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参考

时间：2022-11-16 04:23:15 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历史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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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篇1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他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

　　人们惊叹于他们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阔的经营领域，并为他们创造的晋商文化所折服。

　　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进取敬业的精神是晋商之魂；为世人所赞叹的大院文化、会馆文化、票号文化等，如今已成为山西乃至中华民族丰富历史文化的瑰宝，倍受世人瞩目。

　　晋商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因晋商的推动而形成、发展、繁荣的山西地方戏曲至今仍在三晋大地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山西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明清时期，戏曲演出非常盛行，经久不衰，而且戏种丰富，有梆子腔、太谷秧歌、眉户戏、碗碗腔等多种地方戏曲，其中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梆子最为著名，流播广远，并且对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成了明清及近代戏曲艺术的繁荣。

　　追根溯源，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的戏剧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发展是同步的：“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山西晋中地区有句民谣也揭示了晋商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祁太溜子，蒲州戏子。”“溜子”指钱铺、票号，代指晋商。

　　而晋南蒲州地区的戏曲演员众多，被称为“戏窝子”。

　　民间将这二者连在一起，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许多富有的晋商对戏曲情有独钟，积极出资请班唱戏、承办戏班，支持戏曲演出，才使得许多蒲州籍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

　　晋商爱好戏曲，除个人兴趣外；与“演戏酬神”习俗密切相关。

　　“演戏酬神”是山西人纪念、供奉关羽的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晋商中的商业习俗。

　　关羽是山西解县人，从明崇祯年间开始，被尊为“关夫子”，成为武圣人，备受朝廷及民间的`尊崇。

　　人们对其顶礼膜拜，为其广修庙宇，其中关羽家乡解州的关帝庙被奉为“天下第一武庙”，与曲阜的孔庙齐名。

　　由于是同乡，山西人对关羽自然更加崇拜，奉为保护神，县县建有关帝庙。

　　每逢祭扫、庆典、节日，都要请戏班在关帝庙唱戏，用以酬神，关羽自然是众神之首。

　　有财力的商人便成为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

　　因为，除去与关夫子同乡而对其尊崇外，晋商对关羽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明清时期，晋商势力迅猛发展，足迹遍布天下，但是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与行商途中的艰辛使得精神慰藉成为晋商不可或缺的需求，于是，山西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忠义神勇的关公便成为晋商的保护神与财神，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

　　为表达对关公的尊崇，财力雄厚的商人自然要在“演戏酬神”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晋商之所以支持山西戏曲的发展，还因为山西戏曲是维系身在异乡的晋商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

　　明清晋商经商多在千里或万里之外，长时间远离家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听一听带有浓重乡音的家乡戏可以略减思乡思亲之情。

　　于是，身在异乡的晋商们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商埠所在地演出。

　　山西商人在商业重镇多建有山西会馆，会馆内多筑有戏台，每逢年节便请班唱戏，同乡们借此时机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联络情感，交流信息。

　　晋商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群体，维护他们之间感情的最好纽带就是家乡来的东西，会馆戏台上的乡音乡曲正是联结“身在异乡为异”的晋商群体最好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晋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带来一缕清风、一丝慰藉。

　　于是，山西戏曲成为晋商的所爱，晋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商路即戏路。

　　由于晋商对家乡戏的钟爱，随着商路的拓展，山西戏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渐走出三晋，传及全国，从而在清朝后期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

　　梆子腔又称秦腔，也叫山陕梆子，因其粗犷悲壮，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清初传入北京时并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

　　但由于晋商们不吝重金请班演出、资助捧场，终于在同治、光绪年间，使梆子戏在北京极一时之盛，并进入清宫，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喜爱的戏曲艺术。

　　在北京，义顺和、宝胜和是最为著名的两个梆子戏班，主要演员大多是山西名伶，如三盏灯、盖天红、水上漂等。

　　因晋商的捧场，这些演员名噪一时，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

　　历史论文参考篇2

　　清末民初，天律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晋商多在此设号，因此，山西戏班及名伶来京演出必到天津。

　　上海的丹桂茶园、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也经常演出梆子戏，并邀请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来沪演出，以满足晋商观看家乡戏的需要。

　　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的通商枢纽，在这里经商的晋商尤多，所以山西戏曲在张家口颇受欢迎。

　　此外，随着晋商商路的拓展，北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南到四川、云贵，西到甘肃、宁夏、青海，均有山西戏曲的足迹，并且在一些地方曾风靡一时。

　　有人说：凡是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戏的演出。

　　此话反映了山西戏曲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

　　晋商除邀请戏班演出外，还经常出资自办戏班，到各地演出，使山西戏曲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提高。

　　第一个组建梆子戏戏班的是榆次聂店富商王钺，他在咸丰年间组建了“四喜班”，不仅请来了盖山西、秃红、一杆旗、一条鱼等名角，还从苏州置办了戏服、行头，该戏班轰动一时。

　　此外，榆次王湖村富商创办的“三合班”、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创办的“小梨园”、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的“太平班”、张家口一带的晋商创办的“狼山戏班”等也名噪一时。

　　除了爱听戏、看戏，有的晋商还会唱戏，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有的晋商甚至还成为票友，粉墨登场。

　　此外，一些晋商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为山西戏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祁县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对梆子腔极为迷恋，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戏台，在这里组建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并经常亲自登台献艺。

　　咸丰年间，他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戏曲演员，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进行探索和改良。

　　祁县富商韩子谦痴迷戏曲，置家族商业于不顾，终日与梆子腔、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邀请晋剧(中路梆子)名流聚会，切磋技艺。

　　1925年，韩子谦同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四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

　　在他的支持下，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山西的梆子腔在京师的命运与晋商的命运紧密相连。

　　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落，无力再为梆子腔捧场，梆子腔失去最有力的资助者和最热心的观众群，于是随着晋商的衰落走向低潮，在京师戏曲界的地位逐步为京剧所取代。

　　但是，发源于三晋大地的山西戏曲仍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20世纪30年代，当留声机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时，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剧种中就有山西梆子，这时山西梆子从晋商的大院、会馆、戏台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身姿。

　　并且，在晋商带动山西梆子向外省发展的过程中，山西梆子与当地的声腔结合演变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种，如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这些优美的声腔与山西戏曲一起，在新的时代继续用那优美的神韵演绎着帝王将相与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

　　历史论文参考篇3

　　摘要: 明清时期晋商“重商轻学”，形成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

　　本文对晋商这种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明清时期晋商教育价值观

　　山西的民风，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尚武”到隋唐之后的“文风极盛”，直至明清时期的“由文入商”而最终形成了晋商一贯的“重商轻学”的风气，这种风气深入人心，因而晋商将其培养出的最为优秀的子弟大多投入经商贸易之途，从而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形成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

　　一、“学为商之用”

　　商人与教育之间有着不能忽视的密切联系。

　　晋商兴起后，山西出现了明显轻学的倾向。

　　这种倾向主要发生在下层民众之中，他们对于科举不寄希望，在经过基本的知识教育之后，便将子女送出业商。

　　与此同时，晋商又有重学的一面。

　　商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商人从实践中体认到学对商的重要助益作用，因而对学转而十分重视。

　　如乔、常等商业家族，就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

　　盐商张允龄在外经商，非常关注子弟的学习，他常常“购诸子传疏义及史汉诸书，车载之”(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30)。

　　他们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最重要的原因是认识到了读书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为经商服务是其教育的最终目的。

　　我认为，晋商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是从外部、内部两个方面的需要出发的。

　　(一)商业经营对教育的需要

　　很多晋人在经商的过程中，依然坚持读书学习。

　　这其中有个人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他们可以多闻博识，增强搏击商海的能力，“以心计阜通货殖”。

　　晋商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加以利用。

　　晋之俗谚有云:“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晋商认为在商业活动中商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需要各种知识:谋略、兵法等)，而这种素养的修习甚至比高中状元还要难许多。

　　商人只有综合运用所具备的各种知识才能，才可能准确分析变化莫测的商场形势，运筹帷幄，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最优选择，获得厚利。

　　高的文化素养必须依靠教育，所以说，教育为商业活动的展开和辉煌提供必要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是最为基本的。

　　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有一定修习的人，在商界往往也能胜人一筹，例证比比皆是。

　　(二)商人内心对教育的渴求

　　中国悠久的“抑商”传统形成了人们一贯的“轻商”、“贱商”思想，商人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衡境地: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民众的肯定。

　　晋商对于这种“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卑微低贱”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极度失衡是不甘心接受的，晋商由于社会的不公评判而产生这种认知和情感，并由此而引起各种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希望能改变社会的失衡评判，得到社会认可和肯定。

　　但是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失衡的状态呢?社会主流意识长期为“荣宦游而耻工贾”，为了赢得尊重，重要手段就是借助教育:首先，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素养，结交文士，以期在知识上与士阶层缩小距离，在心理上与士阶层达成沟通，同时使自身的经商品位有所提升，赢得上层社会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在晋商商帮中，不乏学识渊博、文采风流的商人，连自视甚高的的清朝举人刘大鹏都不无赞叹地说:“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于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

　　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其次，他们在经商成功之后，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而重心就在教育事业上。

　　晋商家族在延名师以课子侄的同时，还不忘投资资助或开办私塾、义学乃至书院，匡助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没有能力受教育的青年俊秀提供了良好的受教机会。

　　这些惠及桑梓的教育活动，实现了商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对地方文化生活的实质性参与，以某种具体的形式显示出自己在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自身价值，即可以“显亲扬名”、“光耀门楣”，重塑和提升其在民众间的形象和地位。

　　晋商的这种教育价值观，正好表明了:商人不再仅仅局限于治生获利这种较低层的需要满足了，而是诉求于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中包括上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认可，满足了商人内心对肯定自身价值的一种渴求。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一向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完善、修养的一个最完美的过程。

　　“尽己”之后而能“及人”，属于仁德的范畴，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晋商的精神血液之中，他们在拥有了财富之后，“尽己及人”的传统观念让他们不会将财富全部据为己有，而是通过种种“散财”的义举来达到“及人”的目的，表达对社会的关怀。

　　对教育的投资是晋商“尽己及人”的最重要方式，他们捐资资助、兴建的义学、书院等惠及当地贫寒子弟，为他们提供了正规学校教育。

　　这种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在晋商心中形成了一种对教育的渴求――将自身经商所得财富通过投资教育惠及他人，切实践履儒家“尽己及人”的观念。

　　二、“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则仕”是长期以来封建社会教育的最高鹄的，也是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尺，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一种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并进而入仕作官，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

　　然而就在这一背景下，山西商人在经商的同时介入教育，将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渗透到教育领域，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气息。

　　(一)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改造与突破

　　山西商人深懂得:“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于是，他们以过人的勇气，超人的胆识，打破了数千年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和“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定律，树立了“学而优则商”的新观念。

　　他们重视教育，但其教育的目的更明显地指向了商业。

　　培养经商所需的优秀人才，成为他们教育的重要目的。

　　晋人视商为本业，不再只是把经商看作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往往读几年书就去经商了，很平淡又很自然。

　　如果说少部分人弃儒经商或许为境遇所迫，那么大部分人经商则主要是对人生事业的一种选择。

　　榆次富商常氏，以商起家，八世后便兼儒贾以传家，有清一代其家族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子孙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

　　将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并非只有几家如此，这对晋商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二)晋商教育价值观中的“重商”与“重仕”

　　重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晋人在重商的同时同样重仕。

　　这是因为传统的重仕观念仍有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着眼于入仕对于商业的益处，以官来保商、兴商。

　　家族中有做官的子弟，不仅能直接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能为其商业提供政治上的保证。

　　他们所更看重的是官位给经商带来的实际益处。

　　晋商对于经商和入仕二者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厚利而薄名”，这种价值观缘于晋人务实不尚虚名的传统观念，“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04页)、“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坐”……在“名”与“利”的取舍上不仅明显地倾向于利，而且可以看出他们把从事商业而取利作为人生的目标和寄托。

　　原本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的功名官位，已被晋人当作经商的手段。

　　对儒贾观的改造，是晋商的一个大胆创造，同时又与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相一致。

　　他们巧妙地消弭了儒与贾之间的对立，使儒贾相通，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着他们在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

　　从晋商的儒贾观来看，他们重儒又重贾，甚至在取舍上更倾向于贾。

　　既然经商被他们看作是最佳选择，以商业作为其教育价值的指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明]沈思孝.晋录.四库全书存目存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山西大学图书馆馆藏.明万历二十三年张泰徵刻本.

　　[3]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4]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5][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