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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散文

时间:2020-12-01 17:17:43 随笔 我要投稿

钱钟书的散文

  钱钟书的散文,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文笔老辣,机趣盎然,嘻笑、讥讽、幽默、夸张拟人、引经据典、类比取譬、小说笔法……在我看来,钱钟书不仅是散文家,而且称得上是20世纪现代白话散文的大家。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他的散文,希望你喜欢。

钱钟书的散文

  说笑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

  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

  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

  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

  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象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

  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

  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

  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

  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

  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

  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

  笑的本意,

  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

  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

  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

  据荷兰夫人(Lady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

  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

  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

  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

  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

  柏格森《笑论》(Le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mcaniqueplaquesurLevivant)。

  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

  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

  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

  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

  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场里的滑稽大会串。

  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

  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

  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後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

  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

  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

  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

  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

  把幽默当为一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

  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Twain):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

  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

  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

  提倡幽默作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

  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

  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

  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

  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

  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

  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

  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掺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

  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论快乐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Vigny)的《诗人日记》(Journald'unpote),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

  他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Silebonheurn'taitqu'unebonnedenie!)。

  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辟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

  所以我们又概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

  德语的沉闷(langweile)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

  《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

  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

  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

  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西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

  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

  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

  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

  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

  快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

  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

  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

  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

  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

  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的偷度过去。

  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想到快乐。

  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

  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

  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

  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

  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

  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

  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

  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

  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

  小孩子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

  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

  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

  那时刻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

  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

  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

  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

  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

  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

  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

  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

  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

  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Mallarme),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

  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

  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

  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

  罗登巴煦(Rodenbach)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p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