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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下各国银行业的探求
除新加坡外，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银行业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与美国银行业业务联系不甚密切。由于东南亚国家银行业正处在改革调整与发展期，国际金融危机下东盟四国的银行业显示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
国际金融下各国银行业的探求
一、东盟四国本土银行的资产质量无明显恶化
东盟四国银行业的风险意识因吸取了1997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而大为加强。
美国次贷危机初现时，12家最大的本土银行及时作出反映，纷纷上调了拨备覆盖率，应对危机传染带来的坏账问题。
如表2显示，东盟四国十二大本土银行的资产质量总体表现良好。
在危机扩散和深化期间，新加坡三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008年和2009年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直到2010年后才明显下降。
马来西亚的大众银行和土著联昌银行的不良贷款则在2010年有所恶化，之后又有改善。
根据新加坡破产与公共信托局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新加坡被勒令破产盘整的公司达到123家，同比增加了近17%，与此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遭遇到巨大的压力，2008年第四季度大部分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利息保障倍数开始出现巨幅下降。
其中，制造业平均资产回报率从2007下半年的8.0%下降到2009的2.7%，利息偿付率从2007年的8.8%下降到2009年的4%。
新加坡三大银行中，星展银行的不良贷款在2008-2010年间上升较快的主要原因是该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发展滞后的制造业和普通商业。
其他7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过程中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在稳步下降。
总而言之，东盟四国银行业资产质量较好的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受影响较轻，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较强。
(一)东盟四国本土银行的流动性未出现大幅震荡
国际市场动荡引起外资流出，进而导致流动性紧缩，使得东盟四国银行业的贷存比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的2007年出现了小幅下降。
但因危机尚未传导至实体经济，而且银行业的存款与贷款仍然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所以流动性并未出现大幅动荡。
随着危机的扩散，东盟四国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下滑。
同时受信贷市场和银行同业拆借的影响，银行业流动性趋紧，四国的贷存比同时在这个时间段走向低点。
从12家银行的2007年至2008年底的数据来看，其中有10家银行贷存率下降。
印尼3家最大银行变化最大，平均降幅达到7.79%。
其次为泰国盘谷银行，下降7.6%。
①从2009年开始，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贷存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
其中，新加坡从2009年93.2上升至2011年第三季度的102.5;泰国从2009年的109.63升至2011年第三季度的125.67，不过第四季度为122.42;印尼的情况也有所变化，2010年第三季度为78.8，到2011年第三季度升为82.9。
总之，东盟四国的贷存比率波动幅度较发达国家小，流动性短缺基本在可控制范围内。
(二)东盟四国本土银行的盈利能力由弱转强
受美国金融危机拖累，东盟四国银行业的净利润、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收益率等在2008和2009年都呈下降趋势。
②表3显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9家银行的股东权益收益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从2007年平均的12.9%、25.7%、19.7%、7.3%下滑到2008年平均的10.7%、24.6%、18.5%、6.3%。
该数据在2009年更是有降无升。
新加坡星展银行的盈利2008年降至3.83亿新元，较2007年减少了31%;华侨银行的净利润下滑至17.49亿新元，减少了16%;马来亚银行下降了7.78%;泰华农民银行下降了1.5%。
但是，印尼三大银行的表现却与之不同。
其股东收益率在2008和2009年一直呈上升趋势。
这主要受益于因信贷规模扩大带来利息收入的增长，以及这三家银行把大量资金投资于收益相对稳定的国家公债和央行有价证券，使其收益率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上升。
虽然2010年后国际金融形势并未企稳，资本市场和外部商业环境依然不佳，但由于各国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包括融资安排、委托代理、经纪、保证、汇款、跨境服务等，使得大多数银行的股东收益率在2010和2011年有所回升(参见表3)。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东盟四国银行业的特点
除新加坡外，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银行业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与美国银行业业务联系不甚密切。
由于东南亚国家银行业正处在改革调整与发展期，国际金融危机下东盟四国的银行业显示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
(一)东盟四国本土银行逆势扩张
当欧美国家许多跨国银行陷入困境之时，东盟四国的银行业却呈逆势扩张之势。
具体表现为:银行的规模和实力在继续扩大，尤其是本区域的跨国银行不断加快在海外增设分行、支行的步伐。
新加坡三大本土银行:星展、华侨和大华银行表现最为活跃，在继续巩固新加坡和香港两大核心市场的基础上，通过并购扩大在中国、印度和印尼市场的业务。
①2009年华侨银行出价14.6亿美元击败了汇丰控股和星展银行等其他竞争对手，成功收购荷兰国际集团(ING)旗下的亚洲私人银行资产，并增持宁波银行股份至15.1%。
2008年6月大华银行斥资1.15亿美元，参股恒丰银行2.6亿股，占总股本的15.38%，成为恒丰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2008年4月，马来亚银行和土著联昌银行分别收购了由淡马锡控股公司和韩国国民银行持有的印尼国际银行56%的股份和中国辽宁营口银行19.99%的股份，成为营口银行第一大股东。
印尼曼迪利银行也在上海开设分行，并在马来西亚开展汇款业务。
海外扩张为东盟四国本土银行开拓新市场、扩大客户群体以及提高规模实力提供了机遇。
(二)东盟四国的外资银行业绩保持稳定
作为东盟四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银行的运行状况关系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健。
危机期间，外资银行虽然也遭受冲击，但却没有发生外资银行撤离东盟四国的现象。
相反，它们在东盟四国分支银行的业务依然强劲，亦即共同贷款人效应、间接贷款人效应在东盟四国的银行业表现并不明显。
比如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蒙受了历年来最高的季度亏损，可是作为新加坡最大的外资银行———花旗新加坡分行的盈余却比前一年度增加了35%，雇员人数增加了5%，达到9000人。
马来西亚的汇丰银行在2008年前三季的纯利甚至较前一年度同期增长26.6%，利润达到6.52亿马元。
外资银行在危机期间业务继续保持稳健主要得益于以下重要因素。
其一，东盟四国的外资银行，包括欧美的花旗、汇丰、荷兰银行等大型欧美银行在业务和管理方面已经比较成熟，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加上东盟四国银行体系较为稳定，对其业绩影响不大。
其二，本区域跨国经营的银行占比也很大，如新加坡的大华银行在马来西亚拥有37家分行。
东盟四国的12家主要的本土商业银行一方面积极参与区域内银行业的并购活动，另一方面继续在区域其他国家增设分支行，由于本土银行受危机的影响较少，使得来自于本区域的外资银行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规避风险。
其三，取决于东盟四国对外资实行较为成功的监管措施。
比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溢出”时加大了对外资银行分行的监督，并一直保持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以及总行审计部的对话，并承诺在必要时为分行提供足够的缓冲资金。
(三)大力发展伊斯兰银行业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伊斯兰银行业的安全性，其业务的继续增长为马来西亚和印尼银行业的稳健做出了贡献。
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均采取各种举措大力发展伊斯兰银行业，其中包括进一步放宽有关设立伊斯兰银行及业务范围的相关政策及规定，以及加强相关法律，完善监管措施。
为使伊斯兰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在全球银行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08年1月印尼政府颁布了关于伊斯兰银行市场发展的大战略，该计划包括了从2008年至2010年的3个发展阶段，目标是把印尼伊斯兰银行业发展成为引领东盟伊斯兰银行业的领导者。
印尼央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伊斯兰银行业发展的市场计划、产品计划、提高服务计划等措施，以提高伊斯兰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为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回教金融中心，马来西亚政府也在大力扶植伊斯兰银行的发展，并鼓励外资参与。
2007年11月汇丰控股成为马来西亚首家以独资形式经营伊斯兰银行业的外资银行。
2009年马来西亚有两家伊斯兰银行获得了从事国际货币单位业务的资格。
2009年12月，伊斯兰银行总资产(包括其他金融公司)已占马来西亚银行业总资产的19.6%，达到3033亿林吉特。
马来西亚新中央银行法规定，增设回教咨询委员会，加强对伊斯兰银行的监管，使之能够稳健扩展。
新加坡政府也开始重视发展伊斯兰银行业，早在2009年9月新加坡金管局便与马来西亚央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就有关制定伊斯兰金融方面的法律、规定及监管架构达成意向，互通伊斯兰银行业间的信息与经验交流，加强有关伊斯兰金融交易的准则及文件的研究与协调，加强跨境交易，使用一致的伊斯兰金融合约等合作。
三、东盟四国银行业稳定发展的原因探析
1997东亚金融危机对东盟四国的金融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促成了其银行业的重组与改革。
10多年来，东盟四国的银行规模和实力大为增强，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风险抵御能力也有所提高。
此外，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是东盟四国银行业能够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免受灾难性打击，并有着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
(一)1997年之后东盟四国银行业的重大改革
新加坡金管局通过以下3个途径推行对银行业的全面改革:一是放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加快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二是银行业进一步集中，增强本土银行的竞争实力;三是加强对本地银行的监管和公司治理。
改革后，银行业基本形成了本土银行与外资银行共同发展且相互竞争的格局，在提升本国银行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同时也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严格金融监管，要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应达到12%，最低流动性资产比率为18%，所有银行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现金金额(一般是银行负债总额的6%)、以及任何单一股东(个人或机构)拥有超过5%的股权必须得到批准。
金管局还制定了银行信息披露最低要求指南，在三大财务报表、表外项目及有关信息等方面提出了最低要求或信息框架。
同时，建立了内部风险评级、风险价值法(VaR)评级体系，以及在美国CAMEL评级基础上建立了CAMELORS和PLAROS体系，实时对银行业进行风险监控。
新加坡把国内银行业务与海外业务分开进行管理，而且把监督外资银行的责任更多地转移到外资银行的母国总行和它们母国的监督机构。
印尼政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对银行业进行了重组与整合，使得银行业体系在资产质量、规模实力、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国有银行长期以来在银行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政府逐步放宽金融管制和鼓励银行之间的合并重组，形成银行规模效益和风险承受能力，私人银行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参与到银行业的重组，印尼修改了银行法，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本国银行拥有100%的股份。
外资充分参与印尼银行业，推动了银行效率的改进。
这些政策举措使印尼银行的经营状况普遍得到改善，不少银行核心资本和资产规模明显扩大，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
印尼中央银行在2005年制定“印尼银行远景规划”，计划在10-15年时间内对商业银行进行结构、管理、监管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建立稳定、具有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银行产业和金融体系。
在接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之后，印尼央行采取了有效措施，以调整银行系统架构，完善银行法规，提高监管能力，强化银行发展基础和加强对客户信息的保护，促使银行经营管理更加透明，重视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的建设，并重点强化信用风险管理的职能。
此外，印尼央行不断促成其监督机制向国际化标准转轨。
马来西亚政府也积极致力于推行银行业改革，先后实施了两次银行合并计划，将原有的50余家银行合并为目前的9家银行集团，并提出其最终目标是只保留3至4家提供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大型银行集团。
与此同时，政府实施银行自由化，逐步放宽对外资银行的各方面限制，外资银行迅速扩张。
马来西亚政府还大力推动伊斯兰银行的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银行业的稳健运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对原有相关法规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对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控制提出了许多可行和有效的措施，包括运用《巴塞尔协议》中关于银行监管的CAMEL框架，对银行机构的资本、资产、流动性、管理、盈利水平和能力进行测评，加强对银行的全面监管。
同时结合国内情况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风险的管理提出了各种详细要求。
马来西亚还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公司等做法来转移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维护国内银行业的稳定。
作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尤为重视金融系统的全面改革。
泰国政府推出的金融部门重大规划(FinancialSectorMasterPlan)，通过采取注资、合并、国有化等措施对对商业银行进行全面整顿，并将重点放在提高银行资本金、处理呆坏账、限制高风险贷款等方面，大大提升了泰国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在在新金融监管框架下，泰国央行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重新修订了监管指导政策，加强监管原则。
泰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督和检查不再停留在旧式的合规性稽核上，而是将市场准入、日常经营和退出机制作为监管的主要内容，同时更加突出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
泰国央行尤为重视对银行风险的监管，对商业银行采取是以信用风险管理为核心，同时涵盖资本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等风险管理体系，并专门为商业银行建立起一套贷前严格审批、贷中评估以及贷后跟踪的信贷授权管理程序，同时引进国际上先进的5C分析方法，从而使贷款决策更加科学化。
①
(二)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
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时，东盟四国采取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灵活应对举措，使其银行体系的运行基本上保持了稳健的态势。
1.实行存款担保，提振市场信心由于东南亚国家商业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存款，因此，在直面美国金融危机时，东盟四国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实行存款担保。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中央银行都为商业银行与金融机构存款提供担保，稳定存款者信心，保证银行充足的流动性。
②马来西亚还通过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放在本国商业银行、回教银行、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的本币和外币存款实行全额担保，并将担保扩展到所有本国和在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
全面担保的措施稳定了存款者的信心，东盟四国的银行业至今没有出现“羊群效应”式的银行挤兑问题。
2.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充足的流动性为了扩大银行融资的渠道，及时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压力，东盟四国的央行采取了多项措施，为商业银行的短期融资提供便利。
印尼央行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支持，措施主要有:将本币、外币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从9.08%、3%调低到7.5%、1%;将商业银行在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从7.25%提高到8.75%，降低隔夜回购利率200个基点;取消每日平衡头寸的限制，免除银行按市价入账的会计规定;设立备用的紧急基金。
泰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225个基本点，将14天债券回购利率降至2%，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用债务证券、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融通资金，并宣布在必要时注入更多资金以增加市场流动性。
马来西亚央行则连续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从2007年的6.74%下调到2008年的6.48%，2009年再降至5.53%。
同时，央行允许商业银行将证券化市场作为银行融资的重要渠道。
东盟四国的央行普遍为商业银行短期融资提供各种类型的便利。
同时通过增加银行的资本金和提高风险准备金，增强对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
鉴于东盟四国银行的外币资产大部分仍是以美元标价，保持美元流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避免因危机爆发及本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而致的大量美元资产外流，进而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各国纷纷采取提高美元流动性的措施。
其中，新加坡金管局通过市场操作和紧密跟踪美元市场动态来确保银行系统内有较高水平的美元流动性，同时与美联储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用以减轻危机扩大时获得美元的难度。
新加坡金管局还开设伊斯兰债券发行工具，并允许以伊斯兰债券作为申请央行流动性的合格抵押品。
印尼公布了很多严格外汇管制的新条例。
①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则调整以美元标价的外币资产头寸，并通过直接贷款和外币互换缩小美元资产负债的不匹配度，从而降低了美元波动带来的损失，并承诺提供充足的美元供给，给出口贸易相关部门用汇便利。
此外，央行也承诺在必要时启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定，以确保国内市场美元的流动性。
3、进一步巩固风险监控体系东盟四国在动荡的金融环境下继续沿用之前的谨慎原则，加强并进一步巩固风险监管体系。
东盟四国的央行均承诺继续实施巴塞尔协议中的有关条款。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各国纷纷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解决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相关问题。
马来西亚央行发布了关于实施监督检查(巴塞尔协议支柱2)和市场纪律(巴塞尔协议支柱3)的有关规定和指引。
早在2009年底，马来西亚的商业银行已经采用巴塞尔协议Ⅱ的内部评级法来监测银行的信用风险。
鼓励银行采用更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来监测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
马来西亚还颁布了产品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条例，特别提高了零售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建立了贷款指导和债务管理机构(CCDMA)，并运用管理存款保险系统(PIDM)来保护存款者和提高银行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马来西亚建立了金融协调局(FMB)来解决存款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加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
新加坡继续推行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新加坡金管局制定了严格的银行业管理标准。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加坡金管局对银行业一级核心资本的最低要求为6%，核心资本为10%，符合巴塞尔协议Ⅱ的基本要求。
2011年6月，新加坡金管局调高了资本最低要求，目前新加坡金管局对银行业的资本最低要求，普通股为6.5%，一级核心资本为8%，核心资本为10%，加上防护缓冲资本2.5%，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
②此外，新加坡金管局要求房贷上限不得超过房产总值的80%，银行房贷总额不得超过所有贷款的35%，防止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
印尼央行也在2008年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有关巴塞尔协议Ⅱ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开始实施中短期方案;央行颁布了关于资本充足率计算的PBINO.10/15法案，出台了关于实施支柱2的咨询文件，以及将巴塞尔协议支柱3中的有关信息披露规定引进印尼银行会计准则中。
4.政府正确的心理预期干预与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众的恐慌心理蔓延而造成道德公害的情况相反，此次危机，东盟四国的企业、银行和储户的心态并未显现出恐慌。
这与东盟四国的政府展开积极、快速的心理预期干预有着必然的联系。
危机爆发之后，东盟四国政府能够即刻正视危机的发生，并迅速采取措施，同时向公众表明此次危机的爆发根源与1997年的金融危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东盟四国政府没有像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IMF的干预下频繁地运用货币政策，而是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存款担保、确保充足的流动性等具有实质意义的举措。
此外，在公众场合，东盟四国的首脑、央行总裁和官方舆论均客观地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对本国经济与金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政府化解危机损害的决心与举措。
比如，印尼总统苏西洛在多个场合公开谈论印尼关于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和决心，给了印尼民众极大的信心，从而避免发生恐慌而引致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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