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公共建筑能效的障碍与源驱动力的论文

时间：2022-10-08 06:58:03 建筑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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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共建筑能效的障碍与源驱动力的论文

　　1、能效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公共建筑能效的障碍与源驱动力的论文

　　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影响因素的调查从两个不同层面展开：

　　其一是宏观因素层面；其二是五大支撑体系因素层面。影响度的衡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5级”评分制，其中1表示影响度非常小；2表示影响度比较小；3表示影响度一般；4表示影响度比较大；5表示影响度非常大。

　　1.1 宏观因素层面

　　宏观因素层面的影响因素清单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a）、“资源环境条件约束”（b）、“生活品质提高”（c）、“社会道德意识提高”（d）、“文化层面的干扰”（e）等5大范畴共20子项影响因素（表1）。整体来看，这些因素的均值在3.38~4.30之间，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都比较显着。但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大小也存在差异，见表1.

　　同属“生活品质提高”（c）范畴的“室内空气品质”、“室内热舒适度”、“室内舒适度改善”位列第1、2、6名。可见生活品质提升的趋势与诉求是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首重因素；且在此范畴内，空气品质和热舒适度方面的需求较之室内噪声和光环境更为迫切也更受重视。

　　“社会道德意识提高”（d）范畴的3个子项影响因素“公共建筑业主的社会责任”、“节能知识的普及”、“公众素质提高”分别排在第4、7、8位。这表明随着节能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素质的提高，由社会道德意识的提高而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产生的促进力将会越来越显着。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a）范畴的4个子项影响因素均值都低于4.00,排名位于后50%.此结果与早期预期有较大出入，对此：其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有所影响，这点毋庸置疑，只是与其他几类影响因素相比，其显着性相对较低而已；其二，相比居住建筑而言，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已经普遍存在高能耗、高舒适度、低能效的问题，因此也间接影响了其影响度。

　　“资源环境条件约束”（b）和“文化层面的干扰”（e）两个范畴的子项影响因素大多散布在中间范围。其中，“大气污染治理”和“资源的稀缺度”分别排在第3名和第9名，是资源环境条件约束范畴影响度最大的两个子项影响因素，这也与当下现实生活中资源环境挑战约束形势最为严峻的两个方面相契合。“优先考虑能效的建筑学理论”和“能源消费文化的差异”分别排在第5和第10位，被认为是从文化层面干扰公共建筑能效提升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1.2 五大体系因素层面

　　对政策、技术、经济、能力、市场等五大体系影响因素的调查进行了近期（2016~2020年）和远期（2021~2030年）的区分。调查结果见表2和图1.

　　公共建筑能效提升5大体系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在近期与远期差别较大。近期来看，政策因素是影响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首重因素，其次为技术类因素，而市场体系因素的影响度最小。政策和技术影响最大的原因是，公共建筑节能市场构建初期对政府的引导、培育和扶持政策依赖程度较高，且高能效技术体系还在探索阶段，尚不成熟，是当下制约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瓶颈。同时在技术、经济、能力等基础性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市场机制、市场模式发展基础薄弱，且需求不大，因此市场体系因素的影响度也相对最小。而从远期来看，市场因素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技术和政策的影响程度均有所降低，尤其是政策类因素在远期的影响权重降至最小位置。原因是：远期公共建筑节能市场已经建立并渐近成熟，政策类因素影响度降低，此时培育扶持政策应当停止，以必要的监管规范政策取而代之，用以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随着公共建筑节能市场的发展，不同气候区、不同类型的高能效公共建筑技术体系也已建立完善，因而也不再是关键问题；唯有市场因素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其他基础性条件具备之后，开始发挥真正的资源配置作用。

　　由此也表明，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从长远来看，应主要依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但是近期仍需政策支持。因而合理的发展路径应是近期在有效政策体系的支撑下，培育公共建筑节能市场。

　　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逐步退出，仅保留适当的监管约束作用，转而由市场主导，按市场规律运行发展。

　　将参与问卷调查的机构按性质分为政府、科研和其他3个类别，分类别进行比较分析（见图2）发现：从近期来看，不同类别机构对5大体系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判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从远期看，政府类机构相对其他类别机构更看重市场和技术方面的影响因素；科研类机构更加偏重于市场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而此两类之外的其他机构则认为政策和能力方面的因素影响更大。

　　这一结果与参与问卷调查的机构的性质高度相关，不同性质的机构实则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立场、目标和侧重点，拥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好的公共建筑节能市场应当使这些市场主体充分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保持良好的协同配合，保证效率和效果，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2、能效提升的障碍分析

　　机构问卷调查阶段，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中的主要障碍及其影响度进行了调查，得到了21项主要障碍的影响度评价结果（见表3）。从整体得分情况来看，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领域的障碍具有整体影响度较高、影响因素涉及范围广的特征。将这些障碍按其从属或涉及的领域进行分类，并对属于制度、市场、能力、经济、技术、政策、标准等7个领域的障碍数量进行比较：在7个领域中，制度、能力、政策的障碍最多，均为6项；其次是市场和经济领域，均为4项；标准领域有3项；技术领域有2项。由此可见，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障碍更多地集中在政策制度、能力建设、市场化推动等方面。

　　为判断每个领域内的障碍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度，进一步将各领域障碍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见图3）。综合考虑障碍数量和平均得分两项指标，得到7个领域障碍度大小的排序如下：制度领域的障碍数量最多，得分最高，排第1位；第2位为能力领域，其障碍数量与制度领域相同，但平均得分稍低；经济领域和政策领域应分别位于第3、第4位；第5、6、7位依次为市场领域、技术领域和标准领域。以下对这7个领域的障碍展开分析。

　　2.1 制度领域

　　近年来，公共建筑节能领域有一些执行效果较好的制度，例如公共建筑节能监测、能耗统计制度、能耗审计、节能改造等制度；但同时也仍存在很多制度方面的障碍。其中障碍度最大的是得分4.13的“能耗定额标准、超定额加价相关制度仍未建立或缺乏可操作性”.此障碍涉及公共建筑节能“五项制度”中的“公共建筑能耗定额制度”和“公共建筑的超定额加价制度”两项。

　　主要原因是目前各省的能耗定额尚未完全建立，而深圳、上海等初步建立了能耗定额的城市也还处于探索实施阶段，体系不成熟。制度障碍排名第二位的是“后期运营管理不规范”,障碍度得分4.05.这一障碍同时存在于新建和既有公共建筑领域，主要是由于公共建筑建设完成后，精细化、差异化的运营管理制度不能跟进建立，导致后期运行不节能的现象普遍存在。而障碍度得分3.80的第三项制度性障碍“管理运行人员整体技术水平，管理运行人员上岗认证制度未建立”也与此间接相关，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属于制度领域障碍的还有“地方财政配套”的财政激励政策与“物业公司代收代缴能源费，无节能动力”的内部激励机制设计，二者障碍影响度得分别为3.68和3.65,也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2.2 能力领域

　　能力方面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近期、远期均存在的运管能力不足的问题，障碍度得分4.05,总排名第二。另一项障碍“管理运行人员整体技术水平，管理运行人员上岗认证制度未建立”也与此相关。一方面，现阶段既有公共建筑存量巨大，运管不节能所造成的能源浪费已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窗口期，新建公共建筑面积将在未来15年内持续高速增长，若运管能力始终保持在当前的低水平，必然会造成能源浪费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公共建筑的能效管理在当下和未来都应受到高度重视。二是政府内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有待加强。

　　住建部作为中国建筑能效提升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和推动部门，横向需与发改、财政等多部门协作配合，纵向需对省、市级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有效指导。纵横两方面的协调一致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建筑能效提升领域内的政策制度设计质量、进度、一致性和实施效果。三是能源审计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高。能源审计作为公共建筑节能“五项制度”的环节之一，其执行人员专业水平欠缺将直接导致能源审计质量低下、审计结果不可靠等问题，亦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改造方案和改造效果，进而对公共建筑节能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和阻碍作用。

　　2.3 经济领域

　　经济领域最大的障碍是“投资回收期”,以4.00的高分排在总体第三位。而“中央财政补贴”、“其他渠道资金”以及“地方财政补贴”等3项障碍的得分依次为3.73、3.70和3.68,障碍影响度大体相当。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下，所有投资都应当建立在经济可行的前提下，投资回收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由于建筑节能具有外部性特征，因此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将外部性内部化，故三项障碍的得分较高且趋于一致。

　　2.4 政策领域

　　政策领域的主要障碍可按政策性质划分为行政政策障碍和财政金融政策障碍两类。行政政策方面的主要障碍有“业主或所有权人对能耗统计、审计、分项计量装置安装的配合”（3.98）、“国家层面缺少中长期能效提升目标体系，节能方向或节能量不明确”（3.75）、“国家层面政策不连续使市场无法预期”（3.25）等3项。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主要障碍有“国家层面缺乏持续针对性强的政策体系，如财政激励、金融扶持等政策”（3.88）、“中央财政补贴不足”（3.73）、“缺乏对金融机构的激励”（3.63）等3项。具体来看，行政政策领域的3项障碍中，有2项是由于国家层面政策不明确或缺乏稳定性所导致的，且障碍影响的领域不仅局限在政策制定本身，还对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表明应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中长期的能效提升目标体系并尽可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引导市场。而财政金融政策领域的3项障碍表明，尚未形成针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健全的财政激励、金融扶持政策体系是现阶段最大的障碍因素，且这一顶层设计层面的障碍大于具体工作措施缺位的障碍。“缺乏针对金融机构的激励”障碍度得分较低，原因是目前我国针对建筑能效提升的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现阶段公共建筑节能市场对财政激励的依赖程度更高；但从长期来看，金融机构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预测该障碍的影响度在未来会有所增加。

　　2.5 市场领域

　　市场领域共有4项障碍（见表4），其中“缺乏节能量评估标准和机构”处于第一位，原因是节能量评估和核定对于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其缺位造成的影响较大。而障碍度得分3.73的“市场认知水平偏低”排名第二，表明建立基于市场推动的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体系，应优先提升市场主体对建筑能效的认知度，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市场激励，调动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同时，从表4中还可以看到，公共建筑市场领域的4项障碍中有3项障碍与其他领域相关，分别是经济领域、能力领域和政策领域。这也表明，解决市场领域的障碍，应统筹考虑经济、能力、政策等其他领域，构建起针对市场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

　　2.6 技术、标准领域

　　技术、标准领域的障碍度得分处于整体靠后位置，影响度较低。主要原因是目前公共建筑节能技术与标准基本能满足需求，未来重点是发展高能效技术解决方案及建立相应的技术标准体系。且与其他领域的障碍相比，技术方面的问题较为复杂程度也较低。

　　3、能效提升的源驱动力分析

　　机构问卷调查阶段得到了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驱动因素。由此，在德尔菲调查阶段，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源驱动力进行了深入调查。源驱动力是指公共建筑业主进行能效提升的内生动力，是外驱动的着力点。调查结果如图4、图5所示。

　　从整体走势来看，最显着的特点是：第一，除新建公共建筑多出的1项“建筑整体的定位”之外，其余10项相同性质的源驱动力对不同类型新建和既有公共建筑的整体影响分布具有很高的相似度。第二，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商业性建筑与其他3类建筑的差异最大，而学校和医院这两类公益性建筑相似度最高。

　　3.1 政府办公建筑

　　一方面，政府类建筑在“政府的行政要求”和“节能环保社会责任的担当”两点高于其他3类建筑，同时也达到该类建筑所有驱动力的2个得分最高点。这是因为政府办公建筑业主通常为使用该建筑的行政管理单位，因而对政府的行政要求最为敏感；同时，作为政府形象和意志的代表，政府办公建筑要优先实施更高的能效标准，主动引领绿色环保实践，率先承担节能环保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类建筑在“能源资源费用支出”、“出售/出租的价值提升”以及能效提升的“增量成本”、“投入产出比”、“投资回收期”、“政府经济政策激励”等6点均低于其他3类建筑。主要原因是政府办公建筑不具有盈利性，且其建设或改造资金以及能源费用均由财政全额列支，加之政府办公建筑自建自用，很少部分具有出租、出售的用途，因而对此类经济性驱动力最不敏感。

　　3.2 商业类建筑

　　商业类建筑与政府类建筑正好相反，在“政府的行政要求”和“节能环保社会责任的担当”两点低于其他3类建筑，同时也达到该类建筑所有驱动力的2个得分最低点；而在此外的其他所有点均高于另外3类建筑，尤其在经济性驱动力处达到最高值。这首先体现出商业性建筑的能效提升意愿更强，驱动措施的整体有效性最高。另外，对于不同范畴的源驱动力，商业性建筑对经济类措施最为敏感；对舒适度、功能与服务品质的敏感度次之；而对政府行政要求与社会责任担当方面的敏感度最低。这首先与商业类建筑的建设或改造资金及能源费用支出均由自己承担直接相关，更与其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行性质相一致。因此，对于高度关注经济性收益的商业类建筑，偏重于市场的经济类驱动措施会比政府政策类驱动措施更加有效；在政府政策类驱动措施中，财政政策会比行政政策更加有效。

　　3.3 学校、医院等公益类建筑

　　学校、医院等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介于商业类建筑与政府类建筑之间，二者具有很高的相似度，故而进行整体分析。首先，二者在低能源资源费用支出、增量成本、投入产出比、经济激励政策、政府的行政要求等方面的得分较高，并且分值非常接近。其中1政府的行政要求对二者的驱动程度最高，原因是现阶段我国学校、医院类建筑均为政府投资类建筑，其建设投资和部分运行费用基本来自政府1财政拨款，在某些方面也受主管部门管理。但由于这类公益性机构收入构成相对单一，年均收入也相对稳定并且偏紧，财政激励可以使该类机构缩减其节能领域费用支出，以便分配现有资金用于其他方面发展。因此，该类建筑对“政府经济激励”、“能效提升增量成本”与“能源资源费用支出”等与经济性相关的措施也都比较敏感。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对于“节能环保责任担当”,学校建筑的得分为3.52,高于医院类建筑的3.15,这是由于学校所承担的教育和示范责任使其相比医院类建筑具有更高的节能环保社会责任担当。

　　另一方面，对于舒适度和服务品质的注重程度，学校类建筑中二者的得分平均值为3.26,低于医院类建筑的3.81.这则是由于两类建筑的定位、功能、使用主体不同，医院类建筑的性质决定了其比学校类建筑更加需要较高的舒适度和服务品质；同时，由于医院类建筑比学校类建筑的盈利性更为显着，而高舒适度和高服务品质虽然会增加能源费用等相关支出，但更能够获得高就诊量及住院人数，从而增加医院的收入，提升医院的营业效益。

　　4、结论与建议

　　公共建筑能耗强度高，用能情况复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显着，能效提升实施难度大；但通过调研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本文根据建筑能效提升工程系列调查，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因素和障碍，发现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主要障碍是制度设计不完善、高能效技术体系缺失以及实施能力不足。与之相对应，其能效提升主要影响因素也为市场、能力、技术等支撑体系的相关因素。因此，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制度设计及市场化推动。即结合市场机制，改进制度设计，强化制度实施，完善制度体系，促进市场化推动。（2）高能效技术研发推广。将高能效技术的研发纳入政府科技投入重点领域；建立相关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促进相关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集成化设计、低成本高能效解决方案、高能效工程示范。（3）能力提升。实施资质管理，确保高能效公共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管等相关主体的质量；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强化从业人员素质，确保公共建筑的能效水平。

　　此外，通过对源驱动力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公共建筑对能效提升驱动因素存在显着差异。因此，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解决方案采取“分类指导”的策略，着重于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合理设计政策体制机制，提升相关能力，引导公共建筑节能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具体解决方案包括：（1）对于政府办公建筑，主要通过行政强制要求的方式促进其能效提升。（2）对于商业性建筑，适合依赖市场机制推动其能效提升，在市场发展前期可进行一定的经济激励政策引导。（3）对于学校、医院等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宜采用“行政强制要求+经济激励引导”的方式促使其进行提升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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