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宏观调控转向中性政策经济论文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发展中既有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也有体制和增长方式的问题。面对经济运行中有热有冷、有快也有慢的复杂局面，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中性政策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增长幅度由1998—2002年间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迅速升级，总体形势良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过快，促使煤、电、油、运等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去年以来，国家针对部分行业出现的过热苗头，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抑制投资的过度膨胀。
但是，投资的列车一旦加速，很难一时间刹住。今年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仍在快速扩张。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观调控杠杆的撬动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动，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下马，部分过热行业开始得到抑制。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投资膨胀是否引起了经济过热，前些时，大家议论纷纷。时下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由汽车、住宅产业带动新的增长周期，对投资品的需求旺盛。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猛上，为出政绩，争相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今年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增长12.1%，而地方项目则增长64.9%。
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什么境地?现在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偏冷的通货紧缩趋势。去年以来，虽然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三季度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9、10、11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平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CPI由2002年的零增长爬升到2003年的3.2%。今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扬，同比上涨2.8%(1月3.2%，2月2.1%，3月3%)。4、5、6月继续上扬(4月3.8%，5月4.4%，6月5%)。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上，其余比较疲弱，如6月CPI同比上涨5%，其中食品撬动了CPI上涨4.4%，剔除此因素，非食品因素使CPI上涨只0.6%，甚至还有下降的。权重最大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是下降的，如衣着、家电、汽车、药品等。而粮食价格则是恢复性回升，如果以2003年夏收前价格为基准，粮价提高50%才恢复接近1997年的水平。粮价上涨根源在局部的供求失衡，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与前一时期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没有关系，也与投资高速带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关系不大。消费物价指数尤其是除去粮食外的核心CPI，总的看大体上还在合理区间移动(据我过去提过的看法，核心CPI在2%—3%之间，都算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有部分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等供应紧张。如1—5月电力生产增长16.4%，但在全国范围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国铁路前5个月请车满足率只有35%左右，沿海港口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压船压港现象。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增长，下岗剩余劳力也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贷差还不小，6月末约为6万亿元；生产能力除了煤、电、油、运等资源性产品和服务外，也不紧张，大部分加工制造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宽松甚至过剩。因此人力、财力、物力的供给都有剩余。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2003年GDP增长9.1%，2004年一季度增长9.8%，二季度增长9.6%，上半年增长率为9.7%，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即使经济总体没有过热，但对局部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当前的瓶颈制约，如对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材料的紧缺，应当继续引起重视，因为处理不好，它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
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为对付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赤字国债来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叫稳健，实际上在松动银根、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这就是要求适度收紧。我在去年10月社科院形势分析会上就已提出这个主张。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赤字国债在减少，建设支出在推迟，财政支出的方向正在调整。因此，财政部长金人庆说财政政策已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适度从紧一些，如提高储备金率、控制信贷投放规模等等。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报告认为：“适度从紧”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时的取向。其实相对于过去从松的稳健货币政策来说，现在的货币政策也是一个中性的调控政策。因为“适度从紧”就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的刹车手段。因为目前的宏观问题虽然也有总量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既然主要是结构问题，货币政策就不能“一刀切”，一概收紧。对一些消费热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还要继续支持其发展，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一些局部过热的环节，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就要“削峰”。可以说，不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们都要采取“中性”的调控取向。
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松有紧，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适度从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过快的投资需求的作用。但实行中性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首先，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控制，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可见，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其次，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的对症之药。对钢铁、水泥和铝等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对农业、西部开发、社会公共事业，对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从松，加大支持力度。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上下微调、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就能逐步缓解和克服当前比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和结构问题，保持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
三、投资膨胀向消费膨胀传导机理的`变化
防止通货紧缩，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的转化，这种转化有其惯性。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
大落，其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随着完工投产导致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因此，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次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一般说来，投资需求并不都是对设备材料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通过职工工资转化为消费资料的需求，又有一部分间接通过提供投资工程以设备材料等部门职工工资再转化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如此类推，投资需求中就有相当比例要转化为消费需求。根据经验数据，这一比例为40%左右。
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投资品价格涨幅先于高于下游消费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不大顺畅。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势迅猛，但对下游生活资料产品价格拉动作用较小。今年1—5月，与上年同期比的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4.3%，其中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5.5%，生活资料产品价格上张1.1%。因此与过去相比，价格传递受阻因素颇多。首先，从大面上说，我国供给约束型经济转为需求约束型经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不能说已经改变，启动消费品需求还很费劲。目前除了煤电油运等少数商品和服务，绝大多数商品依然供过于求。商务部对今年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分析，供求基本平衡商品138种，占总数23%；供过于求商品462种，占77%；没有供不应求商品。其次，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商品价格随着下降，如手机、家电、汽车等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到0.45以上，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预期加大等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第四，由于关税减免、进口限制的放宽和取消，影响国内商品价格下降。第五，最终消费品多属竞争性行业产品，涨价也受限制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这是同上世纪80—90年代的通胀过程不同的。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向最终消费品涨价传递，也未必尽然，这里主要原因是新增投资的资本构成比例提高，劳动工资比例降低，就业增加困难，劳动工资涨不上去。通货膨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因此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差一大截路。对此，还有一个证据，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增长3.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6.1%，物价上涨率远远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在居民收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目前轻度通货膨胀不必过于紧张，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对其发展有所警惕。从实际情况看，今年5月CPI同比已由4月的3.8%上升为4.4%，6月上升为5%；但5月比4月底环比降低0.1个百分点，6月比5月底环比降低0.7个百分点。这与去年“非典”影响二季度月环比CPI连续负增长，价格水平处于全年低点有关。去年的低基数将使今年二季度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提高，而去年四季度物价翘尾因素又将使今年物价三、四季度不大可能上升。再从引起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因素粮食价格来看，随着支持农业政策的实施，耕种面积扩大等影响，夏秋粮增产希望较大，会一定程度减缓粮食涨价影响。随着秋粮收获，翘尾因素消失，以及生产资料价格逐步回落，今年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有可能回落到3%以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前景不大可能。
总而言之，在消费品需求启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过一段时间后，一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又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撑，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导致通货紧缩的压力。因此，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紧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四、今年货币信贷的调控目标不低，实质上表明货币政策已是中性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压力很警惕，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和控制土地开发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也开始收到明显成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回落，今年上半年增长28.6%，比第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5月份市场价格涨势开始减缓，工业品出厂价格比4月份涨幅减少0.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5、6月份环比逐步下降；前几个月，价格上涨较快的钢材、部分有色金属和粮食等有的大幅下降，有的稳中趋降。钢材每吨平均降幅达千元左右。
今年货币供应目标增幅17%，信贷规模增长2.6万亿元，低于上年的货币增长20%，贷款增长2.8万亿的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实现投资逐渐“软着陆”。去年以来，受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等影响，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呈过快增长势头，去年6月贷款增速23.2%，7月攀升到23.4%，8月达到23.9%的最高峰。为保持金融健康平稳运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人民银行去年以来先后出台一些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包括必要的窗口指导，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存款储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浮息，大量公开市场操作，等等。去年12月贷款增速已降到20.1%。今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款同比增长16.7%，比上半年末减缓4.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末减缓3.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减缓2.3个百分点。但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中央政策理解有所差异，再加上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明显偏多，结果前几个月货币和信贷供应都高于预期的调控目标，到6月末，广义、狭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均回落到16.2%，处于今年调控目标之内。需要指出的是，从今年的新增贷款和货币增长目标来看，速度是不低的。新增贷款2.6万亿是历史上新增贷款的第二高，增速也大体上高过了1997年以后实际的贷款增幅。因此从全年贷款的增幅来讲，仍然是适度的，可以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水平，不是一个过度紧缩的政策。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现在所称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实质上也是一个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来看，6月底已经达到今年货币信贷调控目标，也不宜进一步紧缩。从投资过于扩张部门收回的资金，应当用于充实投资不足的部门，及补充正常的流动资金需要，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五、中国经济发展中既有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也有体制和增长方式的问题
我在前面讲了，当前宏观经济问题虽然也有总量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
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这是就“总量”和“结构”这一对范畴来说的。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仅是经济结构问题，而且有经济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结构上看，有第一、二、三产业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不协调，地区关系不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个人收入关系不协调等等问题。一方面，一些行业、地区和部门扩张过快，投资过大，导致经济运行绷得过紧。但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行业偏冷，比如，农业、西部地区以及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还很不够，发展还比较滞后，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不能“急刹车”、“一刀切”，要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既要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又要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从体制上看，这次钢铁、水泥和铝的过快增长，有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消费升级，住宅、汽车等行业快速
发展带动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导的增长。其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GDP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还在起作用，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还在启动，远不到位；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有待解决。这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增长方式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转变。一些企业经营粗放、管理落后，“跑冒滴漏”严重；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技术、设备和企业没有退出市场。去年全国实现的GDP仅及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铁、氧化铝分别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40%和25%。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非常重要和迫切。
体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是长期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结构问题既是长期问题，又是短期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既要着眼长远，又可通过采取有力措施较快见效。面对经济运行中有热有冷、有快也有慢、有升也有降的复杂局面，我们一定要全面理解和贯彻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既要进一步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又要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对那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行业，如能源、交通运输业等，既要加强信贷支持，更要加快行政性垄断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一些有利于长远发展、能增加普通居民收入、开拓就业门路但即期利润回报较小的“冷门”行业和公益部门，宜放松管制；通过加大财政和国债支持力度，通过银行贴息贷款等办法对农业、服务业、资源性产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等，加大政策扶持。
六、何来“中国经济‘软着陆’”
最近，中外舆论都有“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的议论。我觉得这种议论目前有点不着边际。我在1997年《论{软着陆}》一文中说：“‘软着陆’的经济含义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也回落到适度水平。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现在我国经济只是一些部门投资过度扩张，引起部分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价格猛涨。但另一些重要部门则投资不足，消费品需求并没有随着膨胀，消费品物价上涨迟缓，通货膨胀的代表性指数CPI还没有超出警戒线，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大体还在潜在的增长率范围以内，即在合理的区间移动。如果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品物价上涨率目前还在合理区间移动，那就没有什么“软着陆”的问题。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削减投资过度部门的投资规模，但同时要增加投资不足部门的投资，使局部过热降温，使结构扭曲得到校正，从而熨平上升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趋势，使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意所在。因此如果说有什么“软着陆”的任务，那我们就限制在投资过度部门和相应部门，实行这些部门的投资“软着陆”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要轻易讲我国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更不要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锁定在原定7%的目标，并称“中国肯定能够实现”。从今年上半年接近10%实际增速降到全年的7%，这不只是“软着陆”，简直是直线下坠“硬着陆”了。我认为，这种预测不科学，按照这个目标调整，很可能出大问题。
当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各地各部门只要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国民经济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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