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500字（通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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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500字 篇1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05年。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J].教育评论,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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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加夫,熊礼汇,闵泽平,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500字 篇2
【摘要】保定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定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它们丰富的人文内涵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学潮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500字 篇3
摘要：教育以培养合格的人才为根本目标，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首要目标是要使得学生成人，其次才是培养学生成才，成人就是指要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较高的道德品质，遵守各项社会准则及道德标准，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不会威胁和伤害他人的人，而这样的一批学生才能够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本文主要围绕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的培养展开研究。
关键词：高中历史；健全人格；培养
健全人格是指能够正确认识自己、他人、社会和自然，用正确的眼光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事物，用符合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行为去从事各项活动。高中阶段学生的人格还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健全人格教育对于这一阶段学生显得格外重要。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培养的意义
高中历史课程中的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能够提供给学生们足够的参考和借鉴，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健全人格培养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１．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高中学生很快将成人并步入社会，如果教师只向学生灌输文化知识，却并不注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学生们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陷入迷茫，而当今社会的诱惑非常多，高中学生非常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形成扭曲的三观，这对于他们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严重损失。高中历史教学中开展健康人格培养对于高中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２．有助于提升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很多高中学生对于历史知识学习缺乏兴趣，他们通常会感觉这些历史知识太过遥远，与现代生活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也相对比较枯燥，很多历史教师都是围绕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人物、意义和影响等内容进行讲解。在历史教学中开展健全人格培养可以促使教师从人文角度进行深入阐释，更加详实地刻画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帮助学生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进而提升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兴趣。
３．有助于学生形成坚毅的性格品质
高中学生承受着非常大的学习压力，很多学生的意志品质不够坚定，心理素质相对较差，很容易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心理变化，特别是在遇到挫折后经常会出现动摇。积极开展健全人格培养对于培养学生的性格品质作用非常明显，学生们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始终保持阳光的心态，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培养的主要目标
１．乐观向上，热爱生活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学生意外伤亡事故使得我们认识到很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生命的宝贵，生命对于他们自身及其家人的重要意义。历史教师首先让学生们形成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生活态度，不要尝试危险的活动，注意安全，珍爱自己的生命，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不轻言放弃。
２．遵纪守法，道德高尚
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生活中的各项纪律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基本准则，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这也是中华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历史教师首先要让学生们遵纪守法，在此基础上不断培养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用较高的行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３．勇于创新，独立自主
高中学生在未来将成为建设祖国的核心，而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教师要让学生们形成勇于创新的意识和品质，在生活和学习中坚持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科学精神，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对于高中历史教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顺利开展都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的培养策略
１．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
传统的历史教学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师通常会将教材上的内容仔细讲解给学生，教学重点集中在考试将会考查的知识点上，这种方式并不是非常适用于健全人格培养。教师可以灵活运动多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例如故事讲述法、史料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等方式，通过不同教学方式的穿插和切换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感触历史，拉近学生与历史史实及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感知历史，从中接受人格教育。
２．积极开展课堂外实践活动
单纯的课堂教学很难满足高中学生人格培养的需要，特别是学生们无法将课堂学习到的内容实际应用到生活之中，不利于学生用健全人格的各项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因此高中历史教师有必要积极开展课堂外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参观各种历史遗迹或博物馆，带领学生融入到历史场景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向学生们讲解各种知识是非常有助于学生们深入理解和体会教师讲解内容的，也是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
３．将健全人格评价纳入评价体系
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积极性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教师应该将学生的人格培养同样纳入历史课程考查评价体系之中，分析学生们是否能够采用正确的观点去对待历史实践，是否真正理解了教师所进行的思想观点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根绝学生平时表现及实践表现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方向和教学重点，努力使得学生们获得更好的健全人格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历史教学资源围绕教学重点展开更加有效的教学活动，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言行举止。
四、总结
历史课程是高中阶段一门非常重要的人文学科，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灿烂的历史，在历史教材中我们能够发掘出非常全面的人文素材，教师合理利用这些教学资源展开人格培养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这对于正处于心理塑造及人格塑造关键时期的高中学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阮巧玲.中学历史教育的苍白与困境[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２,０９:３４－３７.
[２]杨恩义.中学历史教学的感悟---浅谈学生历史素养的栽培[Ｊ].中国教育技术装备,２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５.
[３]陈士云,孙大勇.浅谈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的培养[Ｊ].新课程研究(职业教育),２００８,０７:１７３－１７４.
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500字 篇4
摘 要：东汉末年，群雄四起，动荡不安，直到魏、蜀、吴三分天下，局势才稍有缓和。曹操建魏，占有一席之地，必有其过人之处。魏初士家制度的实行可谓其法宝，对促进当时战争的胜利、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为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吸引着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探究，但限于资料缺乏，研究者对曹魏的士家制度未作深究。本文就管见所及，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四方面入手，对曹魏士家制度形成的原因提些粗浅看法，以资求教。
关键词：士家制度；集兵制度；曹魏时期
士家制度，即将招募来的职业兵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并以其家属为人质，使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一种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是在“质任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集兵制度。它形成于汉末三国时期，尤以曹魏士家制度最为典型。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研究起来多有疑难，但综合各方面史料，可以断定曹魏士家制度正式实施，是在建安九年攻下邺城之后。笔者认为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分为经济、政治、军事和历史四个方面，现试论如下。
一、 经济因素
公元184年至公元220年，北方地区军阀割据、长期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民不堪命，拥有武力的军阀部队也时常遭到饥饿的威胁。据《三国志·魏书·程昱传》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兴平元年，曹操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弱，却因缺少粮食，几乎走投无路；幸而采纳了程昱的谏言，才免于袁绍钳制，然而仍旧被迫“罢吏兵新募者”。以是，曹操领悟出“秦人以急农兼天下”的旨趣，他明白若长期战斗，足够的粮食和兵力二者缺一不可，必须极力发展农业领域，这就必须切实地改变自耕农的现有处境。因此，曹魏在建立规范的集兵制度时，为了妥善调节“耕”与“战”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另外创设出一种顺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兵源充足稳定的集兵制度。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曹魏的士家制度应运而生。
二、 政治因素
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质任制息息相关。“质任”始于春秋时期，也就是将子弟作为人质。《汉书·苏武传》记载道，李陵出征，将其母作为人质羁系于保宫中。后其投降匈奴，其母及举家被杀。随着朝代更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极其复杂，军阀集团的存亡往往也仅在转瞬间。由于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士兵们不免朝梁暮陈，叛乱倒戈。曹操也严格实行质任制度，受任在外的将帅父母妻子必须身系“保宫”，以此加强对将帅的控制。可见，曹魏时期的“质任”正在逐渐地走向制度化，士家制度也就是政治上质任制度发展变化的产物。
三、 军事因素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这段历史期间，中原地区动荡混乱，尤其是曹操统一北方时军事活动极为频繁。到魏末时期，曹操子孙的州郡招募到的士兵仍有五十万人之多。士兵是身着军装的农民，故拥有众多的农民作为后备军是极其必要的。然而，频繁的战争也直接导致州郡生齿骤减。由此一来，招募对象主要就落在自耕农肩上，故招募受到种种限制，且又有大量军费支出。相形之下，当时切实可行的唯有推行士家制度不可。
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家属随军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持续性的干戈，百姓遭受了尤为强烈的苦难，军阀势力所到之地，“马首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军阀部队作为拥有自卫能力的组织，进而导致家属随军以求生存的景象极为广泛。同时，豪强地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变更至军队之中，因此，将领随即享有对士兵家属的支配权，“父死子继”也随即成为军阀部队兵源的主要补充方式。曹操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后，“父死子继”的传统做法保留下来，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士家制度。
四、 历史因素
东汉中叶，随着当时政治制度的变化，形成了地方军阀独掌兵权的局面。这些拥兵的州牧、刺史利用汉室势力逐步衰退的颓局，乘机抢夺州职、州兵。于是，随着世袭牧守的变革，也随之形成了世袭的州兵。汉魏时期已形成的世袭州职、州兵制度，直至曹魏时期仍有留传。最突出的当属“青州兵”、“泰山兵”，其中老兵病故、军士战亡，均需士子补充。可见，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汉末州郡领兵制度有一定的历史连带关系。
除此之外，汉王朝的天子侍从军制度，也为曹操提供了兵士世袭的例子。但是，宫阙内天子侍从军的此种补代方式作为“先朝故事”，完全可能被曹氏政权所借鉴，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也就不能不与这种天子侍从军制度的影响脱离历史干系。这样，借鉴于“州郡领兵”和“天子侍从军”这两种制度，曹魏士家制度便确立了最终的形式。
综上所述，曹魏士家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四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要求，以其独特的方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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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教学理念的提出，在教育教学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不仅要能够学习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还要能够通过史料知识的应用来拓展所学习的知识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育教学中，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先阐述了在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运用史料知识的意义，接着提出了初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应用策略，以便更好的提升其教学效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史料知识
一、在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运用史料知识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学习的知识内容感兴趣就会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相关的知识内容，兴趣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起到推动作用。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史料知识应用到历史教学中，一方面能够对教学内容起到丰富作用，另一方面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史料知识本身是以故事的形式来阐述相应的故事情节、人物特点。例如，在学习《虎门销烟》相关知识内容时，可以先让学生收集有关战争的相关资料，让学生对当时清政府的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到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认识到虎门销烟的意义。对于我国历史来说，虎门销烟是一次戒赌行动。在讲解这段历史时教师可以从当时的背景知识讲起，将背景知识融入到课堂学习中，让学生自主感悟相关的知识内容。通过史料知识的融入不仅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还能够提升学生思维的活跃性，让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了解历史相关知识内容，将学习的知识纳入到自身知识结构中，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用史料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以此提升学习的效率。
（二）使学生认识历史规律和知识
初中历史教学中离不开史料知识的应用，但是史料知识的应用一定要适当，如果在教学中采用较少的史料知识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如果采用过多的史料知识则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只有在教学中适当的应用史料知识才能够达到认识历史规律和知识的目的。例如，在对清朝的相关历史事件进行学习时，可以利用史料知识让学生了解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体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发展的过程，让学生意识到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时间概念，让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历史年代的计算以及认识历史图表的相关技能。此外，要让学生具有对历史知识进行阅读、理解以及获取信息的相应能力，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表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能够让学生明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断进步的，也都有自己的规律，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养成正确的学习历史的习惯，能够正确的对历史事件进行认识、评价。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让学生在史料学习中能够获得历史学习的相关知识内容，并能够对其整理、判断，从而更好的掌握所学习的知识内容。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应用策略
（一）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应该以教材为主体
初中历史教学中本身教学内容丰富多彩，除了在文字部分会用一些图片作为装饰之外，其他辅助性材料就是音像制品。教材教学中史料知识的应用是其重要的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要能够对史料知识的应用给予一定的重视，通过对史料知识进行分析，然后对其有一定的重视，例如在学习《灿烂的青铜文明》相关知识内容时，除了可以借助教材内容，还要能够借助一些历史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当时的青铜文明。但是如果对史料知识过多的应用也不能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史料知识的应用就是能够作为历史教学的辅助材料对其进行学习，以便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史料知识的应用要注重学习需求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能够意识到学生的身心素质，学生的思维方式由原来的形象思维转变为抽象思维。这个阶段的学生也能够更好的进行假设和逻辑推理，但是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还是习惯应用具体形象思维，对问题的表面进行认识不能很好的认识其本质内容。初中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使得学生更加容易接受一些形象生动的事物，例如在学习《社会生活的变化》相关知识内容时，可以借助学生在当今生活中的需求来结合进行知识的学习。为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选择史料知识内容时要能够考虑到学生的自身需求，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三）史料的应用注重教师的主导地位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就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学生是自己学习的主人，教师的作用就是要能够激发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育教学中。例如在学习《文革的十年》中，要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文革的十年进行梳理，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主的方式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文革发展的过程，并将其纳入到自身的知识结构中。为此，在教育教学中要能够注意史料的应用，注重通过史料知识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以此提升历史学习的效率。
三、结语
在初中历史学习中史料知识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学习的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育教学中。在对史料进行应用时要结合教学内容把握好度，此外，还要能够意识到学生的主体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以便更好的提升其教学效果。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还要不断探索史料的应用策略，以便更好的提升其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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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上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的说法，这是中国古代对时事记载的传统，虽然“言”和“事”都有可能成为历史，但又区别于目录学中史部。目录学由西汉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创立，经过后代学者的不断发展演进。清代章学诚把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学术，与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古籍目录中著录的历代典籍能反映出历代典籍的保存、流传、亡佚状况;另一方面古籍目录中类目和提要具体内容等能够反映出历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本文以史部目录为例，概括其从无到有、从有道繁荣的发展历程，并探究目录学与史学发展的关系。
一、史部的萌芽期
(一)史类图书概况
典籍的最早分类起源于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了《七略》，把图书分为分成六大类三十八小类， 六大类分别是“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之前还有《辑略》，梁阮孝绪《七录序》云：‘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可知《辑略》不是单独一类，所以《七略》只有六类，可称‘六分法’。”像《国语》、《战国策》、《太史公》等十二家都附于六艺略中春秋类之后，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议奏三十九篇、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纪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 被纳入了六艺略中，后来也被人们称作的“春秋十二篇”。从史部目录体系的形成来看，《七略》可谓之滥觞。
(二)原因
之所以在萌芽期史籍不能独立成门户且依附于其他书中，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早期的历史由史官记载，但那时的史官都接近于卜祝之间，有学者称这一现象：“可谓巫史一体，史官的职能非常广泛，包括占卜、阴阳、天象等，像史官记载各国历史的《春秋》，并不具备专门记人记事的史学功能，这一时期史书的政治意义是远远大于历史意义的。”
另一方面，先秦时期史学不发达，著书立说的不多，历史书籍数量不多、种类不丰富，历史典籍还不足以与其他类书目抗衡。而汉代时期经学繁荣，在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因为《春秋》是孔子正名分的著作，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表现，其他经书都不像《春秋》那样实用，因此其他学说都以经学附庸的地位存在。史学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未能摆脱“附经立说”的局面。
二、史部的创立期
(一)史部类图书概况
《汉书·艺文志》之后，直到唐初纂修《隋书》之前，正史中均未再设立艺文志。曹魏时人郑默编著有一部名为《中经》的目录书籍。到西晋时期目录学家荀勖在此基础上， 编撰了一部新的典籍目录，名为《晋中经籍》，与郑默的《中经》相区别，史称《中经新簿》，是我国古代目录史上四部分类法的开端。荀勖把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甲部登录六艺和小学的书;乙部登录古诸子、近世诸子、兵书、数术等书;丙部登录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类图书;丁部登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对照其类目内涵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丙部属于史学类，这是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史学独立门户著作，标志着史部目录正式形成，从此我国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属的地位。东晋时期的李充，依据《中经新簿》编成《四部书目》，将史学地位由丙部上升为乙部，史学地位大大提高。
(二)变化原因
司马迁以后， 经学在学术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史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从魏晋开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观，史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史部目录创立并被划分出来，这与当时史学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
首先，动荡的社会环境极大地影响了经学的主流地位， 在分裂格局的大环境下迸发出各种新思想、新学派，以史思辨成为当时社会的热潮。各统治者纷纷一改往日繁琐复杂的旧儒家纲常名教，开始反思过去，重面未来。史学便由此而成为他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其次，在纷争动乱的时代，群权并立，统治者们需要史官修史来为自己“正名”，以达到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目的。
最后，造纸术的改进极大地方便了书写，这为史学的发展传播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以上种种原因促进了史学的繁荣兴旺，史学普遍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当时的显学。杜维运称“史学范围的扩大，各种史学体裁的出现，以及驰名史学家所写史书卓越不群” 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新特点。
(三)评价
荀勖用四分法，将史籍单独列为一类，并归为丙部， 承认了史学在学术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他的四分法中我们可以与后世四分法相比较，甲部收录内容就类似于《七略》总的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的经部;乙部收录的内容类似于《七略》中的诸子、方技、数术、兵书，相当于后世的子部;丙部收录《七略》春秋类所附的历史书，相当于后世的史部;丁部与《七略》中诗赋略一致，相当于后世的集部。这种四部的大致分类框架出现，首创了史部目录，确立了我国图书分四部分的牢固基础，很好地反映了自《七略》以后三百余年，由于学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的扩展和学术变迁的情况。
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其分类名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分类方法也不科学，经过后来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完善。
(四)史部目录与史学的发展
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史部目录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单元存在， 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兴盛发展，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史部目录的繁荣，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
三、史部的独立期
(一)史部类图书概况
史部类的完全独立期实在《隋书经籍志》的编撰完成，其著录之丰富、分类之精当、体例之完备，备受后人的重视。从史部创立期到独立期经历了《汉书·艺文志》到《中经新簿》再到《隋书·经籍志》，我国目录学史完成从“六分法”到“四分法”转变。《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史部也正是成为仅次于经部的第二大部类。
《隋书经籍志》著录存数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 其中载史部书籍共计十三大类、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卷。这十三类分别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不仅收录史部图书的数量增多，范围也大大扩展。
(二)原因
由于东汉以来社会政治思想受到冲击，儒学的传统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学术思想界也在此时出现了新的变化，史学逐渐觉醒，摆脱经学的束缚，走向自觉独立发展的道路。伴随史学繁荣的同时出现了经学的日趋衰微，经学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危机沉重打击下逐渐瓦解衰竭。
(三)史部目录与史学的发展
史学的发展必然反映在史籍目录上，史学典籍最初的分散并依附于各个目录之中，到集中发展于专门的史部一类，反映了史学的发展变迁轨迹由分散趋于归类统一。同时，史籍数量的增多也体现了史学的重要地位。
四、史部的完善期
(一)史部类图书概况
史部类从《隋书·经籍志》中独立出来以后，在原有格局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调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或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充分吸收前人整理的书籍后，又对《隋书·经籍志》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使得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具体来看《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分类，共有十五个类目，分别是：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其中，相比《隋书·经籍志》增加的有：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史抄、时令、史评、政书七个类目;减少的有：起居注、旧事、谱牒、仪注、刑法;整合取代的有：用载记取代了霸史或伪史的名称。
总体来说，《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类目设置较为合理，它标志着传统四部分类中史部已经趋于完善的阶段。
(二)变化发展
史部的在完善期变化不大，主要沿袭了《隋书·经籍志》中四部分类法，在刺激上进行了调整，有增加、有删减、有整合，总结其变化特征如下：
1.基本大类不变。从《隋书·经籍志》确立史部到《四库全书总目》完善史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保持不变，像：编年、正史、职官、传记、杂史等，仅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种类和数量。
2.小类不断调整变化，最终趋于合理。像起居注、刑法、礼注、故事等类根据其内容的安排，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都被合并调整，逐渐趋于合理。
五、结语
大体来说，人类学术的发展总是经历着由混沌而分明、由简单而复杂、由粗浅而精深的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经历着不断地分化，在分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又不断在分中有合， 合中有分。《庄子·天下》是一篇论述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术流派的著作，其中的府安店“道术将为天下裂”阐述了秦时学术的发生是由一而多的分化过程，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清代著名目录家王鸣盛强调：“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研究古籍，通晓目录之学，要循序渐进，同样，史学的研究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史学这门学科的变迁与发展，与古籍目录史部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了解我国古代的史学走向，会通古今、以古为镜、经世致用，更加正确的发挥史学的经世功用;求实直书、书法不隐，将史学家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学精神贯穿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中;德、才、学、识兼备，重视学史者个人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名正走在史学学习之路上的我们，更应该理清史学发展脉络，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继承与发展史学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也应当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分门别类总结学术源流，去探索更科学、更高效的目录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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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人类的发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自我积累过程，它是在没有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环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并达到相当发达的地步，很多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关于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历来比较多，但对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特点的研究却一直比较少。在2010年的选修课上受董老师的指导，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几大显著特点，其中主要包括其大一统性、工艺化、封闭性与劳动密集性，现在我就在课上所学的一些知识，以及所查阅到的有限资料简单地谈一下我对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这一特点的认识。
一、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工匠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首先表现在其创新主体的有限性上。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主要是由一批富有经验的、心灵手巧的人掌握的，而这一批人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充当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这一批人指的就是工匠。工匠是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而产生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古代技术发明的主体——工匠。
在古代社会，工匠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承担着技术发明、创新和推广的重要职责，成为古代手工业技术发展的基本力量。古代重要的技术创新，如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制陶、制酒、榨油、造纸、印刷等工艺的完善，建筑的进步及其材料的改进，交通工具的制作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进，等等，都是工匠们经验的结晶。印刷术的创新——活字印刷术，就是由工匠毕昇发明的。工匠们不仅参与新产品、新工艺的构思、制作、商品化的全过程，而且不少工匠有了品牌意识，很注重广告效应，这一些都处处体现着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技术主体作用。
古人认为，技术即工匠的技艺、技能和方法，它们的产生是靠人类自己。能工巧匠在这一时期是受劳动人民尊重的，所谓“行行出状元”这句话也反映了工匠的地位。然而由于剥削阶级鄙视体力劳动，在对待工匠的态度上便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工匠基本上属于体力劳动者，因而受到他们的歧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百工并非‘良民’”[1]。尤其是在中唐以前，“工匠的地位较一般个体小生产者要低”[2]，在大多数时期，统治者只有出于军事征战、阶级私欲的需要时，才招募天下“百工”为自己服务。
从数量上看，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创新也许比工业革命时还要多，但个体工匠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工匠们“基本上处在先制作、实践，然后再去理解的阶段，他们用‘试试看’的办法”[3]。工匠们一般没有文化，更是缺少现在的科学理论，他们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古代浇铸青铜器的火候(温度)至为关键，决定着铸造的成功与否。我们现在可知，青铜(如铜、锡、锌各占88%、10%、2%)的浇注需要在1200摄氏度左右，可用光学高温计来测量。但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仪器，只能靠有经验凭肉眼观察融化合金的颜色来判断，这一合适温度就是“炉火纯青”。这种技术知识无法准确表达，属于难言知识，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以上所讲的工匠的几个特点，包括其灵活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其知识的不可传递性都多多少少了造成了，也体现了其所创造的手工业技术并非是大众的、普遍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
二、工匠技术的传承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这一特点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在技术传承方面。不论是在任何时代或是任何行业，技术的获得和传承都是非常复杂和重要的。在信息相对闭塞的传统社会，一项比较复杂的工艺往往需要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的摸索和积累才能获得，因此其成本是非常高的。尽管“不耻相师”是我国历史上工匠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国历史上工匠的生产具有非常严格的传承制度，“城乡各种手工业者通常是父子相承，职业世袭”[1]，民间工匠技术只传于家族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防止技术外传是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
个体工匠，尤其是身怀绝技的工匠，为了世守家业，也为了保持比较长的竞争优势，往往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技艺在本家庭成员内部传授，尽量不公开工艺秘方。“中国古时有许多家庭手工业，往往保守秘密，不使外人知道制造方法；有时世代相传，延长到几百年，例如：‘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事其业。……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流传将七百年’。(《铁围山丛谈》卷六)”[4]另唐代还有书中讲到：“《广异记》载青州北海人李清‘世传染业’，‘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太平广记》卷36《李清》)，这是世袭染家。”[1]“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5]像这样的记载，在史书上可谓数不胜数。上面所引的几则史料显示出，个体工匠为了使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积累起来的一技之长，成为自己在社会中竞争立足的本钱，是不会轻易地对外泄漏家技的。技艺不仅不传外，而且不传女，以防女儿出嫁后带至夫家，如果女儿掌握了技术诀窍，那就不准其出嫁。唐代元稹《织妇词》中有“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东家白头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6]，说的就是为了不泄露“挑纹”绝活，竟然发生了使两个女儿终老于家不得嫁人的悲剧。这样的传承制度就往往使个体工匠尤其身怀精湛技艺的工匠家庭的婚姻，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配偶的余地比较小，严重影响了这类工匠家庭人口的再生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这样的手工业家庭出现萎缩。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技术在家族内部的传承，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技术的传播，造成了手工业技术传播的封闭性。我国历史上一些手工业技术的失传，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失传一般由两种情况所致，其一是工匠还没有来得及传授技术便因身体等变故而使技术中断；其二是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超的技术对于未成年的女子是保密的，主要害怕一旦女子外嫁后技术会外传，从而对本家庭造成一定的竞争，有的工匠家因没有符合传授家传技术的男性人选而导致技术失传。
除家庭式的“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外，古代宫廷、官府手工业作坊中的学徒制也是重要的技术传授和训练方式。古代统治者为满足军事征战或享乐私欲，常常要征召天下百工，由官府直接差遣，使唤。这些工匠在宫廷、官府手工业作坊里制作各种用品，在建筑工地上修筑各种工程。新招来的工匠和学徒都要进行训练，由官府指派技术高超的艺人传授技术，提高技能。到唐代，这种技术训练方式趋于完善，出现了“技工学校”。唐朝的官府手工业场集中学徒工，让知名匠师传授技术。视工种不同，培训时间不等，每季由官府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学徒制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工匠，但是师傅传授给徒弟的多是一般技术，而技术诀窍即技术的关键部分、核心内容则轻易不外传。因此也造成了技术传播的封闭性。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官府手工业，手工业技术的传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从主要方面上构成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
三、手工业行会对技术传播的影响
“行会”的起源也许很早，不过我们还不能寻得足够的资料，来说明最早的行会制度。但是至少在隋唐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行会已经存在，而且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行”的名称见于隋代，“唐韦述《两京新记》云：‘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唐代的工商业越发复杂化，同时在分工上亦更为精密化，所以由隋代洛阳各市的‘六十六行’、‘一百行’、‘一百二十行’、一跃而变为‘二百二十行’。”[7]“‘行’在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设置，种类也日趋复杂化。”[7]到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的手工业行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据调查，明清时期的苏州手工商业行会大约在一百六十个左右，见于碑刻资料的有九十多个”[8]。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了解到，自隋唐以来，行会一直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存在于手工业的发展之中。那么行会是怎样进行组织和运作的呢？行会设有行头行首，有记载说：“诸行设行头、行首，至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业已存在。”[1]“行会内部保持着尊卑长幼的师徒关系，存在行东、行会师傅、帮工以至学徒一类的阶梯。”[1]行会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徒制进行的。按照行会制度，想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必须加入某一行会，先充当学徒。学徒期满后，才能出师。由学徒到出师的过程也就是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一般是由行会主持，制定师徒合同，规定职业技术要求。一般合同规定，师傅应训练学徒掌握某种职业技术要求，徒弟应遵从师傅的指教，保守本行业的机密，恪守行会的道德规范，等等。学徒期满，由师傅发给证书，可以自由寻找工作。优异者也可成为师傅，有权开设作坊，经营某些手工业和培养学徒。
行会是为了消除行业内部的竞争，保护本行业的发展，以及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建立的。行会对于技术严格控制，为了保持自身的垄断地位和竞争力，行会往往强制本行业的匠师入会，把行业技术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行会内部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是禁止外传的，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各行有各行的隐语，非外间人所能知晓”[7]。这无疑限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广泛传播，使手工业技术成为行会所独有的垄断品。另外，“行会为免除自由竞争，对于本行的工商业有一致的限定，凡物品的质料、格式都有公共的规定。违背这种规定的同业者是受不到行会保护的”[7]。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创新。行会制度的建立，在初期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保护了城市手工业的存在与发展。但行会手工业是小生产，在严格的章程限制下只能墨守成规，生产的技术分工难以发展，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阻力和生产发展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手工业技术创造主题自身的封闭性；手工业技术传承的封闭性，以及行会这一手工业组织对技术传播的限制。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作为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其表现远不止此，在此我仅就所了解的有限史料作了初步的分析，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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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兴盛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随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不断创作的诗歌体现并传承下来。中国古代文人音乐蕴含着博大的哲学思想，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理性”和“善性”，表达出中国古代文人含蓄的理想追求，散发出中国古代文人恬静情感。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创作和传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具体表现，对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发展的探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对我国的文化继承和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发展的客观原因
(一)音乐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音乐的产生是文人音乐发展的两大条件之一， 因为有了音乐的产生才能对文人所创作的诗词进行文人音乐创作。我国的音乐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南舞阳骨笛就是最好的我国音乐发展开端的见证，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音乐器具的发展， 音乐器具的产生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也促使音乐走向多样化和复杂化。乐器的多样化为人们提供更多乐器选择的同时，也丰富了音乐的内容，使音乐越来越具有欣赏性和娱乐性，让更多的人向往音乐，从而学习音乐。为之后文人音乐的发展奠定了音乐文化基础和音乐器具基础。
(二)社会的发展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朝代的更替和发展都遵循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即使在这种分、合的朝代变更历史中，“士”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曾改变过。追溯历史，“士”的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这是的“士”是一种固定的享有崇高地位的职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士”的作用显现的越来越突出，战争时期，“士”作为军事，出谋划策;和平稳定时期，“士”作为文官大人，制定规范朝廷、管理天下事务的谋划者。在中国古代“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他在朝廷和民间享有崇高的地位，“士” 就是文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享有较高地位、受人尊重、自身修养极高、素养极高、情趣广泛的优雅认识。“士”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成为音乐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文人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主体资源。
(三)统治者的对文人音乐的作用
由于音乐和文人的产生和发展， 文人音乐随之产生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壮大。再加上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文人音乐的重视和支持，文人音乐从产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走向鼎盛时期。西周时期，实施礼乐制度并实行严格的“礼不下庶人”的制度。制度的产生和执行促使音乐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上层文人对音乐产生更大的兴趣， 未显示其身份地位和素质修养，上层达官贵人积极走向学习探索音乐之路。为之后文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期的模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百家争鸣，争先绽放，各个学派对音乐的应用和发展都非常关注，各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都非常重视音乐，将音乐纳入自己学派的学习内容，将音乐更为广泛的传教于世人， 培养了大量的具有音乐情操的文人雅士，为文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经过战乱年代，秦统一天下，社会相对稳定，为满足上层人士的精神生活，秦代乐舞发展起来，并成立“乐府”巩固了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为文人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朝初期，社会安定，“文景之治”之后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大量的西域音乐文化， 丰富了汉朝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的音乐发展之路带向了新的发展道路，也促使上层级中高层人士纷纷学习不同的音乐，并发展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文人音乐家，文人音乐的发展逐步扩大。魏晋时期，音乐挣脱了以祭祀的形式而存在和为统治阶级所以用的束缚，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时，音乐开始作为文人表达其意识和情感的新的形式，文人音乐表现出新的艺术特征。自此，文人音乐的到空前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进入民族融合时期，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引入为隋唐时期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音乐资源。隋朝末年，统治者机器重视音乐的教育，主要以琴乐为载体巩固儒家的琴道思想。唐代，本民族音乐空前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音乐不断引入。不同种类的音乐不仅受到士大夫及其上层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开始学习和创造音乐，各个阶层的文人雅士纷纷溢出，弹琴作诗，文人音乐发展生机勃勃。宋元时期，文人音乐走向作曲填词的形式，词曲成为上层人士、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聚会必备环节，宋元时期，皇家“阁谱”的出现和实施，给予文人音乐神圣的形象，同时，使得音乐脱离民间群众从导致了文人音乐的衰落。文人音乐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与统治者所实施的音乐文化制度和统治者的支持、重视程度息息相关，文人音乐的发展一方面是音乐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统治者宣传弘扬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只有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 人们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在音乐学习和文化学习之上，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代表或者几句人群大都出现在上层人士、士大夫和达官贵人之处。文人音乐的形成是文学知识和音乐知识融合的表现形式，在需要一定的先天性的诗词歌赋的天分以外，更多的需要的是后天的学习和积累。所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文人音乐发展的条件之一。
(五)文人地位的居高性
文人即“士”，在中国古代，“士”的地位尤为重要，且是中国古代四大阶层之首。“士”在古代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代表人物。他被统治者所重视，并赋予崇高的地位。其与统治者的紧密性也决定了其地位的稳定性和重要性。由于，“士”在中国古代中占有重要的政治位置，所以，文人所享有的资源具有广阔性，其接触的事物具有先进性和时尚性，其所表达传播的思想和实施的行为也具有引导性和价值性。“士”最早的接触音乐，并能够及时的学习和吸收音乐知识，“士”在闲暇之余作诗写赋填词，将音乐和诗词赋融为一体，其创造结果的文学性、音乐性和娱乐性将文人音乐推向高潮，“士” 的推崇提高了文人音乐的地位，促使着文人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六)文人音乐是精神寄托的载体
“士”者有得志者亦有失志者，得志者通过文人音乐写出其得志的高傲，唱出得志的豪气;失志者通过文人音乐写出自己壮志未酬的由于，表达出报国无门的哀愁，唱出希望得到国家的重用或对生活种种不满或寄希望于未来的哀求。文人音乐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更是一种文人精神寄托的载体。
(七)社会风尚的潮流趋势
统治者的支持和重视，士大夫、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不断创作和推崇，促使着文人音乐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文人音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学识的象征和一种情操的具体体现，使得文人音乐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文人音乐的发展成为社会风尚的潮流趋势。
二、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发展的主观原因
(一)文人崇高的文化素质修养
“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为金榜题名时，古人苦读诗书，所学内容涉及面广，知识点全，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种传统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使得文人具备了全面的知识素养，使得古代文人能够创造出表达其情感的富有哲理性的有价值的诗词赋。古代文艺皆以作诗写赋填词为乐;以诗会友，以其才智广交诗友，谈笑人生。其完备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为文人音乐创作提供了经典的内容，成为文人音乐创作的灵魂。
(二)文人基本的音乐素养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都相当重视音乐的教育和培养，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琴、棋、书、画是衡量一个人学识的重要指标，而琴者位居四者之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音乐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音乐作为娱乐性较强的知识，它可以陶冶世人的情操，缓解世人的压力，更是在中国古代排忧解闷的最佳选择方式。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寄情于山水，少不了弹琴奏乐以增加柔情氛围，渲染当时的意境。中国古代文人纵情于乐，钟情于乐，学习探索音乐成为必然。处境而作，抚琴而歌，人生之大快。在这样的生活追求、生活向往和社会环境中，中国古代文人要具备丰富的音律知识，拥有良好的音乐素养是必要的。
(三)文人对极致音乐的追求
古有成语“高山流水”一词，即比喻知己和知音的同时也比喻了音乐的美妙、柔美;古人也这样描写过音乐：“大弦嘈嘈如急雨，弦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可谓描写音乐的经典之作，写出了音乐的复杂多变的同时也刻画出了此音乐的似“急雨”的沉重舒畅，似“私语”的细促轻幽，是“珠落盘中”的圆润悦耳……诗歌的发展由最先的随性而述到后来的有感而作， 从口头表达走向书面创作在走向最后的唐诗宋词元曲，都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精湛的音乐灵感和中国古人对音乐的喜爱。他们对音乐无微不至、生动的刻画表现了他们对音乐品质的要求和对音乐美感的追求。中国古代文人对音乐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促使中国古代文人创作出经典的文人音乐。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反映着中国古人超越精神的审美意识和中国古人审美追求的含蓄。其恬静平和的审美情趣也创造出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人音乐， 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处处的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的和谐、求静、求善、求稳的保守性的民族文化，也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音乐蕴含了这种具有民族性格的特色才促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音乐的发展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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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教师为主，教材为主要知识载体，学生为被动教学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弊端反思的基础上，在针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的诸种措施中，提倡研究型教学是其中重要的改革维度，此种教学模式在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中颇有成效。研究型教学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研究和问题解决为主要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研究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研究型教学受到重视并得到推广，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有诸多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完善的措施。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型教学;教学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多采用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基础主干课，辅以专题选修课或经典导读课的格局。专题选修课和经典导读课受限于师资力量及授课教师的研究专长，各高校开课情况参差不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则以专业基础课的地位，成为各高校必开课程。因此，本文所论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展开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自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便形成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主要知识载体，以学生为教学对象的教学模式。此种教学模式便于教师汰粗取精、系统深入地为学生传授知识，帮助学生形成对浩瀚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框架性认识和一定文学规律的掌握。但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种种弊端而久为诟病。其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能力培养。坚持以此种教学模式为主要授课方式的教师普遍认为，教师讲授是在有限宝贵的课堂时间系统深入传授知识的最佳途径，如果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不能高效深入地将知识传达给学生，便是对教学时间的浪费和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就其背后的观念而言，其本秉承的是教学即知识传递，教师相对学生具有知识、能力的优越性，对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缺乏自信。正是因为对教师传授知识的过分重视，从而挤压了对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的时空与机会;其次，教师是此种教学模式的主体，故此教学模式的普遍形态是教师一言堂、满堂灌，学生学习完全处于被动和被忽略状态，学习兴趣难以充分调动，以致学生“上课抄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答笔记，考后全忘记”。学生被动、机械性地参与学习与学习效果考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残酷扼杀，严重影响知识获取累积扩增的效果，不仅违背了此模式的教育初衷，而且是对学校教育根本目的的背离;再次，此教学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创新性。由于此模式关注的是教师如何教，而非学生如何学，即其重心是教学而非学习，学生成了教师课堂个人表演的观众，学生实际遭遇了此教学模式下貌似地位重要实际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在边缘化的处境中，学生无法获得自主持续学习的方法和学习能力的锻炼，在刻板的教学与学习考察中，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受到打压，并最终成为毫无创造力的现代教育成品;最后，此教学模式已脱离时代，难以适应时代新趋势。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慕课、公开课等网络课程学习的平台，使知识以密集爆发态势呈现，知识获取相对容易便捷，知识更新也在以几何级速度增长。仅以固有知识传递累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使学生进入社会后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时代，从而无法获得在社会立足的依撑。
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模式改革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已渐渐为人们所意识到，并由此从多方面尝试教学改革。首先，转变教育理念，变教师如何教为学生如何学，如何具备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其次，增加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再次，充分信任学生，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其对学习过程的参与度。总之，在新教学模式中，学生成为主体，成为中心，教师“不是单一的知识灌输者，而是知识方法的指导者;不是单调的结论的宣布者，而是制造问题引发怀疑的启示者;不是雄辩于讲台的演说者，而是退隐于幕后的设计者;不是占据教学活动的中心，以权威话语施之于学生的征服者，而是放弃话语霸权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参与者。”［1］在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尝试了如讨论法、案例法、启发式教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诸多方法、理论，这些方法理论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在教学改革大潮中，研究型教学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创建新教学模式的崭新窗口。
三、研究型教学溯源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中的反思
研究型教学是源自欧美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思想家洪堡便提出大学教学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1916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立了“问题教学法”。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提倡“发现法”。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对大学教育质量问题，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予以应对，大力提倡研究型教学。1983年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明确要求学生采用研究与问题探讨的方法进行学习，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1998年，博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指出“研究型大学应对其课程和主流教学形式进行重大反思，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2］由此，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正式进入向研究型教学转变的改革。当今美国高校83%的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课堂教学，但研究型教学方法却是大多数美国教师必然渗透在教学中的因素。“研究型课程己成为欧美许多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所采用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研究为本的教学，要求每门课程都有需要学生亲自去探索的问题领域，每个教学环节都有需要学生去研究和探索的机会。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要求学生提交科研论文或科研计划的课程非常多，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课程计划中就有5门特别研究课程，学生需要通过参与科研实践，才能获得本科毕业总学分1/6的学分。”［3］斯坦福大学则开设了近200门研讨课供本科生选修。伯克利大学有“新生讨论课项目”，杜克大学则要求学生大一新生必须参与研讨课程。目前，研究型教学已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推广。2000年左右，国内开始关注到研究型教学，并将之视为对抗传统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大学教育弊端的有力武器。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高校率先进行以研究型教学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其中清华开设了200多门研究型课程，并改革了学业考核方式，采用了课题论文、口试答辩等新途径。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研究型教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得到广泛推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淡化知识传播的权威者姿态，以平等合作的态度跟学生展开学习探究;教师有意识地在教材基础知识之外，增加学术前沿信息的介绍;注重加强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发现学术问题，收集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并在研究方法上给予学生积极指导;在学业考察上，逐渐改变一卷定终生为注重学习过程、创新能力的考察。种种举措不一而足，极大改变传统古代文学教学的刻板、沉闷、无生机的局面。但同时，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正处在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理论认识不足。研究型教学该如何进行界定，是“研究领先的教学”“研究取向的教学”“研究为本的教学”“研究支持的教学”［4］，还是四种类型兼具的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的本质特征、类型等问题需进一步明确。以及研究型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启发式教学、讨论法等有何本质区别等，都需要建立在人们对研究型教学有更深认识的基础上。其次，研究型教学实践的体系性尚待完善。目前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大多是基于教师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理解的基础上，个体性的自发的教学行为尝试，缺乏系统的组织与引导。同时，由于教师个体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理解的差异，研究型教学实践参差不齐。故而，目前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实践呈现为散点式、强弱不一的局面，基本上是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的小打小闹。这一方面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教学模式的根基，另一方面对研究型教学实践而言太过零星不成体系，削弱了教学改革的力度。再次，研究型教学的学科适应性需继续加强。人们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教育理论本身，如何将此种教育思想切实应用到具体学科教学中，探讨二者结合的最佳形态的努力还需大大加强。中国古代文学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下该如何进行，是取消现有课程模式，另起炉灶，还是在维持现状的同时进行改革，都是需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最后，研究型教学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研究型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已在欧美教育界效果卓著，并为国内大学教育领域普遍认可，以致成为国家的教育导向。但反观国内大学教育领域，相应于研究型教学的政策及配套扶持激励政策远远不够完善，成为制约研究型教学改革的一大因素。
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完善策略
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和未来指向，研究型教学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从学校乃至国家层面，对研究型教学展开全面而灵活的政策扶持。具体应涉及教学、职称、考核评价政策等多方面。研究型教学改革的获益者是学生，但教学改革的主体却是教师。研究型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对教师的时间、精力、教学科研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实现现有高校师资向研究型教学师资队伍的转变，必须要有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方可实现。其次，进行课程结构调整。取消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主干课的地位，削减其课时量。大量增加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导读课和研讨课的权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框架式教学僵化学生思维，浅化文学历史存在，背离文学的人文精神，其弊端久为诟病。如何正确解读文学现象，培养共情能力，探索文学规律，合理转化传统文学资源应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而这些都要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细致、认真感知、理解、探究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讨课、导读课可以充分承担这样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课和研讨课对于活跃学生思维，增强其解决问题以及知识创新的能力同样具有显著效果。再次，以探索创新为根本教育理念，针对学生知识状况及课程性质采取不同形式的研究型教学。大致可分为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引导型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类教学两大类，旨在培养学生从知识消费者成长为知识创造者。前者可以是专门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专题课，也可以将二者以案例形式强力渗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用以配合教师讲授法展开。后者可以是课堂教学中进行的研究实践教学，也可以是课堂之外以兴趣小组、项目研究等形式而存在的研究实践教学。两者形式的灵活性均迥异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固化的教学样态，这在为教学增加活力的同时，学生也因得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灵活而多元的研究型教学而获得能力与思维品质的极大提高。
参考文献:
［1］杨清之,范潘,胡小城,等．“古代文学教学笔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2］刘宝存．“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进展、问题、走向”,外国教育研究,2004(6)．
［3］高永军、施宙、赵洪挺．“略谈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提出与实践”,科教导刊,2010(9)．
［4］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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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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