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国家形象建构表述对策的转型

时间：2022-10-26 07:11:47 经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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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是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等多种元素所构成，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国家形象在电影中的呈现，是通过故事、人物传达出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文化内涵，并且从不同视野不同角度予以读解的结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关于主旋律电影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国家形象建构表述对策的转型的论文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主旋律电影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国家形象建构表述对策的转型

　　摘要：电影传播与影响首先且主要使用影像艺术手段吸引观众，而电影的国家组织与政策管理则内在地使用强制策略与“意识形态方式”来规训观众。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既靠影像也靠意识形态，在此共同承担着国家形象的对内建构强化和对外宣传的双重功能。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的电影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同时也将电影纳入了意识形态工具的行列之中，并成为了中国电影主流模式，本文主要探讨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主旋律电影中对国家形象的表述进行了怎样的转型。

　　关键词：国家形象;电影生产;编码与解码;传播效果

　　一、国家认同与历史书写：主旋律电影“中国形象”的对内传播

　　将国家和民族看作是共同的想象体是定义和追溯现代民族国家起源和形成的一种较具代表性，也受到较多认可的理论，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他主张对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电影则将这些想象以各种形式的图像和符号具体呈现，我们了解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表达国家主流政治文化，服务于革命和政治需要，从题材上看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重大改革现实题材影片。在这个提法中，革命和历史两个关键词就表达了主旋律影片承担着建构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本像，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影片便在此之列，例如《开国大典》、《南昌起义》、《大转折》、《百色起义》等等。

　　为此，为了民族认同感，民族国家政权会有意无意地构建出有关民族的预设，而人们也会满怀欣喜地接受这个想象，因为这是世俗社会中需要的信仰和归属。人们不在乎一个标志是否的确代表了人们希望的作用，人们只在乎人们希望的作用有一个标志可以作为代表。民族意识的代表物就像消费社会中的一个商标一个概念，被人们所消费。苏醒的神圣传统被放在世俗的系列里构想，每一个图腾都变成可供无限复制的膜拜物，人们就通过消费和膜拜这些复制品，达到了自己对永恒认同信仰的需求和欲望。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有关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或者说，选择性记忆和无意识想象，是维护民族意识的策略。新的民族国家建国之后，他的身影就会被无意识地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乃至不复记忆的历史当中去。新的民族国家也会让这片土地上或者这个血统中的“遗产”“苏醒”，成为新国家的图腾。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将主旋律影片的历史叙事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性历史记忆。这点仅从拍摄的历史题材及其数量上就可以看出。

　　从这个作用上讲，主旋律电影中那些表达大义凌然和慷慨赴难精神的台词和配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凸显“民族”这一概念的高尚和纯洁，在一定历史氛围中的煽情，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引发一种叫“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无私、纯洁和高尚的，是一种升华式的情感。主旋律电影则很好地运用了电影的“造梦”功效，为观众营造出这样一个梦境，用声光电以及演员表演的进行艺术夸张和加工，使情感达到某种统一。

　　二、计划经济下电影话语传统与公共产品实践之间的断裂

　　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刻板和模式化的国家形象塑造，往往将个人感情无限放大至国家情感方面，在早期可能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怀，而在晚期则让人进入了麻木和反感之中。霍尔对于编码过程中由知识框架、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三个因素所形成的作用结构的揭示，会使得我们意识到内参片作为文化生产制度的双重逻辑，其外在逻辑是服务于主导的意识形态，而其内部逻辑则是服务于艺术作品的专业产制，而这两种逻辑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这两个逻辑之间又存在相互的依存关系并且互为条件。霍尔曾经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为了正当地生产和维持某种作用，就“必须使这个作用具有某种可信性、合法性或者使它看上去想当然就是那样。这样做就要排斥、破坏不同的作用或使其不合法，”而这导致产生的两个理由是，“首先，统治的话语如何保证自己成为合理的解释，并维持对不同的或竞争的解释的限制、禁止和排斥?其次，那些负责描述和解释各种事件的机构---在现代社会，最佳的机构就是大众媒介--如何在居统治地位的传播体系中成功地维持一种更可取的或界限分明的作用范围?

　　三、市场体制下主旋律电影表述策略的转型

　　中国电影自九十年代年起开始实施机制改革，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从此电影的制片、发行和放映都要从市场角度考虑，而此时电影才成为了真正作用上的大众文化。

　　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主体通常是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物”。这类人物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时刻忠诚于党和人民、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这些英雄凭着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克服万难，战胜反对者，将福祉带给人民群众。这种曲终奏雅的情节模式，决非简单地兜售廉价的大团圆，而是作为国家主导价值观的理想神话所必须采取的叙事策略。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神话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能够克服矛盾的逻辑模式。一般而论，群体和国家要使其成员认同、尊重和自愿服从它，重要的途径就是运用象征策略来不断建构和演示有关群体和国家的神话。一套成型的意识形态大都以某种政治神话作为其主要内容，而各种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模式的运用，则使神话、信仰得以不断重现和再生。因此，当主旋律电影一再演绎着与时俱进的乐观主义故事情节时，它们客观上传播着希望公众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引导他们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并最终在世俗语境中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然而，这种叙事逻辑使得它宛如一个强大的专横的暴君，预期地规定了文本叙述的强度与方向，使它逃脱了一种无限的言语的领域，现实因而贫乏化和熟悉化了。这样一来，文本的叙述不管如何千变万化，悬念丛生，但逻辑本身的有限性，却决定了故事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似曾相识，大同小异。叙述范式无疑遗漏和排斥了偶然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生活，使得现实无可挽回地走向贫乏化和熟悉化。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除了在物质属性的价值外，它们借由声音、影像、图画、文字等元素交织而现的象征符号与意理信念，则与文化领域有着关联，同时这也与主导社会集体价值与国族文化内涵的政治领域形成一种张力，因此首先确立电影的大众文化定位，站在大众立场、透过大众视角去讲述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则实现了政治任务与市场需求的话语共谋，成为电影机制市场转型以来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典范，其采用典型的大众文化传播手段—明星效应，在叙事策略上也采取了泛情化的路线，将“伟人”和“英雄”这些泛化了的符号重新置于不同的个体之中去，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电影产业化的机制下，主旋律电影在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将考虑大众所认可的情感模式和价值，因此新时期中国主旋律电影一方面启动明星获取票房，另一方面在国家形象传播手段上也显得温情了许多。

　　参考文献：

　　[1]王一川.电影软实力及其效果层面[J].当代电影，2006(3).

　　[2]戴锦华.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透视[J].文学艺术论评，2006(11).

　　[3]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政治传播及传媒影响力[J].现代传播，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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