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研究

　　摘 要：次贷危机的引爆充分暴露了杠杆比率过高的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对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的分析也显得更加重要。目前,我国银行资本充足水平达标并不是来自外部资本市场和银行绩效的提升,而是监管上级的压力。在对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5―2009年的混合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和国际著名的银行不同,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并不明显。目前,要提高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银行绩效;有效性

　　1 引 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网络科技泡沫后,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的过度放松和落后演化为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这种风险释放,可能导致更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损失。从中国的情况看,情况比较特殊。《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巴伦周刊》等主流媒体均指出,中国金融部门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不足是中国躲过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危机过后,资本充足监管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2 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目前,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只有最近30年,许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未达标,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层次相对较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充足水平的管理,对许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达标仅仅是因为监管的压力,而不是资本市场的压力,更不是银行绩效提升的前提。

　　按照银监会2004年2月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条例》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所需资本)

　　根据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应当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个方面。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但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当剔除扣减项。在核心资本中,除了增加了少数股权外,还将上年的未分配利润计入核心资本。在附属资本中,除了保留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一般准备外,用于弥补风险分类后每笔贷款损失程度的专项准备和其他准备则被剔除。

　　从1998年开始,为了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国家通过财政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留存利润转增资本、税收返还和准许发行次级债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提高。2004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2007年1月1日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后达标期限(资本充足率达到8%),在过渡期内,未达标的商业银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截至2008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只有175家,比年初增加14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4.2%。

　　相对而言,上市银行由于上市融资以及战略投资者,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较高。由表1可知,对2005―2009年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R)变化幅度较大,深发展资本充足率最低,2005年和2006年分别仅3.7%和3.71%,而中信银行则由于2007年上市的原因,资本充足率大幅增长,从8.11%增长到15.27%,远高于上市银行12.2%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规定。从13家银行这几年的数据对比发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3家上市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从10.4%上升到14.1%,已超过世界十大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也发现,由于2008年年底次贷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随着我国银行信贷规模的激增,各银行都出现了因大量放贷造成的资本充足率大幅下滑的情况。

　　3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的实证研究

　　3.1 模型设计

　　3.1.1 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数据采用2005―2009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此数据为合成数据,即时序与截面混合数据),包括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广东发展银行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故未纳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数据均来源于各银行公布的年报。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

　　3.1.2 变量定义

　　本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综合反映银行风险水平和资本结构。另外选取以下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作为解释变量,这三个指标均一定程度上代表银行的赢利能力。这三个指标的提高则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故它们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引入代表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存贷比和代表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不良贷款率(PBL)。存贷比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能体现银行的扩张速度,银行的存贷比越高,风险加权资产越多,与资本充足率应是负相关关系;不良贷款率是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它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呈负相关关系。变量定义具体见表2。

　　3.1.3 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存贷比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的关系。模型如下：

　　CARi=β1ROAi+β2ROEi+β3EPSi+β4LDRi+β5PBLi+μi

　　3.2 实证分析结果

　　3.2.1 检验分析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高,多重相关系数(R)=0.823,多重测定系数(R Square)=0.678,调整系数(Adjusted R Square)=0.648。说明模型对资本充足率变化的描述效果较好,资本充足率的真实值距离拟合值较近。

　　3.2.3 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总资产收益率提高5.782%,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0.186%,每股收益下降0.355%,其中总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与资本充足率则表现了较弱的负相关性。这意味着,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看似矛盾的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高低和银行收益并不存在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和国际著名的银行不同,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并不显著,这是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特有的“悖论”。

　　在银行资产质量与流动性方面,选取的两个财务指标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都和资本充足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仅仅起到了一个监管的作用,而没有起到重要的抵御风险的作用。在理论上,资本充足率体现了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会对社会公众起到一个信号传递的作用,但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的隐性担保使这个信号失去了作用,在有了政府作为担保人的前提下,居民的存款对商业银行来说一样可以当做资本来使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以及监管的日趋规范和严格,资本充足率已成为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一项硬性指标,在我国商业银行中的作用将会日益显著。

　　4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不足的可能原因

　　4.1 银行的垄断竞争的行业特征可能降低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绝对垄断的地位已经被打破,市场份额有所降低,但银行业的准入门槛仍然十分高,民营银行数量和规模均不尽如人意,银行业的可竞争性特征并不明显。竞争性不足使得我国银行的绩效可能更多的来自垄断竞争的行业性特征而不是资本充足监管水平的提高。

　　4.2 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的重要性下降

　　根据“最终控制人”(the principle of ultimate ownership)理论。我国上市银行均是政府控股的,这些银行的资本中必然包含国家信用的非账面无形资本,因此没有必要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而是更多地肩负着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责。因此,当政府的政策倾向于扶持银行业且政府将会为银行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损失“背书”时,即银行经营可能出现“利润银行化,风险社会化”,这可能带来商业银行本身的机会主义行为。

　　4.3 不完善的制度环境

　　Shleifer(2005)指出,监管的效果与制度环境有关,发达国家的制度更好,故监管的效果也更好;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往往伴随着低效、腐化。从现实看,我国的银行业发展也的确面临监管的尴尬困境：全球化下我国孱弱的银行业需要资本充足监管,但经验不足和制度环境的不成熟可能导致资本充足监管形同虚设。所以,作为一个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得以发挥的前提可能是完善政府的质量,以及健全的市场环境。

　　4.4 资本充足监管体系被肤浅地理解为资本充足率达标

　　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往往流于形式：2005年银行大规模上市前,国内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却呈现出明显的偏低状况;近年来,银行通过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资本充足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银行的绩效和资本充足监管仍然没有太强烈的关系。我国许多银行普遍将资本充足监管仅仅理解为资本充足率数量上的达标,并未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整的能促进银行经营绩效和稳定性的资本充足监管体系。

　　5 加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关键措施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失效反映出我国银行业的尴尬困境：正如我国银行业能够抵御次贷危机的侵袭的原因是非市场化的因素一样,资本充足率监管失效也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弊端。

　　我国是《巴塞尔协议》的签约国,如不积极健全我国资本充足监管,势必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评估以及我国银行经营的国际化。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本充足监管在《巴塞尔协议》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被包括欧洲、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所接受,作为一个正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且正在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正常化以及制度化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加强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的关键措施如下：

　　5.1 积极完善市场约束功能

　　资本充足监管为“舶来品”,是发达市场国家为解决快速发展银行业制定的,其前提是有着完善的市场约束功能。完善资本市场约束功能：一是加强银行的信用评级。二是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银行交易主体对利率的定价权很大程度上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三是尽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标志政府对银行运营出现破产所进行的担保将会消失的同时,也说明银行运营主体相关责任逐渐增强。

　　5.2 完善我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不足的重要原因是银行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我国银行业应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机制以及决策制衡机制;积极推动有实力的银行在境内外上市,克服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链条中的缺陷,完善市场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内的公司治理架构;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银行风险经营中的决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增强股东信息的透明度,加大对银行控股股东的监督,有效控制关联交易,抑制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银行提高资本的内在激励和降低风险的约束机制,促使商业银行建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业务增长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协调统一,促进银行体系稳定发展。

　　5.3 健全银行业所处的市场环境

　　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一个健康有效的市场环境,如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宏观制度环境。为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完善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规范政府的职能范围,打造规范、清晰的政府银行关系,谨防资本充足监管的“制度性陷阱”;同时,应放松银行业的进入管制及壁垒,强化银行的市场竞争,使得广大金融机构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打造一个“可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确保银行处于一个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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