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人物的散文
人物的描写是一个难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写呢?看看下面吧!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今年87岁了，背微驼，但走起路来脚步很快，一点不象是这么年长的人。
在山东老家那片儿，我们称呼“爸爸”叫“爹”，我从小就这么叫。
八岁念书的时候，听到别人家孩子称呼自己父亲为“爸爸”，我觉得非常时髦，但叫顺了“爹”硬是改不了口，所以，称呼父亲为“爹”一直到现在。
父亲这一辈是“善”字辈，姊妹四个，他是老大。
他只读过两年书，但就是凭着这样的文化，他还能担任生产队队长和技术员，记忆中他经常带着红色酒精温度计神奇地出入田间地头，我想这可能是父亲的实践能力强吧，所谓“实践出真知”嘛。
耳濡目染见真情
我真正记得事情应该是四岁开始的。
那年生产队里花生即将丰收，父亲和队里的几个骨干在家里打平伙(AA制)，地点在我家，这使我得以一起品尝美味。
吃的东西不少，但我只记得煮鲜花生和啃猪骨头，当时我还没有换牙齿，小牙对付骨头显然比较吃力，不断有碎肉塞进了牙缝。
我坐在西间炕头的床沿上，姐姐帮我剔牙齿，我心里觉得有些得不偿失呢。
幼时居住在北屋，院子南北方向很长，有十余米。
院子里有苹果树、石榴树、花椒树、山楂树、李子树和枣树，每样一棵，俨然成了家里的果园。
每年春天到夏天，一直有花朵点缀着院子，处处弥漫着花香，引来无数飞舞的蜜蜂。
我常常在花与叶之间追逐着它们，有一次不小心抓在手上，蜜蜂蜇得我刺痛，父亲告诉我那个蜜蜂蛰人之后也会由此葬送了生命，于是，我手上的刺痛继而转化为心里莫名的难过。
幼时，农村的物流极不发达。
买东西都要去五天一个轮回的集市，父亲喜欢叫上我一起去，因为我可以帮他看车，由此得到的奖励就是父亲卖完菜回来带给我的碱面馒头或者包子，可口又解馋。
儿时第一次徒手抓麻雀的经历是在菜园地。
那时我经常跟着父亲去除草，或者浇菜园，他负责摇水车，我负责看水道，一垄的水流到头之时需要用土堵上，开启下一垄。
当中有很多空闲，我发现有无数只麻雀叽叽喳喳，追逐嬉戏，很多只在空中盘旋，继而停在山药的藤蔓上。
藤蔓很密，斜斜地俯身向前探着。
我轻轻地绕到一侧，低身悄悄地接近藤蔓，大气都不敢喘，恐怕被它们发现。
也许是我多虑了，鸟儿们仿佛在攀谈着什么重要的话题，丝毫没有发现我接近了它们。
猛然间，我伸出手，径直抓向密密的藤蔓，太喜出望外了，我竟然箍住了一只麻雀!
正在这时，我听到父亲呼喊我的名字，我急急忙忙跑回水道，水早就漫出田埂，扑出来，到处都是。
慌慌张张间，麻雀居然从的手里挣脱了，那种得而复失的感觉，懊恼至极!
虔诚之中透认真
父亲的认真，我可以列举好多例子，就讲讲过年期间他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吧。
正式拉开过年的序幕，应该说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开始的。
这一天又叫“辞灶”，是灶王爷上天汇报一年工作的日子。
父亲剪下灶王爷的纸马匹，随纸钱烧掉，说这是灶王爷回天国的坐骑，让他快去快回。
大年三十一早，家家户户开始忙着供奉摆设。
父亲在前一天就杀好了大公鸡，他喜欢让我给他打下手，或者扯鸡脖子，或者接鸡血。
儿时的我心里有点怯怯的，但依然很乐意帮他忙。
大公鸡摆放在供奉桌的正中，父亲往供碗供碟里放上了蔬菜、糖果、柿饼、点心、鱼、白面做的生虫和枣鼻子饽饽，他没有丝毫马虎，严肃对待着这种纪念先祖的祭奠方式。
除夕黄昏时分，是去祖坟上烧纸钱、放鞭炮的时刻。
父亲在前几日就在一捆小棍的一端吊上了一只只彩色纸条，这象征着马匹，在祖坟上插几只，我们称作"送吊"，剩下的要悉数带回，插在家门口和院子里，以接回逝去先人的灵魂回家过年。
放鞭炮，作为过年喜庆的重要仪式，自然少不了。
小时候，家里一般只买两串鞭炮，在炕头对面的一侧存放，既不会太热引燃，同时可以防潮。
那时，我经常爬到炕上去席子下翻看，伸开又放回去，看看就觉得很满足。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抖散了鞭炮，掉下来十几个，为此还被父亲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除夕半夜十二点吃饺子，是过年的高潮部分。
饺子出锅之后，先要盛一碗供奉，父亲带我们到院子里，先弄清财神的方向，然后据此决定朝哪侧放鞭炮、烧纸钱，之后他把碗里的饺子水倒出一些，以示敬重财神。
父亲的虔诚之中，无不透着无比的认真。
房屋变迁情愈深
1978年，我们家以一千五百元购得南屋，可谓当时家里住房条件的显著改善：新院子南北长约20米，宽度是北屋的两倍。
随后的两三年间，我们家将北屋出售，买家之后将房子推倒重建，现在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痕迹。
今天，只有老屋北面的菜园还是原来的模样，可以让我借以回顾往事。
今天看来，这种方式叫“置换”，属于改善型住房。
不过，平心而论，1978年，家里能攒那么多钱，父亲在背后付出的汗水不知要有多少。
现在南屋在原来土坯房子的基础上，建起了前后两栋漂亮的砖瓦房，爸妈住后屋，哥哥嫂子住前头，也好有所照应。
九年前，我出了几万元把父母居住的房屋修缮一新，全部换了内装修。
后来，又给他们上了暖气系统和空调，让老两口住得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现在我每年至少回老家两次，每次回去，父亲都显露出迫不及待的心情，多次打电话问我们车子离家多近了。
他自己每次早早地到村中间的道路口迎接，父子情深，在那一刻我感受得竟然那么真切，并且深刻地触动着我。
当推开家门，用乡音呼喊爹妈的时候，我总感觉幸福满满的。
言传身教益终生
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每个人一生的影响都不可估量。
我的父亲话语不多，甚至可以称得上有些木呐。
儿时，妈妈经常会因为各种家务琐事和他争吵，父亲最大的本事就是沉默不语，妈妈的无名火发着发着也就烟消云散了。
妈妈有妯娌们三个，在农村的环境里矛盾在所难免。
父亲从来不添油加醋，说道哪个人的长短。
实际上，今天看来，父亲的沉默是一种大智慧，他骨子里在极力地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和谐和一个家族的尊严。
父亲年轻时候曾经到黑龙江黑河投奔亲戚打工，有时候我回老家他会洋洋得意地讲述那段历史，讲述他在铁路上工作的那些岁月。
解放前的三大战役期间，他参加了在山东战场上的后勤工作，那眉飞色舞的'表情，透出父亲由衷的自豪。
不同于母爱，父爱是往往是深沉的。
记忆中没有记得父亲抱过我，或者给我讲故事，但父亲却一直在身边忙碌着。
父亲是急性子，干活累了，他容易发脾气，但他很少牵扯我读书的时间。
父亲最得意的，是去学校参加我的家长会，看着我靠前的排名，他嘴角洋溢着得意的表情，眼里泛着非同寻常的亮光。
大学毕业后，我请父母来上海居住。
乡亲们都知道父亲抽旱烟，直接卷烟叶抽，而且烟瘾很大。
到上海后，父亲听说上海家中不让抽烟，他居然戒烟了，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在上海住的有段时间，父亲担当起早上买菜的任务。
他继续着节俭的习惯，为了每斤菜便宜一毛钱，他可以步行半小时走到较远的菜场去买菜。
哎，叫儿子说什么好呢。
在妈妈八十大寿那年，我开车带父母去北京住了一周，让他们体验全程五星级的享受。
登八达岭长城的时候，父亲丝毫不亚于年轻的小伙子，全程由他自己攀登，让身边的人非常佩服。
回到乡村之后，父亲没有炫耀他在京城所见的故宫的大气和颐和园的壮观，倒是对饭店一杯白水要五元钱的事儿一直念念不忘。
这就是我的爸爸，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一个伟大的父亲。
我的奶奶
冒着热气的豆角
我的奶奶姓于，93岁时离开我们的，距今已经快二十年了。
我生在一个大家族，从爷爷这一支下来，父辈有姊妹四个，和我同辈的一共有十四人。我始终没有见过爷爷本人，他在我出生之前的很多年就过世了。听家人说，他是解放后大饥饿中因食树皮、树叶得了浮肿，最终失去了生命。
所以，记忆中我只有奶奶的印象：她裹脚，拄着一根拐棍，穿着大襟褂子，背微驼。脚步碎小，但步子紧凑;人瘦高，但精神矍铄。
由于孙辈很多，奶奶好像有意无意地和每个人都保留一些距离，或许想保持公平。我也不例外。唯一有印象的一次，奶奶在北屋的胡同南头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豌豆角，那是刚刚地里新鲜采来煮熟的。我不是奶奶看大的，而是姐姐们轮班看着的，所以，和奶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那次，吃着冒着热气的、嫩嫩绿绿的豆角，我心里面又惊又喜，觉得特别香甜。
神奇的治病顺筋树
每逢农历的节气，妈妈都会指派我给奶奶送好吃的，蒸包、水饺、水煎包等。我总是光荣领命，奶奶嘴上说着怎么还用，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喜悦。
奶奶有一个独门绝活，就是当他人不小心蹴了手指或者脚趾，肿胀疼痛，或者是关节错位，她可以帮别人梳理，成功复原。除了物理治疗，她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顺筋树，折下一块树枝，烧开水煮，然后用树枝水洗手指或者脚趾，几次下来就痊愈了。
为此，她在村子里的声誉一度高过赤脚医生。
奶奶眼中的自豪
奶奶最引以自豪的，是嫁了给耿氏家族。我的太爷爷是武官，据说和县太爷平起平坐。奶奶还经常拿出她珍藏的太爷爷留下来的朝靴、官帽和官服。父辈的四个姊妹每家都有大学生从农村考出去，这在方圆百里非常鲜见。
奶奶对此的解释是祖上坟茔好，有好风水罩着，所以才子孙繁荣。
我考上大学到上海读书，大概是县城里的小新闻，也成为村里人的谈资和骄傲。奶奶的眼神里，更透出与别人不一样的自豪。在我去上海的前一天，奶奶拄着她磨得微亮的拐棍，到南屋给我送行。她坐在堂间，没有说很多话，微笑着看我收拾书籍和行李，那种期盼的眼神，至今想起来如在眼前，温暖如初。
让我失声痛哭的故事
八十五岁时，奶奶还能自理，自己住北屋。大学里每到假期，我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探望她。奶奶兴致勃勃地讲起她年轻时候去大连和爷爷团聚的情景：她说从烟台坐船去大连，途中风大浪急，船抖得厉害。站在甲板上，她看到一条巨大的鲸鱼，在跳跃，在穿梭。
讲到这里，她会微微停顿，显得很兴奋。
此后的每个假期，每每我去探望她，奶奶都会讲述这个故事，仿佛每次我都是他第一次的听众。而我，每次也都认真地听，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奶奶将不能亲口讲述这样的故事给孙子听了。
工作后的第二年，过年回家，爸爸告诉我奶奶过世了。当时，他们没有通知在外地工作的六个孙辈的孩子。我，哽咽了。
顿时，我想起那个海中跳跃、穿梭的大鲸鱼的故事，从此，再也不能从奶奶口中听到了。我跑到奶奶的坟上，失声地痛哭......
好客的农妇
办公室主任老夏讲了一个农妇好客的故事,同事们笑得前仰后合，有的还笑出了泪水。
老夏再三说明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他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叫大南的人民公社当干部时发生的。
笑过之后，我常细味那个故事，觉得很有意思，今讲来大家听听。
大南公社有一中年农妇十分贤慧好客，不管见到谁，她都会说：“哟!有空到我家做客吧，没啥好招待，吃个饱饭还是有的嘛!”但那偏偏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都得靠生产队供应，不够就去挖野菜补充，再不够只好一天吃两餐甚至吃一餐，谁家都不宽裕，因此，农妇虽然好客，但纯朴善良的人们又有谁会真的到她家去吃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