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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
又到了毕业季，大家是否在为毕业论文而苦恼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经济管理毕业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论文摘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中外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答案，但都不尽如人意。针对中国国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等，应是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斯密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市场经济;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已30周年。在这30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均GDP已接近20000元人民币的历史最高水平、约2亿农民走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首次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为了逐利而发生的不正当竞争、人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等问题日益凸显。客观地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正是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因而如何协调好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以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出现应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是追求自利的市场经济理性的恶性膨胀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矛盾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早在18世纪，英国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便预见到：在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中会发生人类的自利心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并力图在矛盾激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这一心愿。在斯密过世之后，德国的历史学派却向其发出责难，声称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矛盾，即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而他的伦理学却以人性利他为基础。人们称这个矛盾为“斯密问题”。虽然在争论百余年之后，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并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规范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矛盾却时时引发着各种问题。所以“斯密问题”不是斯密理论体系中的问题，“斯密问题”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类矛盾的代名词。我国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小说家张爱玲曾在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用“苍凉的手势”来比喻面对人性中的丑恶的一种无奈。笔者认为，现实中的“斯密问题” 同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苍凉的手势”。尽管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也是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形态，但它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阶段。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总是把人的心理和思想有机地融人经济学分析中，这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而恰恰是这点似乎可以为我们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找到一条途径，但这一点是当今一些经济学家难以做到、甚至不屑于这样做的。因为“大约从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忽略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英美经济学各个时期的主流学派不讨论或用不着讨论市场机制运行所必需的道德基础，主要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狭隘分工和技术倾向，由于背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由于西方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道德基础尚可维持其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的经济与道德呈现的内在紧张却不时地困扰着我们，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又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渐行渐远，经济学更加技术化、理性化，人只被当作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一样全然没有情感、道德，只有趋利心理的高度理性的“经济人”，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理性工具。而伦理学也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只沉醉于抽象的道德概念、逻辑、评价等纯理论的研究之中，其发展道路愈益狭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使得各自的发展都遇到了窘境。而现实中的道德与利益的冲突却又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往往放弃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见利忘义、为富不仁、金钱至上、物欲横行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而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必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是社会的动荡，其最终结果并不利于利益的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了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书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段描写即使今天看来依旧刻画得人木三分且极具现实意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由的市场经济却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盲点，它可以使人们竭尽所能地追逐利益，却不能让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如何使道德与利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得益彰，如何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能够实现个人、他人、社会利益三方共赢，是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斯密在世之时已经洞察到这个问题，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和研究其解决办法。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的研究》及《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窥其冰山一角。斯密认为，解决道德与发财致富的矛盾的途径有二：一是利用“看不见的手”，二是建立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
利用“看不见的手”使市场经济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在斯密之后论证最为深刻的，当首推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发现的博弈论。后经数位经济学家更深人的研究和拓展，博弈论成为解释市场经济困境和确定市场经济竞争策略的理论依据。为人们所熟知的博弈论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则阐明了市场经济的窘境，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人与人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才能使所有人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之果。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文中，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到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经济帝国主义。但是，在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领域问题上，贝克尔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他的利他行为模型依然是建立在传统的收人最大化的经济学理性假设基础之上，依旧把人看做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不能真正地理解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性。即使在研究诸如犯罪等问题时，也只是认为犯罪仅仅是利益与成本的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
面对市场经济中这个“苍凉的手势”，我国的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这个问题，赵晓认为，除了依靠市场博弈和法律外，还应该让人们有信仰。尤其是对于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天堂的中国人尤为重要。“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认为，我们应当进行文化的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他呼吁：“敬畏神威，敬畏闪电，也敬畏天空的惊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赵晓的观点是从信仰的角度探寻了降低市场经济成本的问题，另辟蹊径，见解独至。但他的看法也存有偏颇之处：首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不等同于没有道德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天堂的人并不一定不崇尚道德。纵使我们翻遍《论语》，也难以凭“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证明孔子有何宗教信仰。而孔夫子的道德境界对于我们来讲可谓“高山仰止”。其次，在我们这样一个只有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鲜有自生性宗教信仰的国家中，恐怕那种拿来主义式的宗教崇拜式微了些。所谓的“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一脉相承的人口大国是不切实际的。“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的见解则是正确的。近几年兴起的国学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国学热说明了人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随之出现的贪财腐化问题、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经济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不公平竞争等等问题时的一种困惑及思索，这种对市场经济中“斯密问题”的反思的结果就是人们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中，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尽管这种悄然出现的国学热遭到了少数人的抨击，但是其发展势头的愈益强劲表明了人们对于回归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渴望。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发展的动力和基因，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是不智之举，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加以挖掘，取精华去糟粕，并加以宣扬，通过教育提升人们的道德意识，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因此，我们应在重续中华民族注重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传承上花大力气。当然这并非要与外来文化相抵触。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就是在不断地与其他文明的交汇、融合中发展壮大的。失去了兼容并包的气魄，也就会失去文明的生机。中国的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凡是我们与外来文化交流顺畅的时代几乎都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与此同时，如何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是自生性的，而激励机制的建立却需要人的作为。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诚善之举奖得不重，对伪恶之行罚得过轻的现象，绝对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任何制度环境的建立总是会更快地提升效率、显现效果，针对现实情况建立健全一个能够鼓励人们尊崇道德且身体力行的制度环境，不仅要做到奖罚得当，而且要使奖罚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这样才能降低利他成本，不使善良的人在帮助他人之时过度损害自身的利益，方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伦理道德的长久之计。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按劳分配时曾说过的那样，“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要么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抛弃对道德的追求，要么损失部分或者全部个人利益以求道德的完善的看法都是过于极端的。利益与道德并非是天然对立的，在斯密的理论及博弈论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它们的契合点。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妥善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斯密问题”，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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