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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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掩着面叹息。
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原载1922年4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4期)
序【2】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
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
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
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
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
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
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
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
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
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
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
《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
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
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
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
第二是短篇小说。
......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
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
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
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
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
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
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①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内。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
......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
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
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
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
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
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
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
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
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
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
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
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
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
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
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
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
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
--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
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
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
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
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
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
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
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
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
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
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
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
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
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
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
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
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
但火就不如此。
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
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原载1928年11月25日《文学周报》第345期)
女人【3】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
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
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记录。
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