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时间:2022-10-08 11:49:45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通用9篇)

  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西文学比较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通用9篇)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1

  在世界文学使上,“悲剧”这一概念是发源于希腊的,一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它通过高度强化的审美形式,表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唤起一种使人惊心动魄地深度美感。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西方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越的悲剧作品,而在中国,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忠教节义的伦理观和温柔敦厚的美学观的制约,悲剧文学发展缓慢而且不充分。因此中西方在悲剧文学中所折射出来的悲剧精神、民族意识和审美上都存在有一定的差异。

  一 、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

  悲剧精神是指人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抗争与超越精神,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本质因素之一。而悲剧精神的精髓在于主体悲剧精神的张扬。

  在人类的悲剧精神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露出超常性与崇高性。悲剧精神投射于中西悲剧中,闪耀出截然不同的光彩和色泽。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形成自身的局限。如在希腊神话中,人物都是以个人为本体,放纵自我,尽情追求个人欲望,阿喀琉斯宁愿驰骋疆场,也不愿在享乐安逸中庸庸禄碌。他把个人荣誉置于生命之上,冲冠一怒退出战场,只因阿伽门农横刀夺爱。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在悲剧中,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狂热地追求個人幸福,残忍地扼杀了无辜孩子的生命,以惩罚始乱终弃的伊阿宋。

  比较而言,中华民族也涌现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令人荡气回肠的神话传说,如鲧盗息壤、禹治洪水、精卫填海等,无不表现着华夏民族强烈的生存欲望,同自然暴力、邪恶神魔搏击的顽强抗争精神,以及对死亡的超越意识,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地使中国悲剧的主人公缺少西方那种敢于撞个鱼死网破的抗争行为,往往只满足于精神上的坚强与宽容,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缺乏反抗能力的女子。面临着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她不是积极地抗争,而是一味的忍耐,把痛苦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再如统率三军、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岳飞 ,在秦桧十二道金牌面前却一筹莫展。尽管他早有先见之明,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而是拱手交出兵权,含冤死去。在《精忠旗》、《梁祝》、《桃花扇》、《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角都属此类。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西方悲剧的精神中,西方悲剧人物饱含着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而产生的生命激情,而中国悲剧人物则表现出较弱的个体自主意识,这与西方悲剧人物的反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进取态度形成对比,它是以一种弱者的不幸拨动着世人善感的心弦,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悲悯感。

  二、中西方的民族意识不同

  民族意识又称为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它是指某一民族在自身形成与发展中,在争取生存的实践中所逐渐凝聚的普遍性观念。通俗地说民族意识是民族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审视外界的自觉而习惯的观念。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特点是民族人生观、自然观、社会观、伦理道德观、宗教观、哲学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意识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系统性表现出来。悲剧观念是民族对待人生苦难、生命毁灭的基本态度和处事准则,是民族意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族悲剧观念可以窥见民族意识的特殊性,反之,可证明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的悲剧观念,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的悲剧形态。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发轫于古希腊文化。从地理条件看,希腊人偎海傍水,是典型的海洋型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分散的、个体化的海上作业特点使得他们遇事全得靠自己,这种状况带给人们的自然便是极强的独立性和个性。

  相比之下,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一开始就极其险恶。凶禽猛兽、遍地洪水,漫天烈日、天崩地裂。处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只有克制自我,将自己融汇于群体之中,众志成城,才有希望征服环境,求得生存。久而久之,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群体观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归属大陆型民族,统一合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促成了人们统一、求同、依赖、顺应的心态,限制了个体意识的张扬和进取。而儒道佛三足鼎立,相互融合,引领中国文化数千年,对中国悲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西方文化一贯注重理性、科学、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感性是认识的起点,但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必须要借助于人的理性。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尔高擎“我思故我在”的旗帜,明确指出来自理性、心灵的知识是可靠的、真实的,尽管这理性观念来源于上帝。此后,康德、黑烙尔不仅视理性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更将它看作是人构建知识体系、构建世界的基本力量。

  三、中西方悲剧的审美差异

  在戏剧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塑造上,西方古典戏剧突出主人公精神的昂扬和壮伟,中国戏剧则追求具体而现实的圆满结果。因此,在西方古典悲剧中比较欣赏主人公那抗争到底、鱼死网破而在所不惜的精神,而中国古典悲剧则表现出主人公不忍惨烈到底,总期盼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善有善报。中国悲剧主人公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是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以“和”为美的美学追求分不开的。

  在戏剧冲突方面,中国古典悲剧不管冲突的过程是多么的悲惨,到最后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而在西方却比较重视冲突过程的惊心动魄,主人公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宁愿选择“玉碎”也不会选择“瓦全”,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也毫不犹豫地奋勇直前,最后往往是以惨烈的牺牲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中国悲剧强调冲突的曲折、生动,讲究情节起承转合的巧妙安排,所以可以称之为“情节悲剧”;而西方悲剧冲突往往强调的是人物性格之间的强烈对抗,所以可以称之为“性格悲剧”。

  中西方古典悲剧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审美差异,跟中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民族欣赏心理等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西方悲剧文学上的差异是由许多因素所以决定的,但无论存在怎样的不同,它们所表现出悲剧的本质极其作用都是一样的。同时,中西方悲剧的差异也放映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西方悲剧在各自划出两道绚丽多姿的美丽弧线时,也闪烁出其耀眼光芒。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2

  [论文摘要]浪漫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各国人们在表达心中对于未来美好理想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本文试从比较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入手,分别从社会理想,生活理想,人物理想三个方面阐述了中西方浪漫主义的不同以及其原因。

  [论文关键词]浪漫主义 社会理想 生活理想 人物理想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主要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源头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要比西方早几百年,有很多理论体系并不完善,但其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抒发个人主观情感、展望未来美好理想。中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

  一、社会理想——脱离人间的桃花源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中国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存在。屈原在《离骚》中,展现了其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则是为人们塑造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耕自食,不问政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唐代诗人李白,更是在《梦留天姥吟留别》里,借梦境表达出自己所向往的仙人之境,一个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蓝图——特莱美修道院,反映了当时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美好、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在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用生命建造的海滨乐园则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的蓝图。

  可以说,中国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脱离人间的桃花源,并没有具体展现;而西方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乌托邦,虽然是描绘的未来世界,但是却是描绘具体,蓝图清晰。这是由于当时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社会长期停滞,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因此古典浪漫主义作家很难具体描绘未来乌托邦社会,只能采用托古改制、游历仙境等间接方式展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西方由于有很多先进的社会思想作指导,因此他们有可能具体展现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使读者读后能受到莫大的鼓舞。

  二、生活理想——超自然的曲折幻想和坦率自信的直接追求

  西方作家所描述的生活理想多是关于个人主体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多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在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大量是以歌颂生活、爱情为主题的。到了十九世纪,这种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生活理想逐渐升华成一种反封建、争取自由的事业理想。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塑造的革命夫妻莱昂和茜丝娜就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

  中国作家对于生活理想的描述,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将笔触放到了追求功名利禄、叙述人伦上。这并不是说中国文人的生活理想中没有爱情,《牡丹亭》和《孔雀东南飞》中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但在这些爱情故事当中也会掺杂一些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像《西厢记》中,莺莺的母亲不同意女儿和张生在一起,直到张生考取了状元才默许这段婚事。

  因此对于生活理想中的爱情,中国不如西方影响深远。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爱情婚姻历来是由父母、媒人包办,青年男女受到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压制,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歌颂自由爱情的作品较少。

  除了生活理想的内容、题材不同之外,中西方作家对于这种理想的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时多是曲折含蓄,往往采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采用打破生死界限的浪漫主义手法,使生前不能在一起的男女情侣,死后能够得到幸福,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的作品在结尾处加入一段幻想,来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鬼神的力量帮助弱者达到伸冤雪恨的目的,从而实现人们心中的生活理想,像关汉卿的《窦娥冤》。

  而西方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更加直接了当。往往是一种主人公坦率自信的去争取自由幸福的个人生活理想。

  中西方作家之所以表现方式不同,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分不开。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对人们的压制,束缚了人们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所以人们只得采取那些曲折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生活理想。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逐渐没落,资本主义发展,作家对于战胜封建势力、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用直截了当、大胆热情的笔触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人物理想——性格单一的超人和个性化的普通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1.积极向上的叛逆英雄

  他们积极向上,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心与力量。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摆脱现有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目标,敢于与魔鬼缔约,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还是显示出其英勇的胆识。这也表现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有胆有谋的可贵品质。还有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建立没有纷争和压迫的大同世界,敢于与封建暴君斗争,这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

  2.拜伦式英雄

  他们敢于反抗现实,但是又摆脱不了身上固有的恶习,不愿与人民群众为伍,由于脱离群众,而陷入到忧郁和孤独的状态之中。最典型的是拜伦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这种英雄人物身上所带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熟的时代的叛逆者身上所特有的性格。

  3.“世纪儿”

  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理想但是却对未来缺乏信心,因此终日无所事事。像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塑造的沃达夫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丧失了一切的贵族青年。表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那种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阴暗的心理和郁郁寡欢的情怀。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作品中对于理想人物的塑造,虽不如西方类型清晰,但是却也有较为鲜明的代表。以下举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1)屈原在《楚辞》中化身的灵均

  屈原在《楚辞》中通过灵均即“我”,表达了很多高尚的品格,例如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2)孙悟空

  孙悟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人物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它是一个敢于反抗专制暴政的叛逆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之前。取经之前,孙悟空偷吃蟠桃、大闹天空,将一个叛逆者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对暴君的不满和反抗。其次,它是一个智慧无穷、降妖除魔的英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途中。救王妃、公主,帮百姓、僧人……这些英勇行为都深深的印刻在我们脑海里,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广大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智慧、侠义、勇敢并存的英雄。

  中西方作家虽都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人物理想,但是他们笔下所塑造出的英雄人物,却并不相同。

  西方绝大多数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代表。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是理想人物,但是并没有超凡入胜,他们拥有一般人的缺点和优点。所以说,西方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大多是个性化的普通人。

  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和西方相比,性格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受到各个时代人民普遍推崇和敬仰的时代英雄。他们的主导性格鲜明突出,但是却缺乏各自的个性。所以说,中国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多是个性单一的超人。

  虽然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和西方成熟的浪漫主义体系相比,显得并不完善,但是其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还是奠定了基础。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自身对当时时代社会的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有民族特色的理想天堂!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3

  摘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再现 表现 分离 交融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参考文献:

  [1]张容.当代法国文学史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4

  文学的要义就是对人的描述,而如何描述,则是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作家或不同种类的文学显示出的特点。西方文学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亘古不变的—人道主义的主题,它显示着西方人独特的个性,也显示了西方文学“以人为本”的厚重本色。所谓“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把人看作是宇宙间最高的价值。而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在新时期下,分析不同阶段西方文学关于人的观念,对贯彻我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创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展开了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从而改变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

  19世纪自然主义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强烈影响,其代表作家左拉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形成了对人与世界的新认识,传统理性主义的“人”在他头脑中一大半被“生物的人”所取代。这种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大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和后来弗洛伊德及荣格的心理学说是相关的。

  著名的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描写的布鲁姆史蒂芬等都是这类典型生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受人歧视尽管他们努力寻求自己的归宿但终究像水上的浮萍缺少归宿感总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深刻揭示了人的异化主题。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5

  一、21世纪西方文学的走向

  回顾历史,20世纪的西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20世纪的西方文学经历了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演变的过程;其次,20世纪西方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具有着其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从历史定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具有更高的地位。它与反映传统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而言,更能形象地折射出西方20世纪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针对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的纵向发展走向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可以看出21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走向,势必会在多元化的混乱格局中逐步走向融合。

  二、21世纪西方文学的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并没有终止,小说家、诗人与剧作家依然在努力地创作,但是他们的创作倾向却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变化之后所呈现的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走向多元性

  20世纪的9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以“西方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为首的绝对主义已经失去统领地位。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家都开始关注与思考如何构建新的国际文化平台。在文化中心失去以后,全球人类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世界文化所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人们所关注的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20世纪西方文化的多元性倾向引发了西方文学呈现出多元性。西方文学这种多元性的体现主要是融汇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中。严格地说,多元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与思想观念,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写作的倾向与创作观念。而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当今社会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在单纯的运用一种方法进行纯粹的文学创作。因为在多种文化观念是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的。比如说,绝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观念,而现代主义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时,也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后现代主义色彩。同样的道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创作方法与观念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构成了西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走向。

  (二)回归现实主义

  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现代主义向着后现代主义发展道路,但随后变逐渐出现分化与演变,甚至是沉寂。对于后现代实验文学的号召力与震撼力已经彻底丧失,而一些“元小说”、“新小说”、以及“反小说”却在上个世纪更多地存留在了文学史中,并且深深地印在了跨世纪的作家与读者的脑海之中。因此,作家们开始注重回归现实主义,即使这种现实主义一改昔日面目。而且作家们也开始注重尊重历史与面向现实,深入揭露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社会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精神扭曲以及政治权利对人造成的一系列迫害。当今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实用主义思潮相行不悖,这些思潮充分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他们对知识进行商品化,从而文学也变的越来越具有功利性和实用化。在此背景之下,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虚构文学、纪实文学更受人们亲睐,而小说甚至成为拍摄电影的基本素材。对于20世纪法国现代派文学曾盛极一时,但最终却走向衰落,而现实主义文学却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依然具有新活力。因此,人们在新的世纪可以对它进行展望和期待,有可能它会发展的更加丰富多彩。

  (三)图像转向

  从古至今,从文化传播媒介进行考察分析,文化发展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口头文化、印刷文化以及电子文化。从这些文化媒介发生的变化可以确定,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随着科技与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变化的。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媒介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进入了读图阶段,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由图像、复制、拷贝、脸谱、模仿以及视觉类像所控制的文化传播当中。当前,人们对普通文化所持态度是观看而并非阅读。之所以产生此种状况,是因为,人们脑海当中以具备了图像转向。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发展,人们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比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动漫文学等,人类生活的社会被摄影、广告、电影图像化。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无法满足传统以文字为主的阅读方式。大多读者选择采取运用图像电子媒介的形式享受阅读的过程。

  (四)重返道德关怀

  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大潮之后,以前人们所具有的信仰、理性、理想以及科学观念都已变得岌岌可危。此时,人们感觉漫无目的,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但是,世界的发展并非像后现代主义所描述的一样,奉行一种“随意发展”的策略,少数人按照这种随意发展之后,发现什么都变得“不随意”。人类在探寻理想与信仰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是道德与规范的原则,这项原则如果体现在文学之中,即是重新返回道德关怀。比如说,法国在1968年以后所创作的人文主义小说,都是关心人的存在,关心人具有的价值,探寻人的永恒性。这种创作的观念,在迈向21世纪后得到更大发展,显得更加突出。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6

  摘要:文学批评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的风格,后又关注文学作品的结构、阐释系统乃至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社会问题。文学理论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对物质世界的模仿、诗人通过文学的表现等核心文学问题的认知流变让文学批评的焦点不断转换,但仍需持续探索意义阐释问题。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语言;阐释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目的与方法的哲学探讨,着眼于普遍的、抽象的文学整体存在。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的具体存在的解读、评价与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应有区分,但对文学的批评受文学理论的影响极为深刻。每一次理论发展与变化都会改变文学批评的认知模式,让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同的侧重。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认知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西方诗学的认识论起源自古希腊,探索的是语言哲学问题。思想是语言的制造者。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阐释的第一原则就是,口头形式是思想印象的象征,书面形式是口头形式的象征,各地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在发音和书写上或许各地不同,但思想印象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因为思想印象象征的事物是相同的。

  这一描述假定了事物本体、现象(思想印象)、演说、写作四个层级,也假定了每个观察者意识中的事物现象是相同的,事物是先于认知的。四层级中的演说和写作均直指语言的诗学本质:语言即呈现。与语言对思想的呈现相关的问题有:语言对数据的编码和认知,语言以声音或文字存在的外化形态,语言对物质世界现象的模仿。将语言的外在形态,文学作品,视为模仿与呈现对文学批评有着深远的意义。当语言被用于写作诗歌、戏剧或小说,情节被虚构而出,人物性格被塑造生成,语言的代表性和模仿性功能被施行和强化。文学的风格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基于模仿的。作为媒介的语言本身是没有风格的,模仿的呈现外形、思维的走向和节奏等因素产生了风格。十八世纪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兴起,诗学多用客观主义方法,却也不能抗拒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康德和黑格尔发展出一门新的形而上学,主张对事物的想象根据主观观察者的认知呈现,让主观与客观得以相互渗透。西方诗学自十九世纪便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主义假设。浪漫主义诗学完全拒绝诗歌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这一认知,强调诗人的表现超越个人视野,是建立在心灵想象的创造性上的。诗歌和诗歌批评脱离了新古典类型理论的认知局限,得到了新的发展。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最重大著述之一是弗莱1957年的《批评的剖析》。这部著作提出了神话构造原型理论,但其导言中的畅谈的对文学批评的整体认识似乎更具影响力。弗莱的学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欲将文学批评的范围、理论、原则和技巧都纳入一个宏大的框架中。彼时众多批评家都放下了文本决定意义的信仰。后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家假定每个读者都有解释权威的地位。文化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则关注社会现象,如性别,种族,等级,权利在文学中的展现。弗莱认为单一问题的单方面理论不过是用一种批评态度取代批评。

  适当的文学批评框架只能来自对文学领域的归纳调查。弗莱追求的是连贯的综合文学批评,可以解释文学作品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认知和文化框架内为读者对文本的解释提供空间。如此解释意义的理论必须重新证实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读者自发地将文学文本视为美学的,而非功利或意识形态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读者认为文学作品呈现的是优于历史的“真实”,诗人展现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宇宙。理论必须重新解释作者和表现才能更好地解释文学。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文学批评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话语。这一认知让文学批评前所未有地重视文学作品文字结构的风格特征。俄国形式主义反对后浪漫文学的模糊,反对心理主义,提倡回归字词、文学手法和与外部特征相对应的结构关系,让文学性成为语言艺术的界定特性。在美国新批评中,文学和修辞分析是紧密相连的。新批评文本细读总是将修辞纳入其中。肯尼斯博克将文学视为清晰明白的修辞,一种人类情感和行动的模型体系。

  新的文学运动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主张消解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将文学定义为对更大范围话语的概要描述,将话语当作系统研究,并努力发现话语不仅适用于文学,还适用于方方面面的过程。文本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概念被不断地延伸覆盖一切事物。源自捷克的结构主义对法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类学产生了影响,后又影响了美国的文学批评。结构主义发展了对语言学样式的认知,探索了文学在特定文化人群中成为可能的潜在语法规则和习俗。雅各布森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早期研究中将两种传统修辞手段转喻和暗喻认作两种基本的认知模式。法国结构主义学家罗兰巴特、热拉尔热奈特和茨维坦托多洛夫明确指出诗学的焦点已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转向使之成为可能的系统。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认为,结构主义诗学想要的并不是对《白鲸》的另一种解释,而是对文学机制如何发生功用的理解。巴特认为文学研究的目标不在发现意义,而在于了解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使用了怎样的方式后意义成为了可能。这工作自然通向符号学理论,意义成为了关系体系而非一套实体。结构主义表明意义不受文学作品自身控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解构主义的倡导人雅克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声称意义会被无限延迟,永远不能被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十年目睹了文学批评对性别、种族、文化、权利、意识形态和历史等诸多文学之外问题的关注。当文学的字词研究转成文化和历史研究时,意义阐释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文学批评家应该再次忆起李维斯的话:文学是认识事物的方式,与其他认识事物的方式不同,不应被包括在任何方法论中。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管,2010.

  [2]弗莱,诺斯洛普.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3]别利亚耶夫,诺维科夫,托尔斯特赫.美学辞典.汤侠生译[Z].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4]韦勒克,勒内,沃伦,奥斯汀.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卡勒,乔纳森.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7

  艺术是民族审美方式的体现,悲剧作品是民族悲剧精神的体现。由于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地理环境、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作品形成了不同的特殊品格,以至于一些人产生了中国没有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的看法。其实,从中国悲剧内部联系和深层结构进一步深入探索,就会发现中国悲剧具有较为完备的美学系统,有鲜明的美学特征。通过与西方悲剧理论相比较,从悲剧精神、悲剧冲突与悲剧结局三方面揭示中西悲剧的异同,阐释中西悲剧的美学特征。

  一、悲剧精神的差异

  悲剧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特种类和艺术的“最高”阶段,在每个民族的文化及文学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中的悲剧精神源自人们在为命运、理想和追求而奋斗时的受挫、失败或毁灭的审美反思,上升至精神层面即悲剧精神,它是悲剧的灵魂与生命,与民族的文化积淀及其形成和发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文化起源不同

  据王国维评述,中国的苦戏起源于“巫”“优”的大众娱乐,据“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这种起源与中国发展状况影响了中国悲剧的情感价值取向,使其在选材上大多取自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表现下层人民在生活中所受的欺凌或不幸遭遇,传达出一种哀怜、同情、怜悯的情感。如备受欺凌却无力还击的窦娥,历经磨难的赵五娘,死后化蝶的祝英台等。

  西方各民族的悲剧精神则是抽象于古希腊悲剧的一个美学范畴。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古希腊悲剧的形成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祭奠的宗教仪式。这决定了希腊式悲剧是西方最高贵的艺术形式。为了与所表达的崇高主题相呼应,西方悲剧总选择严肃、重大的政治题材,以王公贵族或显赫英雄为悲剧主人公。因此,无论是欧里庇德斯笔下的美狄亚公主,还是莎翁四大悲剧中的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他们或人神合一,或威名显赫,或王公贵族,都塑造了一个个盖世英雄的人物形象。

  (二)历史背景与文化浸染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讲求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心理,以“孝悌”为基本内容的本体追求。从根本上讲,以伦理和谐为核心道德的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伦和谐、亲睦为本体的伦理主义文化。因此,中国悲剧从人伦和谐出发,担负着惩恶扬善的伦理责任。纵观各种悲剧作品,皆以伦理批判为基础,以描写弱小个体的遭遇为主要内容,全面诉说了社会生活中的父母之哀、夫妻之怨、家国之仇,将中国悲剧精神中扬善抑恶的伦理批判本质呈现得淋漓尽致,其间暗含着一种对命运的顺从和圆满结局的期盼。

  西方古希腊祭祀传统促使古希腊人将一些他们不可理解的社会发展和个人遭遇归于命运的捉弄,这使西方悲剧创作中带着浓厚的命运观念。因此,西方悲剧也自觉担负起探索人类命运的审美使命。无论是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还是哈姆莱特,悲剧主人公坚持执着而崇高的追求,与残酷不公的命运、邪恶势力甚至自己懦弱的个性进行抗争,虽然最终抗拒不了命运,但其间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坚强的毅力,却使西方悲剧精神的抗争色彩光芒四射。

  二、悲剧冲突的差异

  (一)冲突的激烈程度

  中国悲剧冲突主人公往往显示出个体与社会力量抗争的无能为力,自觉性不强,事事处于被动,徒发嗟叹。如《琵琶记》中与蔡生的冲突对立有三:父母,牛丞相,皇帝。他凡事都做不了主--辞试不许便再考,辞官不允便就任,辞婚不允便再娶,每一步都是服从他人的指令。但实施后,又总深深陷入良心的自责和痛苦中,这些异己的力量、地位,或直接或间接地高于他,因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悲剧主人公的地位通常十分显赫与反面势力旗鼓相当,如《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与克劳迪斯地位相当,因而彼此间的矛盾斗争更加激烈,人物行动上也更加自觉。《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执着地去寻找杀父娶母的凶手以至自身遭难,更表现了主人公主动抗争现实与命运的震撼力量。

  (二)悲剧主人公的自我意识

  中国悲剧主人公本身虽然受儒家思想影响,但表现得并不十分冲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例如,《窦娥冤》中,各种思想在窦娥身上内化为指向一致的伦理文化,她的刑场“三誓”,为婆婆免受刑罚而甘愿牺牲自己都是有力的佐证。中国悲剧类型趋同,基本都具有压抑个人意识、讲究他律的理性牺牲意识。例如,窦娥为了贞洁,为了尽孝,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达成目标。这是因为,她接受传统伦理的教化,认同中国佛教的来世说、善恶报应等学说。虽说窦娥意识中存在“理性”,但由于这种“理性”是外在压力下产生的,不只是主观客体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主人公内心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因而悲剧冲突相对较弱。

  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生命个体丰富而复杂,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面对屈服与抗争的艰难抉择,以及主人公思想中不同文化异质的对立,使人物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冲突,如哈姆莱特的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哈姆雷特本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其生活在封建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带有基督教神学思想。这就使他在实现理想与抗争现实之间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处于矛盾、困惑、彷徨之中,造成行动延宕。因此,西方悲剧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冲突、自我心理的内在矛盾。

  三、悲剧情感结构与结局的差异

  (一)情感结构不同

  从悲剧的情节结构来讲,中国传统悲剧总是“苦尽甘来”,重视苦难。西方悲剧则是一悲到底,重视悲剧结果,所以常常浓缩过程以催化悲剧性结果。

  中国悲剧在情感结构上,大多呈现出一种苦乐相错、悲喜交融的曲线,一般是一场或一折作为一个点,一喜一悲,交替循环地递进。我国古代的艺术家、戏评家都把笑乐视为戏曲艺术的重要职能。汤显祖的戏剧与理论主张均体现出喜或苦乐二者不可偏废。如《牡丹亭》的前半部以悲剧冲突为主,间以插科打诨,后半部则转入喜剧冲突。总之,纵观中国悲剧,可以概括为“苦 - 乐 - 悲 - 喜”,呈现的是一个互动、互渗、互补对转的曲线之圆。

  西方悲剧的情感结构一般都强调“庄严风格”在剧中的统一。因此,戏一开场,就有浓重的悲剧气氛,并越来越悲,直至最后结束。如果在中间插入一些滑稽的喜剧片段就被认为破坏了这种悲剧气氛的统一性及悲剧效果。因此,排斥滑稽调笑、追求悲苦成分的、单一发展的“直线”情感结构,是西方古典悲剧的主要特征。

  (二)结局模式不同

  无论中国悲剧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主人公多么不幸,最终都有一个团圆结局,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模式。悲剧性大团圆可以使人喜从悲来,拍手称快。即使剧中主人公不幸殒命,也会本着大团圆的原则,以借尸还魂或借梦传音来实现未了的心愿,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象征性的大团圆,凸显出创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和怜悯,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悲剧则以主人公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来刺激观众,使其对作品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

  如《哈姆雷特》是几千年来西方艺术作品中以悲剧性人物的毁灭和正义事业被强大邪恶势力压制为结局的代表,创作者以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和横尸遍野的氛围,烘托主人公凄美、壮烈、崇高的死亡,营造出一种悲壮的美感,但换来的绝不是悲哀,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主人公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心理承受力。

  四、结语

  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是中西方悲剧的共同追求。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实现这个统一,西方悲剧则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恶完成这个统一。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还存在许多其他的不同之处。从悲剧人物自身来说,中国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不仅是由于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且是由于他们追求自身完美,受传统“善恶”观的影响深刻。西方悲剧人物同样追求自身完美,但悲剧人物本身是有罪的,通过自我毁灭、自我惩罚,以赎前愆。从悲剧冲突上来说,中国悲剧冲突主要发生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很少有悲剧人物自身的内在冲突,主人公对悲剧发生不承担什么责任,往往一概归咎于外在的邪恶势力,西方悲剧冲突尽管也表现在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但主要表现为悲剧人物自身的内在冲突,主人公往往在自我反省中主动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 . 莎士比亚全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关汉卿 . 汇校详注关汉卿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蓝凡着 . 中西戏剧比较论稿[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4]王国维 . 宋元戏曲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5]乔艳丽 . 中西悲剧精神差异的文化缘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7-38.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8

  【摘 要】基于跨文化的视角,简要地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了赏析,并提出西方文学作品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跨文化 西方文学 文化差异 鉴赏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会对同一个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所以不同国家的人在思维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正是由于生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跨文化现象才会产生。本文从跨文化视角下西方文学翻译的角度,简要地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通过赏析,总结出西方文学用汉语翻译时的几点注意事项。只有更准确地翻译西方文学,才能真正提高西方文学的鉴赏能力。

  一、跨文化和文学作品阅读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会对同一个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所以不同国家的人在思维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正是由于生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跨文化的现象才会产生。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在不用的历史背景下积淀起来的文化都有着自身独立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会使人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夹杂很多个人的感情,没有办法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常常使人们忽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文学作为人类抒发情感、陶冶情操与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它不仅展现着人类真实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利用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当中,文学作品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主要通过文化艺术形态加以展现,由于这一方式能够较为方便地让世界各族人民在跨文化领域展开交流。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流入我国,我国社会大众得对西方文学逐渐重视起来,在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也有了较大进展。众所周知,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科学、合适的翻译是非常关键的,有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曾经说过:“真正的学习语言就必须要多该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了如指掌。”由此可见,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就以我国来看,虽然我国学者对跨文化文学翻译引起了足够重视,但是在翻译质量上却亟待提升。要知道,翻译不仅仅是对异国语言文字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其语言艺术进行完美的解释、最大限度的还原不同民族的独特风情与文字美感。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表述恰当得体,正确传播文化、同时还要兼顾文字的艺术性、尊重观众的审美感受。

  二、跨文化阅读下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赏析

  很多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富含西方特有的文化内涵与人生哲理,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部著名的文学著作从跨文化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例如,美国著名文学作品《阿甘正传》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滋味的。”当我们读到这句话时往往会产生困惑,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将人生比喻为巧克力,而如果对西方文化稍加深入理解,便可以知道其中缘由。原来西方的巧克力大多为24块装,每一块巧克力的味道各不相同。但没有任何标识提示你每一块巧克力的味道,所以只有亲自品尝才能得之滋味。

  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描述了以为老人独自出海捕鱼的壮观场景,老人在抓捕大鱼的过程中精疲力竭且被迫同鲨鱼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鲨鱼叼走了老人所抓捕的大鱼,只剩下空空的鱼骨。这一故事是海明威先生根据以为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所改变的,故事简洁明了,主要表现的是老人敢于冒险、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文学作品当中塑造了一个恶劣环境下不可战争的桑迪亚哥的形象,这一伟大形象是西方文化中一直都较为推崇的民族精神――冒险精神。

  世界著名讽刺作家果戈理曾说过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有一个高尚的人贯穿始终,这个人就是“笑”。《钦差大臣》作为果戈理的代表讽刺喜剧,以社会冲突为剧情基础,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黑暗、腐朽和荒唐。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形象,他违背宙斯的意愿为人类盗取太阳神车上的火种,宙斯知道后震怒,决定用严酷的刑罚来惩罚他。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将普罗米休息这一神话故事作为创作背景,如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埃斯库罗斯对宙斯与普罗米修斯间的战斗展开了详尽的描写,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权、勇于争斗的英雄形象,这与当时的雅典社会背景息息相关――雅典平民追求自由的斗争。同样的,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一作品中将宙斯统治被推翻后的新世界作为描述重点,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罗马统治者对人民无限制的压迫激起了作者强烈的不满,所以雪莱想通过这部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环境的无限向往。

  除此之外,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杜兰在《The world has not dispersed lunch》(《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小故事,美国部分酒吧为招揽顾客为所有人免费提供午餐,但获得免费午餐则必须要购买他的啤酒。所以人们为了讽刺当时的酒吧老板写下了这句话。

  三、跨文化视角下西方文学作品的汉译策略

  跨文化文学作品翻译与传统的文学翻译有着较大区别,主要在于跨文化文学作品翻译需要从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西方语言进行二次创作,在翻译过程当中要充分尊重西方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习俗,而且还要尽力还原最佳的语言文字,才能够起到良好的翻译效果。比如在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威尼斯商人》中的Shylock时就不能够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人名去翻译,而是要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与背景进行翻译,如“卑鄙势力的小人”。

  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飞行员如果疯了,就可以允许回国,但前提是要自己写一份申请,申请必须在飞行员清醒的状态下才算数。”但需要注意的是,飞行员发疯后根本无法保持清醒,其本质就是相矛盾的。因此,在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当中都经常性地用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名词来比喻尴尬矛盾的境地,而如何对这一名词进行合理恰当的翻译则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富兰克林自传》中曾经出现过“Grinding wheel”一词,如果直译则是“砂轮”,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语境与社会背景,翻译为“上当”则更加恰当合理。其实这一次是有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富兰克林总统在孩提时期在农场上转动砂轮磨东西,有一个陌生男人夸赞富兰克林并让他帮忙磨斧头。小富兰克林非常高兴不能并帮那个男人将斧头磨好,结果那个男人在拿到磨好的斧头后一走了之,富兰克林发现自己上当了。

  综上所述,由于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上存在着巨大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在注重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更加精准地理解外国文化内涵,利用最为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了解外国文化、传播本土文化,从而在促进世界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时为本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篇9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鲜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颠覆性挑战着文学经典:在文学批评领域确立了性别范畴,在批评方法上实现了从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变,批评重心强调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在批评特征上完成了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嬗变。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理论建设,也预示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性别范畴;话语模式;范式;嬗变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繁荣是女权运动从政治领域萌发并向文化和文学领域不断深化而结出的硕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驱们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传统、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挑战以父权中心偏见为根基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Fhallogicentrism)。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嬗变后,女性解放运动实践升华至女性研究理论,再反过来指导女性运动实践,逐步实现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共生、共栖,迅速完成了科学化和体制化进程。作为文学批评研究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理念系统,并由此形成独特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等的文学批评范式,其转向和嬗变揭示着哲学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变迁过程,蕴含着基本价值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认知取向和实践态度。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在历经质疑与挑战、创新与突破后,实现了在文学批评中确立性别范畴、在方法论上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研究重心从强调文本到关注读者的转型,以及研究逻辑从同一性向差异性的变迁,彰显出女性主义在批评理论上的进取心和生产力,论证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强调普适性价值、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现代范式嬗变到更倾向差异性价值观、挖掘文学政治性的后现代范式的趋势。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性别范畴的确立

  种族、性别、阶级,一直都是西方文学理论重点强调的三大重要差异范畴。作为最具历史溯源的差异事实,性别研究的历史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但长久以来人们对性别差异的意识通常是片面的、印象的、经验式的,并在生物本质主义的掩映下忽略了理论思考维度。女性主义的文化宗旨就是对传统的性别意识进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诀,在重新认识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祛除父法魔力和权力之争的性别意识。[1]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态势不仅对父权制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还在突破理论话语层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将性别范畴提升到理论高度,改变了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界的边缘地位,并使之进入到理论话语核心,成为当代西方理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和批评界中引入并确立性别范畴是一项兼具颠覆性与建构性的双重任务。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作为业界翘楚,将被尘封和遗忘的女性作家重新引入人们的视线。她在奠定自己“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地位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Literature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to Lessing,1977)中首次提出“女作家批评”(gynocriticism)[2]这一重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学说,不仅梳理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还创建了分析女性文学的批评框架。肖瓦尔特对奥斯汀、勃朗特、艾略特和沃尔夫等的作品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对文本疏离性进行研究,对他者和边缘视角给予关注。肖瓦尔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填平这些文学里程碑之间的空隙和断裂,让人们懂得女性是如何在经受偏见、遭受压抑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并以此了解女性文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由。第一个系统地将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并认定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属性”[3]的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中对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及D.H.劳伦斯等带来性解放的男性理论家和作家进行抨击,通过深刻剖析文学大师的性描写来揭示性问题的政治内涵,暴露出充满臆断的文学作品中的本质内容:性是权力话语的一维,彰显着父权制社会的强势支配观念。这也与后来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中“真理由控制话语的人掌握”[4]不谋而合。米利特不仅抨击社会上一贯把顺从、被动视为女性与生俱来特征的观点,更率先引入女性阅读的视角,号召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和思考男女角色的文本形象,激发女性从被动温顺型读者到主动批判型读者的意识转变,对传统的文学标准进行质疑,建立更多元化的全新文学史格局。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树和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的繁盛使得性别范畴终于凸显于文学领域,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此后无论是支持抑或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进行质疑,都已无法撼动性别意识在文学批评领域分野中占据一壁江山的事实。性别作为不同文化、不同文本、不同人群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可以为文学、文化跨界体验提供媒介,使得散乱于不同时空、不同种族的各种思潮得以穿越彼此的疆土,在同一种规则下整合流变。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性别范畴进入文学批评理论后,拓展出更加广泛的学术空间:文学标准的探讨、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的比较研究、读者的性别角色、文体的确认与发展、文学史的编纂与出版等。性别范畴的确立不但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文化归宿,也在方法论上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性别范畴最初产生于女性主义土壤,但在不断发展与理论衍化中升高到批评方法和理论视域,在文学经验和文化生存中进行跨界阐释时开辟了更加广泛包容的空间。

  二、批评方法论: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变

  20世纪初,语言学全面征服了文学研究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拉康的符号学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注重考察语言的基本规则,侧重概括并分析各种抽象文本和文学语言规则系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得益于西方社会运动和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因此深受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三大批评方法的影响,历经理论建设和实践分析,将其扩展为文学与理论的渊源,从语言、意识、世界三个维度探讨性别范畴的历史与现状。曾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度忽视理论溯源和建构,因此一直沦落为边缘性话语,无法介入主流理论话语。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极有渊源的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将符号学理论加以整合,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并系统地在批评方法上驳斥了拉康的符号分析学。在个体认知过程中的符号阶段和象征阶段,拉康侧重的是语言习得和心理生成等形而上学普遍规律,而克里斯蒂娃驳斥了父法权威在象征、文化领域的精英主义论调,致力于分析男女主体性生成的不同,在意指实践过程强调本初原始驱动力的流动性和丰富性。克里斯蒂娃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优化还体现于在当时盛行的理论中打开了缺口,引入社会历史维度,关注社会与历史并不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独立因素,它们本身就是文本整体的一个组成因素,成功地在文本符号研究中引入历时因素。显然,克里斯蒂娃的意义产生理论注重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修正了主体在一切话语结构中的统治地位。[5]在对文本语言进行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方面,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秉承“女性是文化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并坚信写作可以颠覆叙述的既有传统:女性写作凭借身体与社会的和谐创造诗歌,破坏并重写她所洞察的社会实践[6]。西苏更关注思想范畴中对性的抑制与曲解,深信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直管控着叙述语言的结构并形成哲学思想的主流话语。她一方面抨击父权的主宰地位和对女性创造力的贬低,一方面提倡女性语言、女性写作,鼓励女性文本破除父权权威的固定思维模式。西苏试图展现另外一种女性秩序的景象,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述,批判拉康对女性的忽视,她相信女性身体的节奏和情感为推翻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的主宰提供了一种可能。[7]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对女性权力的呼吁和强调发展到对父权秩序的社会历史性批判,再进一步进化为改变理论话语模式,在抨击传统理论的同时深刻反省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各种文化之间漫步中完善自身的理论素养,在文学和理论之间纳入个体的生存经验及文化感悟,改变了理论话语过于阳春白雪而逐步脱离文学文本的趋势,探寻能够彼此沟通、理解的话语,从而改变了整个批评局面和理论生态。

  三、批评重心: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

  西方文论的发展在20世纪前半叶借助文本的权力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在意义生成中的互文性推向一个高峰,形成了阐释观念中的文本崇拜。到了20世纪下半期,读者批评理论开始盛行,读者作为批评理论的阐释主体一举崛起为意义生成中最受关注的环节。驱逐作者带来两种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现为文学意义和解释为一根源;二是如果质疑作品自身的意义根源性的话,那么复数的读者就作为文学研究意义产生的主体被彰显出来。[8]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繁荣也历经了西方文论从作品到文本,再从强调作者到关注读者的重心转移,完成了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已经进入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对文本中父权逻辑的批判、对女性读者主体性建构的要求促成了文学体验的越界感,消除了文本与读者之间原本架构的藩篱,激发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自由度和灵活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经聚焦的焦点主要在隐喻意象、对文学经典的戏拟以及文本叙事的侧重点。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卑贱、被动、癫狂等文本意象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无疑是父权逻辑加注于女性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迫,因此女性主义批评致力于建立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号召读者留意批评视线在文本中形成的盲点,在阅读中体味父权语境。在写作过程中,女性主义批评通过女性第一人称叙事,从结构、语言、意象等不同方面为文本细读赋予不同的意义,批判了菲勒斯独白式男性中心文本策略,恢复真实的女性文学经验。在阅读理论中,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针对传统的男性经典文本,在建构新秩序的尝试中力争建立读者的女性主体地位。对于女性文本的阅读,则以建立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诗学审美为目标,致力于从阅读现象到读者共同体、从阅读范式到读者女性主体地位、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映理论的转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其实正是性别范畴运用与批评理论的结果,为文学文本多元意义的阐释和合法化带来了前提,不仅在不同话语类型的文本之间建立了关联,也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生成了意义。从一元到多元,从客观到主客观互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闭合到开发,动摇了线性的现代范式,催生了非线性的后现代范式[9]。同时,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不断转换,使得女性主义阅读在文学经验、生存体验、美学审美和文化融合之间达成了互动。

  四、批评特征: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嬗变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根基的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强调的基本观念是理性崇拜,这种相信理性是普遍适用的普适主义在文学价值上逐渐发展成一种同一性思维的极端模式,典型特征是以价值观的统一性为诉求,以消除差异和矛盾为手段,申述一元文化价值观的权威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来是在对传统理论表达方式的抨击中倾注对经典和权威的深刻反省,力图改变理论话语中对父权秩序极度推崇的父权意识形态,在消除逻辑和术语中积淀的父权逻辑的同时采用差异性逻辑,挑战理论文体的传统话语方式。女性第一人称作为话语主体是伍尔夫作品的一大特色,她常以隐喻代替概念,以虚构来取代逻辑述说女性的文学体验。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l)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认为女性受压迫和被剥削是从生产、生育、性行为和儿童社会化这四个领域来实现的。[10]从“去中心化”理念的解构到后殖民主义对文化身份观的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在用差异性逻辑来对文学研究进行新的思考。也正是女性主义在文学界的异军突起,使得性别、认同、他者、生态、族群等差异性概念在文学理论界流行起来,批评界也越来越关注少数族裔如何去获得及表征自身的文化权益。女性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孕育出女性主义的跨学科性特征,使得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对话交流机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叶米歇尔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和性别、社会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与主体性等进步观念引入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揭示性征同性别身份认同之间内在联系的内容,发展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解析借鉴德里达、拉康及福柯的批评语言,发展出后结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克服了叙事学崇尚形式、疏离文本的缺陷,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研究提供科学客观的理论体系,避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色彩和主观性;关注种族问题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同后殖民话语结合后形成的新流派;不再局限于两性问题及眼前利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将视野延伸到生态领域,发展出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从最初只关注文学批评的实践到关注差异性逻辑的转变,不仅扩宽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向度,也使得自身发展获得多重理论支撑,在与不同研究方法多维度的结合后其气势、规模和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女性主义培养出的学者和专家已经遍布人文学科各个领域。

  五、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本质上说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一种拷问与思索,以更开放、更冷静的思路,挑战世纪之交的平等观念,追求与传统习俗向左的个性自由,[11]在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拆解中确立了性别范畴;对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本质主义的批判,对他者和边缘视角怎样介入主流社会的关注,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对文本疏离性的研究使得研究重心从强调文本转型到关注读者;多个领域的越界体验促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形式主义批评范式向更具综合性的文化批评范式转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嬗变的研究在更宽泛、更多元地重新认识女性文学的特质、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女性书写者主体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睿.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突破[J].外国文学研究,2001(2):17-23.

  [2]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1-7.

  [3]Kate Millet.Sexual Politics[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0:5.

  [4]PaulRabinow,ed.The Foucault Reader[M].NewYork:Pantheon,1984:57.

  [5]王铭玉.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J].求是学刊,2011(3):17-26.

  [6]Helene Cixous.Readingwith Clarice Lispector[M].Minneapolis : 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1990:viii.

  [7]岳凤梅.拉康与法国女性主义[J].妇女研究论丛,2004(3):58-63.

  [8]周宪.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J].南京社会科学,2012(1):126-133.

  [9]周宪.重心迁移:从作者到读者---20世纪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J].文艺研究,2010(1):5-16.

  [10]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陈小兰,葛友俐,译.三联书店,1997:8-45.

  [11]刘卓,王楠.女性意识的顿悟---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58-460.

【中西文学比较论文】相关文章:

中西比较文学论文范文12-10

比较文学论文提纲12-06

比较文学本科论文01-22

中西美术比较01-15

有关比较文学论文的范文12-10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论文范文12-10

中西餐桌礼仪比较论文(精选6篇)05-31

关于浅谈中西身体哲学观之比较的论文03-15

比较文学有关论文范文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