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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薛季宣、陈傅良对理学性理的兼容浅析的研究分析论文
永嘉之学以至整个浙学都是以重事功为底色，反映了浙江本土文化固有的强大传承惯性。但是永嘉之学作为浙学的一部分，其兼收并蓄的特色决定了它不会固守事功一隅，而是能兼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即使在事功学术兴盛的温州地区，事功之学也从未定于一尊。在永嘉事功之学的发展过程中，薛季宣、陈傅良一方面坚持固有的事功学术本色，另一方面也能兼容理学性理之学的合理因素，具有恢复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的性质，客观上为事功之学增加了理性权重，为其学说的传播自立加强了性理因素，为叶适创建“治统”体系奠定了思维基础。
一、薛季宣的“问阵而称俎豆”
薛季宣的事功追求与恢复中原之事始终相关，当时人普遍认为他具有管仲、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如当时人就说薛氏“号有管、葛事业”，逝世时朋友的悼词也说他“孰知死诸葛，英气凛如生”“兵法岂无妨”。乾道年间，虽然孝宗君臣志意恢复，但他们对当时敌我形势缺乏理性的认识，对恢复事业缺乏长期规划，只是“侥幸功利”，未在军事上、经济上做好准备，尤其是政治上未能聚拢人心、积蓄士气，未能做到“君臣同德”，君主对臣下的猜忌还根深蒂固。所以薛季宣强调，若想取得恢复事业的真正成功，对上首先必须“格君心”，对下讲究“仁义纲纪”，在南宋内部做到朝野上下的团结。
薛季宣认识到君主意志的不可改变，因此他将事功追求的重点放在了臣僚的“仁义纲纪”。整顿上。武昌时期无暇顾及的性理基础，在乾道间开始得到格外的强调，“先教后战”“问阵而称俎豆”的礼乐教化思想开始出现。
薛季宣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对包括叶适在内的永嘉本土士人单纯军事功利思想的矫正。孝宗乾道年间，即使是后来集永嘉事功学之大成的叶适，也以军事谋略与用兵之道为主要追求。乾道四年，叶适向薛季宣请教“八阵为邦”之道，薛季宣以孙复、张载起初欲建立边功，经范仲淹“告之以名教之乐”“卒为天下大儒”之事迹规劝叶适。薛季宣认为，单纯的军事观点，不但无助于恢复事业的实现，还会与当时理学派所代表的社会主流思想冲突。所以他劝叶适“言志而舞雩，问阵而称俎豆，为学自有次第”，将文教礼乐放在首位，用兵之道放在次要地位，“教民后战”，不为“蹋等之学”，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写给“甬上四先生”之一的沈焕的信件中。
叶适对“八阵为邦之道”的重视说明，在永嘉本土文化中，军事事功在士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薛季宣也用这种“教民后战”的思想规劝本土其他士人。他们一般具有“历聘王公”、出将入相，以求闻达的功利思想，薛季宣反对他们“俯仰以求人”“侥求而得位”，推崇孔门愿思、颜回等人“修身而约处”“守道而安贫”的处世态度，主张“士无官守，无言责，正当以道自处，待时而动”。对“愤匈奴之未灭”，将要“历聘王公，以求得意”的潘必胜，他也以孙复、张载的轶事相劝告;对持“位卑而道不存”、贫贱即不能建立事功观点的程时行，薛季宣除以“道义之在亡，穷达何有于我哉”相劝外，更以张载和程颢的诗表达其不以事功与贫贱为念的理念。
温州地处荒远边州，交通不便，北宋时还不是很发达。到南宋，因为高宗逃难曾临时驻跸温州，所以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落后，唐代文人那种藉王公大人荐引以建将相之功的思想，还大有市场。对叶适、潘必胜、程时行的规劝有一个共同点，都以孙复、张载弃武从文，而终成一代大儒为事例。这表明，薛季宣认识到包括叶适在内的永嘉士人一意求取功名的思想，对事功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他审时度势，基于传统儒家“教民后战”的文教思想，告诫他们“言志而舞雩，问阵而称俎豆”，赋予儒家固穷守道与事功闻达以同等价值，为永嘉趋向功利的思想注入传统儒家的道义性理。将“守道而安贫”与“闻达于诸侯”在“道义所在”上统一起来，这是传统儒家，也是薛氏对北宋理学家性理之学的继承。
薛季宣在建立事功的过程中，吸收张载、程颢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并对南宋洛学传人朱熹、张栻，甚至某些心学人士的性理修养，有所涉及，将洛学及传统儒家“教民而后战”的礼乐文化带给浙东士人，以性理之学充实事功之学的义理基础，消除永嘉本土的功利主义文化因素。性理之学因薛季宣的努力推进，逐步在浙东事功学派内部及普通士人中间发挥了重要影响。
作为浙东学术组成之一的永嘉事功之学，其主要代表人物具有兼收理学主流流派各家的开放胸襟。其开创者薛季宣在执着于事功的同时，也吸收了传统儒家、洛学性理的某些合理因素，为构建其事功学术服务。薛季宣曾接受朱熹、张栻等洛学义理影响，并对当时湖学沦为“法家”刑名之学表示攘斥之意。乾道八年，薛季宣给张栻的信中说，“比年待次毗陵……获闻至正大中之论;同年在给朱熹与石憝的信中表达了对洛学文教的仰慕之意：“窃闻讲道甌、闽，作成善类，邹鲁之教，西洛之学，仿佛尚犹见之。”“某不肖嗣先人之遗业，夺于急禄，旧学委地，虽日勉加淬厉，如顽钝何。若新安朱丈，张南轩、吕博士之贤，皆无待而兴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以诸公望之责之，共还濂溪、西洛之风，何可当也!”洛学继承传统儒学的文教之风，与薛季宣反对主战派“侥幸功利”的思路合拍，因此薛氏又在给朱熹与沈焕的信中，对“湖学”沦为法家刑名之学不满，并对近世“高明自得之学”表达肯定，如他对朱熹说：“下问湖学，其兴废之所由来，诚如高旨。甚可惜者，异时作人之地，今为利害之场与刑名之习耳。”
从常州卸任归永嘉时，与吕祖谦相会，祖谦与之谈起“义理之说不必深论”话题，薛季宣言“初无是言”。可见，薛季宣在与张栻、朱熹等理学主流派的交往中，渐渐对性理之学之于事功学术的理论价值有所认识。薛季宣为学、为政坚持“中道”原则，兼容理学主流派的性理之学，矫正主战派与永嘉本土士人“侥幸功利”的偏执，具有恢复儒家“中道”传统的意义，对事功学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陈傅良兼重“勇猛”与“详密”
永嘉事功之学，不是否定主流学术，而是对当时的主流学术的纠偏补弊。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说：“浙学各派与整体学术之关系，不是简单地否定当时的主流学术，而是对当时的主流学术中出现的某种弊端的纠偏，其主体则是从主流学术中推演出来，或者是说从整体的学术中推出一种更加具有经世与学术价值的新义。南宋的永嘉学派相对于两宋主流学术，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其实，不仅是对主流学术，对同是浙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也是如此。
陈傅良因郑伯熊之荐向薛季宣学习经制之学，他说：“拜违讳席六七载，百无一进。独幸于毗陵从百九兄(薛季宣)游半年，平生气息为之迟缓。推挽之赐，何敢废忘。……比来毂下，传闻传谩详密，不见端□，私用慰释。虽然百九兄书盖期望不但此，愚见偶合，故未敢深喜也。”陈傅良锐意事功，当隆兴初郑伯熊因感性理之学的空疏无用，受薛季宣影响转向事功之时，郑氏推荐傅良学于季宣。这里“谩详密”即是对性理之学的不屑态度，而薛季宣并没有对程朱的性理之学明确反对，所以陈傅良说“百九兄书盖期望不但此”，薛季宣、陈傅良是在坚持事功追求的同时，并不废弃性理之学的某些合理因素。
孝宗淳熙末、光宗绍熙初陈傅良任湖南常平茶盐、湖南转运判官时，事功学派达到极盛，朱熹说“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大时、游九言、吴猎等张栻门人在其师殁后，均转投陈傅良，但是陈傅良并未因此而独尚事功，在《答丁子齐》中，他在称赞游九言擅长吏事的同时，也劝丁子齐向“必兢省以御物欲”的郑伯熊学习，并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不能接受陆九渊的心学陶冶予以规劝，认为吕祖俭的“意气”恣肆“凝滞”不通，正应吸收陆氏的通脱以有进益。
永嘉诸子之中，朱熹独赞傅良“最为醇恪”。个中原因，当有陈氏对理学性理的吸取。对朱熹为学立志的“勇猛”“细密”功夫，陈傅良颇有同感：“见谕晦庵之语，左右也。盖不勇猛，则无愤悱启发之几;不详密，则无须臾不可离之实。无愤悱启发之几，所见皆躯壳之私;无须臾不可离之实，所得皆□□之外。晦庵所以忧叹而不敢无其实。□来省，伏读之余，境界何异?”陈傅良主张，为学不但要有立志的“勇猛”，还要在实行时有“详密”的功夫。前者涉及对性理的执着，后者是实际践行的功夫。
朱熹强调“为学在立志”的“勇猛”，“不干气禀强弱事”，“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因此，他对践行的“细密”功夫有所超越，他说：“为学之道，大立志向，而细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圣贤远大自期，便是责难。然圣贤为法于天下，我犹未免为乡人，其何以到。须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闲凡一事，须有个是，有个非，去其非，便为是。克去已私，便复礼。如此，虽未便到圣贤地位，已是入圣贤路了。”朱熹所说的“细密”，即局限于人人都想达到“古圣贤”的“远大”功业。他主张只要有为善之心，在日常一事一物的是非选择中，就能“克己复礼”，成就圣贤之路。这其中就有他自己所主张的“沂水舞雩”式的优游平正、祛除急躁妄进的风度。认定这种路径，就要“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像“项羽救赵”破釜沉舟一样勇猛，为此，他责备“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这一点，陈傅良也看到了，所以他以“详密”代之，称“日用闲凡一事”的去非择是为“须臾不可离之实”。虽然陈傅良的“详密”是在实际事物的事功达成，与朱熹“日格一物”的单纯道德完善有所不同，但是为学向道的这种执着精神是相通的。
但是在实际的为学求道中，不论是理学主流派的朱熹，还是事功派内部的吕祖俭，都“勇猛”有余，而“详密”不足。陈傅良曾批评朱熹“念长者前有长乐之争，后有临川之辨，又如永康往还，动数千言，更相切磋，未见其益，学者转务夸毗，浸失本旨。盖刻画太精，颇伤易简，矜持已甚，反涉吝骄。”这与陈亮的“跳踉号呼，挥戈直上”有何区别呢?对锐于事功的吕祖俭，也批评了他“门庭之狭”造成的“意气略肆”。事功之学从经史中寻找制度之源，重在践行。但是，若只是执着于事功，则“玩味服行，自觉粗厉，此某近所窥见”。陈傅良要求事功学者不但要坚持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术传统，还要辩证地吸取理学主流派的性理之学，在注重践行“勇猛”执着的同时，注意“详密”的功夫，防止为学的“粗厉”。为此，他吸收心学的剖断陶冶，反对“意气”恣肆、“凝滞”不通;吸取程朱理学的“沂水舞雩”式的优游平正，反对急躁粗厉。“坠绍前绪，旁求后来”，在事功追求中，综合了理学前驱与同时代理学主流派性理的合理因素，与薛季宣“中道”的学术追求一脉相承，为不太注重理论建树的永嘉事功之学增加了性理根基。
三、薛、陈兼容性理对叶适的影响
永嘉之学最初是以传洛学性理为特色，而至郑伯熊、郑伯英兄弟始完成从重性理到重事功的转变。这是永嘉事功之学对二郑洛学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在叶适之前的薛季宣、陈傅良，在传播事功之学的过程中，也能兼容洛学的某些性理因素，这体现了二郑所传洛学性理对事功学者的影响。《宋元学案》言薛季宣承传了程学的根本：“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言薛季宣之学虽“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而“自成一家”，但能把“事功”与“持敬”相参看，不失程门诚敬本色。薛季宣在《答君举一》中说：“史书制度自当详考，不宜造次读过。《中庸》、《大学》、《系传》、《论语》，却须反复成诵，勿以心凑泊焉。……有孚威加，非持敬之谓者，是为得之，理义昭然，要非学空无者所能仿佛。……夫损德之修，凡吾胸中疵吝之积，惟加损之为贵，日新之道，所谓洗心者不过如斯尔。”可见，薛氏是主张以经学涵养涤除内心的“功利”，其中虽然掺杂了老子“损德”的思想，但以“史书制度”践行“事功”，二者融会贯通，不可偏废。虽然学案判断出于朱学立场，与薛季宣学问本旨不符，但学案撰者看到了薛氏学问的程学因素，眼光独到。然而薛季宣接受程学，从现有材料看，是接受其师袁溉的影响而获得的。但这毕竟是薛氏的一面之词，从前述材料看，薛氏对程学的某些遵循，与其说是源于其师，还不如说是受政治、学术的总体大势影响。 而陈傅良相比薛季宣，其缘于洛学的“醇粹”则更甚之，是因为他原本就是郑伯熊的学生，因郑氏推荐而从学于薛氏的。前引陈傅良《与郑景望少卿(第一书)》中说：“拜违诲席六七载，百无一进。独幸于毗陵从百九兄(薛季宣)游半年，平生气息为之迟缓。推挽之赐，何敢废忘。”在从学薛季宣之前，他曾跟随郑伯熊六七年，可能主要是接受洛学的性理之学的影响。在《第二书》中他说：“垂谕得丧顺正，自是天资顽钝，不甚领会。世间羞辱一事，非敢以为学力也。见性一事敢不从事。”可见，郑伯熊自己出知建宁，不以荣辱为念，并以这种性理(见性)修为教诲学生陈傅良。陈傅良虽自谦天资愚钝，但已心领神会，明白这种心性修养跟“学力”，即知识多少，没有多大关系。
陈傅良坚持在心性修养上虽然并没有理论自觉，但是，他在与友人的探讨中，可以窥见其性理修养的思辨性。在《答刘公度》中，他一方面坚持“六艺之学，兢业为本”，但在谈到“虚己”与“寡欲”的关系时说：“若以‘虚己’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骤言‘虚己’。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虚己’，则似不必兼陈寡欲。……今来教既以为对，意者二事也。唤作二事，若非并进，或乖守约之旨，或为次第，或有后倦之吝。”在《答宁远王县尉》中，讨论“履之之难”时说：“夫履之之难，则自信之难也。士诚自信，以为与古人无间，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独不能是者，非其质然也。私欲害之，俗学汩之也。欲免于俗学，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则见己，见己则自信。苟自信矣，凡《书》云云，载在方策者，不可胜用矣。”可见，执着“兢业为本”的陈傅良，其性理修养也包括“虚己”、“寡欲”等心性内容，其讨论已具有相当的理论思辩水平。这种事功与性理的兼重，客观上受理学发展时心性之学的影响。
在朱熹、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中，学者皆以为陈傅良偏向陈亮一边。他在承认陈亮肯定汉唐事功、朱熹占得地段有修辞之功的同时，也批评他们“颇近忿争。养心之平，何必及此。”从陈傅良继承郑伯熊洛学性理方面说，他确实是将事功与性理结合起来，而且对性理的重视，与薛季宣当年对叶适军事功利的矫正相似，具有坚持儒家“中道”传统的意义。
事功与性理兼重，是叶适之前永嘉学派的特征，而到了叶适，则集事功之大成，全祖望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全氏从朱学角度出发，认为到叶适时永嘉学派洗去了功利之弊。但从以上所论可知，叶适洗去的是薛、陈之学中所兼容的理学性理。叶适晚年通过对理学“道统”体系的批判，剔除其中的心性成分，恢复了传统儒家“治统”，实现了事功学层面上的“详密”，他所继承的是薛季宣、陈傅良“中道”学术的核心旨趣。陈傅良在坚持事功立场的同时，利用性理修养为事功追求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叶适的理论建树。叶适在《宝谟阔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中曾说：“公之从郑、薛也，以克己兢畏为主……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叶适在对程朱“道统”的辩证中，推出“治统”体系，其中的“详密”功夫，不能说与薛季宣、陈傅良兼容性理没有关系。
四、结 论
薛季宣强调为学有次第，“先教后战”，勿为“蹋等之学”，继承范仲淹、孙复等理学先驱文教观点，兼容张载、朱熹、张栻等理学主流派性理之学，矫正主战派轻视理学性理、视儒家经典为无物的“侥幸功利”观点，纠正叶适等永嘉本土士人的功利之偏;陈傅良当淳熙末、绍熙初，永嘉事功学派大盛之时，坚持永嘉学派的事功本位，注意兼容心学、理学等主流派性理之学合理因素，兼重“勇猛”与“详密”。薛季宣、陈傅良对理学性理的兼容，具有恢复儒家传统“中道”的性质，为叶适的理论建树提供了思维基础和理论方向，对事功学术的发展前途具有重要的影响。事功之学发展到叶适，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事功“治统”体系，可以与朱学、陆学鼎足而三，这与叶适继承薛、陈兼容性理之学的核心旨趣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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