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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干扰因子研讨论文
任保平和王蓉（2011）[7]建立了包含工业化率等19个指标的评价体系综合评价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然，构建指标体系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是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但是，在研究中可能会遗漏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要素；二是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潜能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王积业（2001）[9]将经济增长理解为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并以此确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刘树成（2007）[10]也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指能够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样界定的优点在于可以给予经济增长质量一个明确的、完整的范围，避免遗漏经济增长质量中较重要的要素，缺陷则在于不利于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弥补两种界定的不足，本文考虑可以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不难发现，三个方面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能较全面的揭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由此，本文将在明确的范围内构建这三个方面的指标，探讨劳动力转移如何从这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潜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为高效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粗放型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要素的投入，一旦要素投入下降或者要素投入增长不能满足经济递增的要求，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集约型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发展中国家要素的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克服资源有限性的有效手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认为有两个原因决定粗放型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长期保持要素投入的递增是不可能的；二是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即使是资源投入递增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地趋于降低。因此，只有集约型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高质量的增长，集约型方式能够保证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或者是使用较少的要素能达到同样的增长率水平。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说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之，则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在降低。集约型不仅应体现资本要素使用的集约，也应体现劳动要素使用的集约，特别是在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时期（蔡昉，2006）[11]，劳动力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劳动力转移是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其能够提高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过程是稳定、协调和持续的。首先，稳定性是指经济增长过程的平稳性，较小的经济产出和价格波动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维护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必然要求。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屡遇“民工荒”，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意味着持续稳定的劳动力转移能够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其次，协调性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协调的产业结构，协调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协调的生态环境结构，协调性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良好的状态，因此，协调的经济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力是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转移中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进而实现不同产业就业和产出的协调发展。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主要是以增加收入为主，通过转移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协调。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较少，李晓春（2005）[12]使用扩展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国内劳动力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认为在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在增加工业产出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环境污染增加。但与李晓春的理论分析不同，史安娜和马轶群（2011）[13]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目前并未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特点有关；再次，持续性主要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上，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高的投资和消费水平能够推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它是经济实现腾飞的前提，也是良好的经济增长状态的客观表现。当企业通过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获得较高收益时，劳动力转移就形成了企业维持或降低现有投资水平的动力，同时，农村劳动力长期在农村生活形成的消费习惯不会因其转移到非农产业就发生较大改变，这说明劳动力转移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过程的持续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2a：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假设2b：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假设2c：劳动力转移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的最终产出水平不断持续地提高，并通过社会产出的增加和产品的丰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使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较低的部门向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流动是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转移即为社会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低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就业数量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会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并因此推动经济增长（Lewis，1954）[14]。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3：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
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是构建指标体系计算总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钞小静和惠康，2009）[15]，这样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指数就反映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但是，考虑到经济增长质量是多方面内容共同构成的，一个总的指数无法清楚的看到经济增长质量不同方面的变化，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没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为了从不同方面探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依据前文的分析选取不同指标来分别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其中，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分解为稳定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三个部分（见表1）。2.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动反映劳动力转移（LTRAN）的状况，因为两大产业从业人员总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越大，说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越多。这样的度量可以体现出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即永久性地从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的转移。
本文处理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选取是1978—2010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利用各年的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其中，资本存量使用单豪杰（2008）[16]估算的中国总资本存量数据，由于单豪杰估算的资本存量是以1952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本文将资本存量数据重新换算1978年的不变价。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指数（EGMOD）、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EGSTA）、经济增长协调性指数（EGCOO）、经济增长持续性指数（EGCON）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指数（EGRES）等五个指数。由于经济增长质量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相同，且存在正指标和逆指标，首先，要消除量纲差异，本文将采取如下指数化方法：在上述标准化方法中，xi为每个指标的具体计算数值，maxx和minx分别代表了该项统计指标中的最大样本数值和最小样本数值；其次，要进行逆指标转正，本文的逆指标主要有单位产出能耗比、产出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乡收入比、单位产出废气排放、单位产出废水排放、单位产出废弃物排放等。这些指标的数值越高，则对总体评价存在更高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把逆指标转化为正指标，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上面的指数化无量纲处理，转变为正指标标准化分值。在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过程中，这些指标首先按上面的公式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用100减去数值，所得结果便是与逆指标对应的正指标数据，由此实现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对计算结果再次标准化，便可得到可以用于计算指标的数值。
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对各指标权重的处理上应选取一种较为客观的赋权法，考虑到熵值赋权法是依据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通过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17]。因此，本文借鉴杨万平和袁晓玲（2008）改进的熵值赋权法①，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五个大项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图1。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这样的处理不会改变时序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是对数值。由图1可知，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在2007年之前变化不大，之后出现了较大的提高，这说明尽管各界早就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但产生明显效果的是在2007年之后；其次，在经济增长过程质量中，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但总体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经济增长协调性具有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持续性一直较为稳定，增长质量没有明显变化；再次，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是各指数中提高最为明显的，而且从1978年开始就在持续上升。
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6.0软件分析而得。检验变量平稳性的常用方法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本文用ADF方法检测了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最优滞后期用AIC最小准则确定，以保证残差非自相关（见表2）。由表2可知，除经济增长稳定性外，其余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量呈平稳状态，即都是I（1）的序列。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稳定性与劳动力转移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产出波动和物价波动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而“民工荒”对产出的影响也仅限于东南沿海等局部地区。判断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一般使用协整分析，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在经济学意义上，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通过一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变化影响到另一些经济变量的变化，并且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将根据平稳性检验结果，仅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持续性以及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协整分析（见表3）。
由以上结果可知，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关注资本要素的集约使用，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提升劳动要素使用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不明显。3.VAR模型分析根据前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及LLC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准则（SC），本文确定建立VAR（2）模型。经过检验，模型显著，且结构稳定。Function）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可以检验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响应。
该函数是用来衡量自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因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各变量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图2分别给出了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分别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横轴表示追溯期数，本文设置为15；纵轴表示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冲击响应的大小。其中，实际计算值为实线，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表示为虚线。首先，看经济增长协调性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经济增长协调性初期反应较大，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影响快速减小并趋于稳定。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经济增长协调性最开始的反映为负值，但呈上升趋势，在第2期即转变为正值，并趋于稳定。这与前文假设相符，即劳动力转移增强经济增长协调性；其次，看经济增长持续性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在期初，有个较大的正向响应，但随后快速下降，一度为负值，上升至正值后，从第11期开始趋于平稳。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经济增长持续性始终为负值，在第6期实现最小值，随后趋于平稳。这与前文假设一致，即劳动力转移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最后，看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动态响应是在不断的上升。在面对劳动力转移冲击，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动态响应是略有上升，基本维持正值不变。这也符合劳动力转移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假设。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贡献度（见表4）。可以看出第1期各变量均受自身波动冲击的影响较大，且自身的扰动逐渐发生变化，但一直在起主要作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扰动逐渐上升，从第13期开始就超过了20%，在第15期达到最大的24.4%，这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进行，在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提升中，劳动力转移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扰动也逐渐上升，在第15期为18.9%，在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与前两个变量不同，尽管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拉动作用在响应期内为正值，但呈下降趋势。
本文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1978—2010年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在最近几年才出现明显的提高，经济增长过程质量（稳定性）波动较大，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协调性）具有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过程质量（持续性）一直较为稳定，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是各指数中提高最为明显的，从1978年开始就在持续上升。劳动力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质量以及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与中国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及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其中，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协调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会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提升的贡献越来越大，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提升的贡献越来越小，劳动力转移对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越来越大。
实证结果基本符合前文假设，值得关注的是在抑制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在增加劳动收入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劳动力投入相比资本投入仍具有相当吸引力，劳动力转移能为企业输送大量廉价劳动力，引起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进而削弱企业增加投资的动力，对此，一方面，我国应通过优惠税收、增加转移支付、简化审批程序等政策的扶持，降低企业增加投资的成本，增加进行资本投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积极刺激消费，降低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性。此外，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小，这可能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现象，即期初通过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两部门的优化配置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逐渐合理，劳动力转移对资源再配置的作用会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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