基础

  (一)教育投资说。

  教育投资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人力资本理论。

  它认为教育是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一种无形商品,同样凝结了无差异的人类劳动,它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因而教育就是受教育者为将来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进行的一种智力投资行为。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教育支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而成为一种生产性投资。

  这种教育投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并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由此看来,若教育是为获得未来报酬而进行的一种投资行为,那么教育获利者向高校交纳学费合情合理。

  (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由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于1986年首次提出的。

  这种理论认为,按照“谁受益,谁投资”、“多受益,多投资”的经济学原则,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体制的国家中,教育的成本都必须由受益主体共同承担。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接受教育能够提高未来收入,社会团体也能从教育中受益。

  如,企业通过接受高校毕业生能提高利润水平、工作效率和科研水平,等等。

  因而说,这些受益群体有义务为教育分担学费。

  为了捍卫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教育收费理所当然。

  二、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利益分析

  由教育收费的理论基础不难看出,教育应当收费的主要依据是“谁受益,谁投资”、“多受益,多投资”的经济学原则。

  在我国农村,其贫困的根源不是因为其资源的紧缺,而是由于其资源的大量外流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历史上,我国长期为农业国家,与农业相关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建国以后,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不惜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两种形式,从农村中抽取大量资金发展城市,一批又一批的农村资源流入城市。

  同时,国家为了发展资本密集的城市大工业,又不得不建立一套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使城市二元结构态势逐渐明显。

  “城里人”、“乡下人”两者之间逐渐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策照顾和社会资源占有上有先天的不平等。

  国家的这种不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今天的“三农问题”。

  如今,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建立了一些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但是诸如教育收费等导致的农村资本和资源外流的现状依旧没有改变。

  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超过了2000万,其中至少60%的来自农村县域。

  若按每位在校大学生每年各项支出11000元计算,大学收自于农村的资金就高达1320亿元。

  而大学大部分分布在全国大中城市,这就是说因为教育农村每年要付出1320亿元的教育成本。

  由此不难看出,教育的高收费制度导致了农村资本的大量外流。

  农村资本的大量流入城市,不仅直接扩大了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还直接制约了农村自身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影响到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投资资本积累。

  20世纪五十年代,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经指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容易陷入一种恶性的贫困循环之中,即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这主要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过程。

  就我国农村发展现状而言,我国农村由于教育高收费的刺激,众多农村尤其是教育事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已经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种种迹象表明,“教育消费型贫困”已经成了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图1)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收费制度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种种制约。

  农村不是受教育群体特别是受高等教育者的栖息地,在教育中受益极少,但是农村却为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三、促进农村发展对策

  (一)教育银行。

  根据“谁收益,谁投资”的经济学原则,教育收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理应由受教育者和城市共同承担。

  但基于受教育者学习阶段的成本支付能力和受教育者未来工作区域的不确定性,本文认为,受教育者在校期间的学习费用应先由学校、国家财政、金融机构或特定的社会投资群体垫付。

  受教育者毕业时,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所在的地区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偿还由学校、国家财政、金融机构或特定的社会投资群体垫付的学习费用及利息,剩余部分由受教育者工作稳定后分期还款。

  为了方便该种措施中的资金管理,本文认为,国家应当设立掌管教育资金的专业银行,由它对学校、国家财政教育拨款、金融机构或特定的社会投资群体的教育投资进行集中管理。

  此外,国家还应大力弘扬社会企事业单位的教育投资或捐款,学校也应加强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从而保证教育银行资金链的良性循环。

  开办教育银行的方法类似于贫困大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因而它面临着与国家助学贷款同样的问题,诸如受教育者的信用、工作能力等。

  同时,可能有人认为该种方法会阻碍城市间的人才流动,但是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或法律法规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国家加大教育收费调控力度。

  2005年教育行业在十大暴利排行榜中紧随能源、医疗行业之后,位居第三,这与教育本身的属性及国家一直以来竭力改变教育形象的付出显然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现实中,名目极其繁多的各种“杂费”依旧带着强硬性强制“捐款”的大旗挥舞在老百姓头上。

  面对教育领域的这一特殊现象,国家应加大对教育收费的宏观调控力度,制止各种教育乱收费,加强对学费等各种教育费用的控制,建立更有效、更合理的教育收费制度。

  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性,而且要重视教育的社会性。

  (三)乡村基金会。

  首先农村通过社会集资等多种手段筹办乡村发展基金会,对本村的受教育者支付各种教育经费,受教育者毕业工作后的若干年,按其工资的比例交付基金会。

  随着基金会资本实力的不断充实,基金会的资金一部分继续用于教育,一部分分出来进行集体投资,从而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同时,乡村基金会的发展基金也为返乡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基本的资金支持。

  四、结论

  以教育高收费为标志的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虽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但它是否合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仍需要实践的不断验证。

  但是,由于教育的高收费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马上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不仅关系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而且关系着我国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此外,要解决“三农问题”,要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就要阻止教育收费等众多原因导致的农村资本的大量外流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农村贫困的恶性循环,加快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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