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描写人物的散文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的语言学家，下面，我们一起阅读季羡林描写人物的散文吧!
谈师友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我都读过。
到了大学以后，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为快，什么《离婚》、《驼骆祥子》等等，我都认真读过。
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
可是我总觉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样。
他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
他没有许多作家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
他的幽默也同林语堂之流的那种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
总之，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认识老舍先生却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30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
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
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
李长之是济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
有一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
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
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
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
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
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是激烈动荡的几十年。
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11年。
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
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
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重逢时的情景。
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起50年代初期召开的一次汉语规范化会议时的情景。
当时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艺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参加，这是解放后语言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亲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
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
老舍先生对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众所周知的。
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
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
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
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
这样一位老北京想请大家吃北京饭，大家的兴致哪能不高涨起来呢?商议的结果是到西四砂锅居去吃白煮肉，当然是老舍先生做东。
他同饭馆的经理一直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因此饭菜极佳，服务周到。
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
虽然是一顿简单的饭，然而却令人毕生难忘。
还有一件小事，忘记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还住在城里翠花胡同没有搬出城外。
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门的一家著名的理发馆里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泡沫，正让理发师刮脸。
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
等我坐在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
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我付过了。
这样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性情吗?
回忆吴宓先生
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
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
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
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义，而且是充满了敬意。
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他几门课：“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
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体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十二首《空轩》就是其中之一，这引得编《清华周刊》的学生秀才们把他的诗译成白话，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而又无伤大雅的玩笑。
他一笑置之，不以为忤。
他的旧体诗确有很深的造诣，同当今想附庸风雅的、写一些根本不像旧诗的“诗人”，决不能同日而语。
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
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
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
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忌妒。
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恪先生。
他立即驰书国内，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他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
我们几个喜欢舞笔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给副刊写点书评一类的短文，因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我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做客，也曾被请在工字厅的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
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我离开清华以后，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回到国内时，清华和北大刚刚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
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没有回来。
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打听。
但是，我心中却有一点疑团：这难道会同他那耿直的为人有某些联系吗?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做眼中钉了呢?在这漫长的几十年内，我只有60年代初期，在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他，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在“十年浩劫”中，他当然不会幸免。
以他那种奇特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决不会投机说谎，决不会媚俗取巧，这样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人，是会受到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爱戴和怀念的。
哭冯至先生
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
他长我六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
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
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
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
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
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
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
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遇到了许多人，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
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
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
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
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
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
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
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联在一起。
我不能忘记那奇妙的莫干山。
有一年，《大百科·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在这里召开。
冯先生是这一卷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们俩都参加了。
莫干山以竹名，声震神州。
我这个向来不作诗的“非诗人”，忽然得到了灵感，居然写了四句所谓“诗”：“莫干竹世界，遍山绿琅玕\。
仰观添个个，俯视惟团团。
”在紧张地审稿之余，我同冯先生有时候也到山上去走走。
白天踏着浓密的竹影，月夜走到仿佛能摸出绿色的幽篁里;有时候在细雨中，有时候在夕阳下。
我们随意谈着话，有的与审稿有关，有的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我不能忘记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沟国宾馆。
我们这一次是来参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的，工作也是颇为紧张的。
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样，在紧张之余，我们也间或在这秀丽幽静的宾馆里散一散步。
这里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
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往事如云如烟。
像这样不能忘记的回忆，真是太多太多了。
对我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回忆，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仿佛成了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
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
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
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
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女儿姚平告诉我说，有时候她爸爸在胸中郁积了一腔悲愤，一腔不悦。
女儿说：“你发一发脾气嘛!一发不就舒服了吗?”他苦笑着说：“你叫我怎样学会发脾气呢?”
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奇特，这样一个貌似平凡实为不平凡的人。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生性内向，懒于应对进退，怯于待人接物。
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几个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