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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范文 时间:2018-04-24 我要投稿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关于这个问题,小编分享两篇优秀论文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人口老龄化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1】

  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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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一、人口老龄化表现形式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

  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

  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

  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

  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

  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

  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4、老龄化对家庭和赡养依赖性增强。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

  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

  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

  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

  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

  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

  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

  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

  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功能。

  社区应积极实施老人照料,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空间服务站,文体娱乐设施,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积极兴办托老院、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种照料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组织。

  做到小事不出门,难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道)。

  6、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应加大宣传和发扬光大,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尊老爱幼的风气,积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2】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

  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

  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

  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

  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

  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

  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

  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

  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

  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

  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

  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

  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

  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

  bloom,canning和seyilla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

  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在此基础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它生产资料占有量,而个人也会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

  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短暂的。

  虽然第二人口红利中资产积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暂的,但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将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

  因此,第二人口红利是持久的。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

  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

  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

  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

  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

  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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