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的名家散文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唯有奋斗者才可以取得功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几篇关于励志的名家散文，欢迎阅读。
名家励志散文【1】
刘墉：唯奋斗者得功名
在多年前的一个颁奖典礼上，一位影星在得奖致辞时说，他父亲生前一直反对他放弃大学的学业。
而今，拿到了这个奖，总算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也证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又说他很高兴，终于达到一生追求的目标。
不知为什么，我常想起这一幕，想他说的话是对还是错。
无可否认，那确实是个很大的奖。
他一辈子都可以用那个奖展示曾经拥有的光荣。
只是，当他走下台，那光荣也就真成了“曾经拥有的”。
他如果不努力，追求更高的成就，那既有的光荣，又算得了什么?
记得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在辛辛苦苦出国，终于得到他梦想的博士学位时，打电话对我说，他回到寝室、脱下博士服、放下博士文凭，去洗碗、洗衣服。
“我突然发觉这一天，跟以往的日子没什么不同。
”他说，“反而觉得明天面对的挑战更大了。”
也记得美国影星乔治斯科特(George C. Scott)，在拿到奥斯卡奖却没去领奖时，对记者说：“我得奖之前和之后，都是原来的我。”
接着，他去寻求另一个演艺生涯的突破。
但是，当我今天回头找那位证明自己没有错的男演员时，却已经在影坛见不到他的踪迹，据说他还因为酗酒和吸毒进了戒毒所。
提到酗酒、吸毒，我们可以数数，有多少成名的演员、作家、歌星，甚至政界的人物，在创造人生的巅峰之后，都用毒和酒精麻醉自己。
原因可能是他们
无法再突破，又无法承受那么沉重的名誉负担。
怪不得，有人说诺贝尔奖对许多作家是“死亡之吻”。
既然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许多人就被压得难以再创作。
连川端康成在得奖之后都说：“声誉也很容易成为才能枯竭凝滞的根源……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
对于像川端康成那样在很大年岁才获奖的作家而言，一个大奖，使他有终于达到人生目标的放松感，也决定在“最美的一刻”隐退，还能令人谅解。
但是，如果年纪轻轻，只因为一个奖的肯定，就认为整个人生的脚步可以停止，则值得我们深思了。
我见过许多学生，在参加高考之前拼命地念书，然后在考取之后拼命地玩。
我也见到许多父母，在孩子未上大学之前严禁夜归，金榜题名之后又突然解禁。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劝那些年轻人：“你人生到此，就满足了吗?这点儿成功，算什么?”
当然一些父母也有他们的想法。
记得我参加哈佛大学一个毕业生的家长为孩子举行的毕业酒会时，那著名的富豪举着一杯一百美金的酒，对宾客说：“我今天真高兴，因为从现在起，他应该落到了地面，自己走他的路了。”
然后，那孩子只身到纽约，租了一小间公寓，自己打天下。
他的父母不再像过去二十三年那样呵护他，他也没要求父母“供应”。
他果然自己走自己的路。
对!哈佛的文凭算什么?英国贵族的身份算什么?从今天起，你不努力，就什么也不是!
在纽约圣若望大学教了十多年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没亲自教过的—位中国台湾篮球名将——马莉娜。
过去总在电视上看到她矫健的身影，听说她的“大名”，似乎球一到她手上，就会进。
但是，突然，她到了美国，从不太通英文，而必须补习，到跟上大学部的进度，名列前茅地毕业，且继续深造，拿到企管硕士。
我觉得她没让过去的“光荣”成为后来的压力，反而把打球的毅力化为读书的毅力。
她的前二十年，成功了。
她的后二十年，也一定会成功。
什么叫作“成功”?得一块奥运金牌?得一项奥斯卡奖?还是得到一张名校的文凭?
这些都是成功，也都是“一时”的成功。
有什么成功是永远的呢?只有前二十年成功，后二十年成功，甚至再过二十年还成功，才称得上真正成功。
人生就像登山，有些人登到顶峰，自认为再也无法突破，于是从山巅跃下;有些人回头，循着原来的路，一步步走下去。
也有些人，抬头远眺，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征服的山头，然后，走下这座山，攀向那座山。
别愁这世上已经没有更高的山让你去攀登。
山在你的心里，每个明天，都是另一座山!
作者丨刘墉，知名华人作家、画家，他的处世散文和温馨励志散文都深受华人喜爱，作品在大陆销售超过千万册，被称为“沟通青少年心灵的专业作家”。
名家励志散文【2】
面包里的银币
-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与严谨治学的困惑与思考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发展思维。
而创造性更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创造性指老师应该关注学生的逆向思维和发散新思维。
创造性的灵魂是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品质。
平时常教育学生，世界上的好多事物并不是只有对与错两只答案。
比如一个文章的合适题目，只要接近有自己的角度与思考，就是可以的。
我以为创新思维应该是一种求异思维，教学中我生怕由于自己的引导不当而束缚禁锢孩子的思维。
比如这次期末考试有一篇阅读短文，就让学生根据内容添加题目。
内容是讲述了在一个闹饥荒的年代，有一位家境殷实的面包师关心穷人，给许多难以饱腹的孩子以面包。
孩子们争着上前去抢最大的面包，顾自吃着。
只有一个叫伊娃的孩子在一边默默等待，最后拿了一个小的面包，并且向面包师表达谢意。
她懂得感恩。
在另一次她拿到的最小的面包里，竟然有银币。
她以为是面包师不小心把银币掉到里面了，后来才得知，这是面包师对她懂得感恩的回馈。
这对贫困的家庭无异于雪中送碳。
在量定评分标准时，我们一致以为感恩应该是本文的主题，但是准确的答案是什么，我想一定不是唯一答案。
看到试卷时，一个孩子加的题目是《面包里的银币》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
题为文眼《面包里的银币》，首先能够吸引人的眼球，不由自主的想面包里怎么会有银币呢?既引人注意，又能启发人思考，而且由出现银币的原因从而引出主题感恩的回馈。
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妙了，虽然孩子不一定能从理论的高度说出她这样选题的理由，但如果这样作为错误答案的话，那这样的评价就失去了它的导向作用。
使孩子的思维具有局限性。
反之，如果不设定一定的范围，又怕使孩子的思维不严谨。
在好多时候，老师的提问和对学生回答问题的评定不是封闭性的，要给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活跃学生思维，使学生产生多向联想，从而多方面的思考，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而通过对发散出来的想法的分析比较、综合，可以实现思维的优化。
老师的评价是极为重要的，以关心爱护、理解学生的出发点，以鼓励学生的发散思维与求异思维，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才可以达到有效评价、注重引导的正面激励作用，激活学生思维。
然而，培养孩子发散性思维与严谨治学间的度如何把握，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似乎非得因题而定、因时而定，别无其他捷径。
教育者不应承认“只有唯一正确答案”的论断，要做到总是试图寻找更新、更好的方案与办法，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这种态度与精神。
应该鼓励学生挑战任何事情，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激发学生思考“这个答案立住脚吗?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先进的教育体系中存在存在严重的“正确答案导向的学习”教育系统中常常用这样的思维培养和评价学生。
学校多数的教育行为指向培养学生线性思维的左脑教育，缺乏培养学生创造性能力、发散性思维的右脑教育。
有很多拥有学习潜力、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往往在常规教育中被认为是“后进生”，从而导致教师对这类学生产生较低期望，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学生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降低了学生自我成功的期望。
因此，创新性教育的实施，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尤为重要。
创新性教育的实施要建立在尊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上，着重关注学生的创造性，注重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名家励志散文【3】
笔墨祭
余秋雨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
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
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
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
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
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
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
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
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
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
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
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
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
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
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
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
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
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
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
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
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
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
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
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
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
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
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
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
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
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
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
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
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
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
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
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
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
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
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
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
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
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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