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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期刊论文(2)

时间:2021-02-15 08:31:09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中华期刊论文范文

  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

  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

  但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加速度,当落后部门劳动力剩余枯竭时,工资开始上涨到糊口水平之上。

  这一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刘易斯两部门模型。

  他们将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温饱型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

  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变化。

  第二阶段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资(没有现代工业部门前的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者的比值,该工资由制度性力量所决定)的阶段。

  这一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性失业。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从而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

  工业部门的工资会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涨。

  第三阶段是农业部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性工资的阶段。

  这一阶段经济完全市场化,隐蔽失业者全部消失了。

  现代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至少提高到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的水平上。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短缺点”,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商业化点”。

  2.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分析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

  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国同样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问题。

  在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

  我国学术界就开始围绕我国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如果存在)等问题展开争论,至今仍然分歧很大。

  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存在、而且已经到来或很快到来的学者以蔡肪教授为代表。

  通过假定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趋势,蔡昉预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况最早在2004年已经出现,最迟在2010年就会出现。

  他由此推断,即使“刘易斯转折点”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蔡防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上或刘易斯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三个特征变化: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和高储蓄率趋于降低。

  他认为,“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是趋势性变化,其依据是:根据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

  另外,蔡防还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扩大就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不难看出,蔡防对我国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判断,实质上只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的状况及趋势的判断,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

  要考察劳动力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需要结合劳动力素质,对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分别加以分析。

  然而,由于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资的上涨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劳动力短缺的标志。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劳动力是否短缺的标准。

  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需要和其它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产品。

  因此,劳动力是否短缺,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数量的多少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决定的。

  在技术和其它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的。

  随着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会消失。

  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看,我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

  这些企业主要是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为国际市场提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工型企业。

  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企业产品需求旺盛,那么这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大。

  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

  尽管“民工荒”的出现与中央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关,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趋势。

  但是,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必然会出现资本排挤劳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现象。

  在这些部门,不仅低素质劳动力会受到资本排挤,而且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型劳动力也可能出现暂时的过剩。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就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侧面。

  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判断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

  第二,劳动力素质问题。

  一国劳动力资源状况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更取决于劳动力素质。

  如上所述,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而其潜在假设为,劳动力素质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温饱型农业部门就业时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讲,该模型仅适合于分析上述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问题。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时代的到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就与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部门对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部门短缺的劳动力只能是高素质劳动力,而不可能是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

  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根本不存在刘易斯拐点问题。

  第三,工资上升问题。

  决定和影响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

  马克思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

  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决定。

  而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

  同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工资一时的变动,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每个要素变动都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化。

  根据包小忠的分析,广东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十几年内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物价上涨很快。

  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相对于物价上涨调整滞后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净收入下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2007年孟昕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和深圳的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7%。

  而2004~2006年广州和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极快,促进了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

  因此,农民工工资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四、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bloom.canning和seyilla认为,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导致储蓄率上升。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人口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

  (一)第一人口红利是资本的红利

  目前大部分关于人口转变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实际上集中于对第一人口红利的分析。

  例如,王德文等实证分析的结论为,1982~2002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

  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9%。

  王金营和杨磊的研究表明,在1978~2007年期间,我国少儿负担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

  而老年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

  从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的上升。

  人口转变初期高生育率阶段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后会引起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

  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其它生产要素显得过剩,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处于很低的水平。

  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也会相应降低。

  根据刘伟的分析,1978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

  而在储蓄方面,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

  根据徐升艳等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07年期间我国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逐渐上升。

  而政府储蓄增幅相对小,企业储蓄增幅较大。

  由此可见,第一人口红利主要为资本所有者获取,主要体现为资本的红利。

  正如刘福垣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口红利所对应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并不值得留恋,也不是越长越好的战略机遇期。

  (二)第二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和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强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但他们同时指出,第二人口红利不是自动形成的,因为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为养老而储蓄,但政府的退休储蓄计划可以强制性规定人们进行养老储蓄。

  而金融市场不完善也可能限制人们的投资机会。

  因此,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必然会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第二人口红利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新动力。

  为了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一方面应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人们进行养老储蓄,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个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五、人口红利与我国人力资本提升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明赛尔把为提高劳动者技能所进行的培训称作“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假定国与国之间大部分人的天赋才能分布趋于一致,从而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后天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口质量特质即知识和才能”。

  贝克尔则更明确地将健康列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即人力资本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三方面内容。

  因此,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搜集工资变化的信息等方面的支出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尽管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口径不同,计算出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差异较大,但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人口转变对人力资本提升的积极影响

  人口转变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死亡率的降低将提高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

  如图1,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44.6岁增加到目前的7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