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格挤压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时间：2022-10-01 03:46:20 经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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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挤压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在价格挤压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小编为各位经济方面的朋友准备的论文，欢迎各位写作者参考!

　　摘要：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遭遇通胀困扰。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价格压力，继而得出熨平价格波动、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路。

　　关键词： 低成本时代; 价格挤压; 刘易斯拐点; 凯恩斯陷阱

　　1价格影响的历史回眸

　　从历史演变看，价格及价格变动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农业社会，粮食等农作物是主要的经济“财货”。在工业社会，工业品代替粮食等农产品成为主要的社会产品。进入后工业时代，服务产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相应的，随着交易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价格在经济运行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在农业社会，粮食等农产品主要用来维持家庭生计，人口主体――农民除了生活所需和交纳政府税收的部分之外所剩无几;手工业生产处于附属地位，主要服务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广泛的城乡市场;同时由于交通运输落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交易行为。因此，除灾荒、战争、瘟疫、动乱和人口猛增等非正常年份外，价格因素对小农经济的影响作用十分有限。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商品交易活动日趋活跃。工业化初期，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生产在利润刺激下日益丰富，国内市场交易和国家间的贸易活动逐步频繁，加上世界范围的殖民贸易，价格优势产生的高额利润大大加速了工业化步伐，并迅速形成了世界市场。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统一的货币、价格体系在恢复世界经济过程中起到了稳定价格水平的积极作用，大大便捷了世界贸易，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美元贬值，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体系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1971年8月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世界经济步入到一个价格动荡时期。

　　197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面临着滞胀困扰，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失业与通胀并存，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浪潮随之兴起，通过实施控制货币发行、减税及经济技术结构调整等增加有效总供给措施，从而逐步舒缓了滞涨对经济增长的困扰。

　　19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带领世界进入信息经济时代，通讯、金融、电子商务等服务产业地位飚升，服务业价值提升，服务业价格上翘，人类俨然进入服务型社会。“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全球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加之金融创新产品泛滥，缺乏有效监管，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资产价格泡沫增大，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目前，各国采取应对危机的扩张政策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主权债务危机，加息风潮席卷全球，高利率似乎又在阻挠世界经济的复苏，滞涨的幽灵似乎又姗姗而来。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央行还没有遇到过通胀上升和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全球经济正在走向滞胀[1]，中国经济出现滞胀不是没有可能[2]。

　　2中国经济增长的价格压力陡增

　　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时下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高企的价格压力不可避免。

　　2.1低成本扩张时代结束

　　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南美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外，中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赢得了发展先机，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是一种高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以资源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据统计，2010年，我国GDP值占世界GDP总值的9.5%，而能源消耗总量相当于24.32亿吨标准油，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20.3%[3]。2007年环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资源消耗、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的总成本共计35 971亿元，占当年GDP的13.98%[4]。数据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从持续发展角度看，这种以资源环境为高昂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随着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相继崛起，这些国家将会拥有比中国更廉价的劳动力，加之我国劳动工资近几年普遍上涨，低劳动力成本扩张的时代行将结束。城市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征用了大量耕地，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竭力谋求自身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空前增加，特别是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导致全球性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供应紧张，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迅速串升。受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强势劲显，使全球各国陷入“通胀恐惧”[5]。

　　总之，我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外资源价格约束机制凸显――劳动、土地、能源等主要原材料涨价，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

　　2.2人力资本价格上升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在农业部门存在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部门可以长期以不变的工资水平吸收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据统计，在过去30年间我国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的农民工人数达到1.5亿多[6]，而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缓慢增长。我国经历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之后，在1980年代至今形成了劳动力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而我国30多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利用了劳动力多、工资低这个“人口红利”因素。受计生政策和人口转变规律的双重影响，我国从2000年起实现了人口转变，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老龄化社会转变，相应的，今后劳动力人口比重也将呈下降趋势。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分析，当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城市工业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上升，即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2004年发生的“民工荒”现象，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近几年，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普遍上涨，企业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刘易斯拐点”已经形成的事实。人力资本价格上升势必导致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上扬，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未来发展的压力增大。

　　2.3快速城镇化及生活质量提高加剧了农产品价格走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几年城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到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9.68%，比1978年18%的城镇化率提高了2.76倍，[7]非农人口大规模的快速增张，拉动了农产品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等上涨。首先，城镇人口增多势必形成对粮食的商品需求增大。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蛋、奶、肉、酒和果蔬的需求增加，这需要更多的粮食转化。最后，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耕地，使农业用地逐年减少，无弹性的农产品需求乘以庞大的城镇非农人口，低农业生产效率下的农产品价格上升趋势似乎成为治理通胀的“滑铁卢”。同时，城镇的刚性住房需求增加引致城镇土地价格飙升。目前，我国CPI指数持续走高的现象背后，隐含着农产品供应紧张的软肋，加息的货币政策对农产品价格上升几乎无效。此外，流动性过剩诱发的游资投机炒作也是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8]。随着“金砖国家”等人口大国的崛起，全球性农产品紧缺和涨价或将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2.4国有垄断行业的低效率高价格抬高了市场运行成本

　　我国国有企业垄断了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交通运输和市政公用等行业，形成了行业独占和很高的进入壁垒，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和高额收入，抬高了产品(服务)的社会成本，蚕食着大量社会剩余。如高企的房地产成本中有政府公营部门高价卖地的肇端，过高的石油价格和过路费、过桥费等使我国的物流费占据着全年GDP的18%[9]左右，过高的流通费用必然要转嫁到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之中。目前，石油、电力、电信和高速路等垄断行业都存在着定价机制不透明和价格偏高的现象，提高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成为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2.5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过高的税率是价格水平走高的重要推手

　　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以宽松为主基调，期间也有为了抑制信贷增长过快、经济过热而适度调整的经历。2007年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央行货币政策又调整为适度放松。2009年国家出台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建设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流动性过剩。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当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凯恩斯陷阱”，造成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将难以发挥作用。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遇到过的问题如今在我国重演。另外，由于我国实行出口创汇战略和强行结汇制，长期的贸易顺差产生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吸引大量热钱涌入。据统计，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2.8万亿美元，致使外汇占款达到22.58万亿元[10]。人民币的超常供应和流动性过剩，导致价格水平上升。同时，金融创新工具成倍放大了货币乘数效应，以套期保值、牟利为目的的资本空转等投机行为，不仅使虚拟经济空前发展，而且也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中价格预期的不确定性，价格波动成为常态。

　　过高的税率也是推动价格水平走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流转税是税收的主要成分，其比重占税收的70%，各种流转税包含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附加税等等，其中仅增值税一项就高达17%，有些进口商品的关税还高于5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公布的数据，中国税收占商品售价的比重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11]。虽然这些流转税的征税对象是企业和商家，但是实际上税费都包含在商品价格中，过高的流转税率对商品价格偏离还起到放大作用，例如生产企业所支出的各项营销费用、高额的卖场费用、经销商所支出的物流仓储费用等多个环节费用同样也要征收17%的增值税，这些费用最终通过产品和服务涨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3价格挤压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战略

　　价格挤压下的经济增长常常遭遇通胀困扰，要么向社会转嫁，要么通过技术进步消化。应对滞涨而诞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化解目前困局的有益借鉴，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是一种必然选择。

　　3.1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从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看，一般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资本密集型再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阶段，即通过技术进步化解价格上升压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刘易斯拐点”预示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会到来。在此，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调动企业主体的首创精神是个关键。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走产业集群发展道路，集约高效的利用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生产，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和分工优势，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也可以降低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物流成本。发挥大型企业集团的重大项目研发优势，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融合，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实行吸引投资和对外投资相结合战略。利用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升产品价值及其附加值，弱化产品成本上升压力。

　　3.2建立人力资本强国，提高劳动生产率

　　发达工业国家往往也是人力资本强国，充裕的人力资本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国要变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切实提高从业人数最多的普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水平。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和受训对象范围，对农村初高中毕业的新增劳动力和返乡人员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农业技术培训。大力发展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推广校企对接的订单式培养。其次，对中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的开发坚持送出去、请进来的战略。努力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管理办法，围绕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实行校(所)企联合，聘请国内外技术领军人物联合攻关，带出团队，培养后备人才。将高级人才定期送往国外培训、进修，增强国际融合能力，便于抢占世界技术高端。实施高级人才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战略，从利益链上激励他们不断学习、进取。再次，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强对教育和科研投入，大力提升教育质量，加快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不断完善企业人才激励机制和企业产权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最后，狠抓职业道德教育。规范行业道德标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劳动者职业道德素养，增强敬业精神，实现以德兴企和以德治国。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普遍提升，有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3.3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稳定

　　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模式，走产业化和规模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示范区建设，我国农业极具投资潜力，边际利润上升的空间很大，发展现代化特色农业的前景非常广阔。鼓励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创新农业经营制度，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政府应加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仓储等物流环境，建立城乡、区域对接的农产品直销体系，减少中间环节，免费开放全国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降低现代农业发展的物流成本和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边际收益，使农产品产地的农民和城镇居民消费两头受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缓解农产品价格上升压力，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农村现代化步伐，实现农村城镇化。

　　3.4改革国有垄断企业操纵价格格局，降低社会成本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政治稳定和公有制度的经济基础，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政治意义自不待言，降低社会成本的经济意义则十分重大。根治垄断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引进竞争机制，降低非公企业进入门槛，将内部改革挖潜和同业竞争相结合，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行业成本。其次，国企垄断行业的产品(服务)成本、利润核算体系应该科学、透明，做到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按照利润率等于或略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分解价格构成，则能有助于降低垄断行业价格。最后，对影响关系国计民生重大行业的产品(服务)定价，应实行价格听证制度，实行公开、公平定价和社会有效监督。垄断行业产品(服务)普遍的适度降价，将会在某些关键领域减轻价格压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3.5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适度降低生产和流通环节税负，特别是降低流转税税率，不仅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高额税负，藏富于民，而且通过减税可以舒缓对产品(服务)成本的放大作用，形成合理的商品价格水平，促进生产和消费。2010年我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巨大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上升。由于在国际贸易和资产财富比价中长期的低价优势，人民币具有较大的国际升值空间。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购买能力，可以大大缓解输入型通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积极扩大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和地域空间，进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乃至国际化，避免因美元贬值产生的国际储备账面损失。但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现存的障碍，因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够成熟，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人民币国际化尚需时日。因此，应该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体制，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弱化国际货币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4结论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及国际市场动荡的价格高企现实，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我们应该保持积极谨慎的态度，趋利避害，努力化解价格压力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升级步伐，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产需对接，保证农产品及食品安全，稳定农产品价格;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减轻流转税税负和产品(服务)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对外购买力，弱化输入型通胀压力;发挥市场调节的主导作用和政府调节的补充作用，竭力降低价格高企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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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媛，金辉.厉以宁.中国滞胀不是没有可能[N].经济参考报， 2011-06-27.

　　[3] 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2011[R].2011.

　　[4] 贺满萍.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J].经济研究参考，2010(65)：68-72.

　　[5] 张竞怡.大宗商品飙涨助推全球通胀[N].国际金融报，2011-01-21.

　　[6] 宋元梁.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6(3)：22-26.

　　[7]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R].2011.

　　[8] 郑风田，2010.刘欢，王建华，任丽颖.新抬头的世界性粮食危机挑战中国防控通胀.新华网，2010-12-10.

　　[9] CCTV《经济半小时》.聚焦物流顽疾:物流堵在最后一公里，2011-05-09.

　　[10] 中国人民银行.2010金融统计数据报告[R].2011.

　　[11] 搜狐财经.网友热议中国物价高于美国高税负成本推升物价，2011-06-30.http://business.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