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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汇率之争的政治经济学
中美汇率之争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从汇率操纵演变的历史来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下，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现象。
这是因为“汇率操纵”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美货币汇率之争的焦点是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美国国会试图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其目的不仅仅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增加国内就业机会，而且还在于通过汇率战压制人民币，遏制中国经济崛起。
关键词：汇率操纵;汇率之争;人民币汇率;美元
一、引言
“汇率操纵”现象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当时美国指责英国货币英镑价值低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行了近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初崩溃，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汇率操纵”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美国指责日本等国家有货币操纵之嫌，韩国于1980年被美国财政部确定为“汇率操纵者”，1985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签订了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货币汇率之争已经持续了多年，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操纵汇率”。
自从2003年以来，美国国会少数议员不仅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而且指责中国“操纵汇率”。
如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查尔斯(Schumer Charles)和格雷厄姆·林赛(Graham Lindsey)最先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指责人民币价值低估，还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
2005年，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上掀起了要求人民币升值之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向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迈进。
从此，人民币进入了快速升值阶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再起。
2010年6月，在美国国会中一度有130名参众两院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商务部动用“反补贴法”应对中国的“汇率操纵”，并强烈要求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2010年9月，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提出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允许美国国内企业对来自于所谓“货币根本性低估国家”(如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2011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矛头直指中国，意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
由此可见，中美汇率之争主要是围绕着“汇率操纵”问题展开的。
为此中美双方展开了多轮的磋商与协调，例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②本文在阐述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中美两国围绕“汇率操纵”问题展开争论的本质以及影响，以便从中得到启示而采取应对措施。
二、“汇率操纵”研究文献回顾与评析
国外学术界关于“汇率操纵”问题研究文献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汇率操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Calvo and Reinhart(2002)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表明，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他们的货币汇率施加了操控。
这种“恐惧浮动”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国家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可见，在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在美元汇率不稳定的情况下，“汇率操纵”现象并非是某个国家特有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2.不透明的政策往往要比透明的政策干预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Brunnermeier and Pedersen(2009)认为模糊的政策通常会增加中央银行在危机发生和资本外逃期间的干预效力。
在这期间，信息不对称，包括流动性准备金的提前周转和心理预期经常会导致风险资产的超规模抛售。
当危机国家的货币被贬值，可靠的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披露已失去效力。
这时，透明的货币干预比更加隐蔽的、不透明的干预效果更糟。
例如，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案例中，利用模型可以证明这两个国家从更加隐蔽的、模糊的政策中获得了更大的益处。
3.中央银行干预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控制货币危机的发生
与前面观点相反的是，干预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防止货币危机发生。
Bannier and Heinemann(2005)在检验货币危机和全球中央银行透明度政策的博弈效果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央银行的透明度有助于避免危机。
当人们对经济基本面向坏的信念形成之前，代理人将透明度视为其私人决策信息，这决定了对未来预期信念。
Chamley(2003)构建了一个模型，在模型中投机者通过观察目标区内汇率波动来了解经济基本面的情况。
他验证了投机者攻击这一区域的状况，并且通过信息传递在汇率上表现出来，并且得出结论：中央银行的干预政策减轻了汇率的波动。
4.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政策干预和经济基本面中的表现不同
Ricardo Femholz(2011)探讨了中央银行干预外汇汇率透明度的含义，并且通过建立动态的模型来研究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政策干预和经济基本面中的表现。
两期标准检测模型显示的主要结果是汇率和经济基本面之间的透明度经常被偏离因素所扭曲。
这一结果表明透明度有着明显的两面性。
首先，透明度揭示了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信息掌握的情况(显著的真实情况)。
其次，透明度进一步证明了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所知的经济基本面信息对汇率产生影响的精确性程度。
如果中央银行公告透露出细微的关于经济基本面的信息，那么，第二种影响因素就会发挥支配的作用，并且，透明度放大了汇率的扭曲程度。
事实上，局部的信息披露比没有信息披露的情况会更糟。
这种结果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危机时刻，模糊不定的政策不但不会阻止货币贬值，而且还会使之加剧。
这表明中央银行在这种混乱时刻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对神秘的干预政策所做的辩护是相一致的。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汇率操纵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国际货币演变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下，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现象。
这是因为“汇率操纵”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国际金融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当前，在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货币汇率受美元汇率影响，不得不随着美元汇率波动而波动，一国的货币汇率政策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汇率政策。
所以，在这种国际货币格局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只能选择与自己相适应的汇率制度安排，与美元保持着或近或远、或紧或疏的关系。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非均衡的美元本位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一种错位的、扭曲的现象。
而美国站在国际货币制度设计的顶层，利用美元本位来掌控国际金融话语权，动辄指责其他国家操纵汇率，而不考虑自己对美元价值稳定是否该负起责任。
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一个国家能摆脱束缚于未加管理的国际体系而产生的那些不利而又往往危险的义务时，它便可望更好地按进步的路线管理本国货币;下一步接着要做的是发展出具有变动汇率的国家体系。最后一步就可能是将这些体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管理国际体系。”可见，这段话道出了当前美元本位束缚下，一国货币汇率制度选择的艰难与无奈。
在美元本位制度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地寻找着管理本国货币的进步路线，要么建立国家本位，要么建立超国家本位，要么建立全球联合本位，据此来寻求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稳定。
除了少数地区以外(欧元区)，其他广大中小国家管理本国货币的进步路线只能是国家本位，在发展出具有变动汇率的国家体系或者联合本位之前，往往会陷入汇率僵持。
这一点已经被国外学者研究所证明，而这恰恰又成为美国指责其他中小国家货币汇率操纵的有力“证据”。
可见，广大中小国家的货币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稳定两者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
三、中美汇率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站在黄金巨人肩膀上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从此美元称霸世界，并以此建立起了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的美元本位。
美国仰仗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享受“无泪赤字”和铸币税等诸多益处。
从此美国开始放纵美元，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屡创新高。
然而，美国却将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通过指责他国“操纵汇率”来为其埋单，如日本和中国。
1.“汇率操纵”成为美国惯用的国际经济政策工具
美国政界许多人认为中国操纵货币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纵观历史，每次“汇率操纵”风波，要么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要么就是在贸易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但两种情况都归结为一个目的，就是要扩大出口，增加就业。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可以做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情，通过别人不可能使用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
那就是用干预别国货币汇率的方式。
一旦将其他国家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它的目标。
例如，历史上大萧条期间，美国于1930年通过了旨在保护美国本土就业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保护本国贸易，打击其他国家贸易。
同时，美国还指责其他国家操纵货币。
2.美国以“汇率操纵”借口打压人民币，遏制中国经济
当今世界，汇率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经济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汇率上升与下降，都会对中美双方经济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
当前，美国最需要的是人民币升值，而达到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就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一旦人民币升值达到一定程度，美国就可以收到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可以限制中国出口贸易;二是通过贸易乘数效应抑制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三是促使中国国内大批产业工人失业，抑或引起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人民币国际信誉快速提高，国际化进程正在逐步向前推进。
中国虽不是世界强国，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
美国不能容忍的是谁对美元霸权的挑战。
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压制人民币，维护美元霸权。
一旦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打击中国贸易，同时也必然会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3.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出于政治目的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表明，任何充当世界价值标准(本位)或者国际价值标准(本位)的货币，其所在国需要承担责任，即维护该种货币的价值稳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特里芬两难”的情况下放弃了其承担的责任，其后果是“尼克松冲击”。
之后，美国只享受美元本位带来的好处，却不承担维护美元价值稳定的责任，而且还通过“双赤字”来放纵美元。
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美国贸易赤字是无法克服的“新特里芬难题”，既然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美国就必须努力保持其价值稳定，收敛“双赤字”。
然而，美国却将“汇率操纵”这一具有双重标准和随意性的工具乱用。
例如，美国于1988年出台了《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
根据该法案之第3004条款和第5304条款，就可以确认某国是否操纵汇率。
可见，美国所谓的“汇率操纵”，有其自己的标准。
而按照IMF制定的原则，应该尊重各会员国国内的社会、政治、及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对各会员国的境况给予应有的注意。
虽然美国在定义“汇率操纵国”时，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咨询协商，但只是形式而已。
历史已经证明，是否将一个国家列入汇率操纵国，更多是出于政治因素，经济和金融因素将退居其次。
4.“汇率操纵”成为美国政界惯常使用的一张政治牌
在美国历史上，一到国会中期选举和总统选举之时，为了赢得选民支持，一些政客往往将美国内部的经济矛盾向外转移。
无论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还是贸易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客们总是能够找到借口将上述问题与汇率联系在一起。
寻找替罪羊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美国的标准将贸易伙伴定义为汇率操纵国。
例如，大萧条时期，恰逢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明知贸易保护对经济有害，更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
但为赢得选票，政客们必须迎合选民，尤其是危机时期那些失业和随时可能失业的选民。
又如，在美国贸易失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无法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也无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恢复经济。
在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来临之时，一些政客就将汇率操纵作为一张政治牌，积极鼓动将中国等有关国家定义为“汇率操纵国”。
又例如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美国参、众两院130名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操纵货币国”。
可见，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层面问题。
从经贸角度看，中美汇率之争是由于人民币价值低估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贸易逆差，中国贸易顺差。
从政治角度看，中美汇率之争是美国国会议员出于政治原因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的一系列无理指责。
对于美国政界少数人将中美汇率之争问题作为政治筹码，经常就人民币汇率搬弄是非，干扰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现象，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四、结论与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是站不住脚的，只是凭借其自己的标准来断定他国是否操纵汇率，既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也不符合国际经济常识，更不符合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
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的行为是对汇率制度自主选择权的干涉，也是对中国货币主权的不尊重。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有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权。
当前，日美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全球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货币民主主义抬头，将全球推向了货币战的边缘。
美国“双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已经对美元信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财政悬崖仍困扰着美国经济。
中美汇率之争看似风平浪静，上述情况一旦逆转，美国还将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动新一轮责难。
因为汇率已成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的积累和扩张财富杠杆。
纵观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在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方面一直将汇率视为核心。
对此，中国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1.坚持国家本位，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抵御外部冲击
根据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不能走两个极端，即要么固定汇率制度，要么浮动汇率制度。
所以，只能走中间道路，那就是坚持国家本位(国家价值标准)，即“各国货币依然是以美元为标准，但以浮动汇率的方式与其自由兑换，以实现全球市场价格单一化。”因此，人民币与美元应该保持灵活的、有弹性的兑换关系，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有节奏地调整。
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既要有利于内部均衡，又要有利于外部均衡，即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要有利于实现内外经济的联合均衡，让美元本位服务于我国的内外经济目标。
同时，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将人民币汇率制度铸成一道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屏障，抵御外部冲击。
2.坚持货币主权，实行独立自主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
根据国际法惯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规定，国家货币主权是国家对本国货币行使的最高权力，是不容许外国干涉的排他性权力，包括货币的自由铸造发行权、货币升值或贬值之调控权、建立外汇储备权以及外汇管制权等。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所以，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协调配合，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贸易发展，这有利于引进国外投资，防范国际游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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