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寂寞的村庄

散文随笔寂寞的村庄

　　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真不知道寥落的村庄，是谁守在最后。不是说原来的山村有多繁华，而是总比现在人多。祖先的守望里有太多的不舍，半山坡的牛拉犁，不是一锅旱烟的时间来定格，定格的只有，只有属于那个时代。

　　眺望，远山含烟，近黛如许。孤单形影，我说的是山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像赶着趟子似的换来换去，总让山坡的颜色调和搭配，从嫩黄到葱绿，再从葱绿到干枯。有时，土地和人一样难伺候，毕竟这儿成年靠天养活，老天爷给它吃饱了穿暖了，人伺弄着它，它倒养起了兔子和野鸡，你诚吧，它就奸，你奸了，而它更奸，奸来奸去，人的心思就无法揣测它了。深种薄收，对不起人的辛苦，渐渐就失去对故乡的依靠，另走他乡。

　　早上六点，东方逐渐有了鱼肚白，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着。冬天的寒意，直往人高高竖起的领子里钻。村前村后，不断跳出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三三两两赶去上学。

　　有一次，我碰见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她好奇地问我：“你从哪里来啊？”“定西？为什么从定西来到我们赵村啊？”

　　为什么到赵村来？我不是穿越吧。没等我的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此赵村非彼“赵村”，而是坐落于定西西北角的一个小村落。现在，这个村里百分之九十的孩子，百分之七十的老人，百分之三十的妇女在留守。

　　赵村周围是连绵不断的大山，隔着一座山就是小柏林。传说小柏林原是一片繁华的森林，因突然的地震而被淹没。森林淹没时，把宽阔的地带分成两岔，一大一小，后来的人在这儿不断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大柏林和小柏林。

　　赵村有座四娘娘庙，建于明朝年间，一九五二年被毁，一九八四年重建。在重建的功德碑上，《庄史简述》记载：古庄南宋，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定名赵村......有上庄、中庄和下庄，庄庄都姓赵......

　　所谓的上庄，其实只有十多户人家，加上中庄和下庄总共才有四十多户人。为了方便，赵四老汉开了家小卖部，只是老汉们落脚的地盘，闲了喧谎的地方，很少有人光顾。

　　“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小娃娃都去上学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喃喃自语。是的，这儿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此时正在学校里“天天向上”呢。

　　赵南星是赵村的老支书，不管村里的红白喜事，都由他来主管，是村里的主心骨。他有时抱怨：人人都跑出去做生意，从无到有，从有到多，总能过得去，我们厮守着这些地，吃饱了肚子饿了心啊！

　　“出去多了，眼界开了，外出打工就扩展到不同的行业。”老支书给几个喧谎的几个老头说。是的，留在村里的青庄劳力屈指可数，总体村民的收入不低，几乎每家现在都盖了砖房。

　　尽管家家住砖房，但一到晚上，并不叫有多少房子里亮灯。

　　赵村离镇中心小学约十公里，几乎留守的孩子，由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点房子照顾。到了六年级就要到学校寄宿。六年级的学生娃，冬天，上完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看着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赵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脚后穿的还是一双夏天的凉鞋。

　　赵健礼拜六回家坐在炕沿上，刚好我碰见了，我和他开玩笑，一开始他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称钩镇。但我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一瞬间涌了出来……离开他家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阵阵酸楚。

　　第二天我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赵健是学校“飞宇文学社”的成员，全校只招收了十几个人，当时他写的作文题目是“母恩难忘”。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六十二岁的黄秋英说。她是中心校的生活老师，照顾过很多寄宿生。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陈伟，来时才八岁，“每晚都哭，没办法，我就带着他睡。两个多月后才好些”。去年夏天，陈伟考上兰州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还特地来看了老人。老人心里由衷地高兴。

　　像黄秋英这样的生活老师，以前每月工资二百六十元，现在五百元，除了周末，差不多是二十四小时值班。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们还经常给孩子垫付医药费。十年来，黄秋英记不清带过多少孩子去医院垫过多少钱了。“每次挂水要垫一两百元，病毒高发季，最多一天要带三四名孩子去看病，得垫七八百元。不过孩子的父母知道后，都很快会把钱还给我们。”黄秋英已经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孙辈，学生也亲切地称她为“奶奶”。

　　在中心小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张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张君老师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四十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张君告诉我，现在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赵村的四娘娘庙，平日里没什么香火，只有庙会时才会烟雾缭绕，但这里人气一直很旺，留守老人闷在家里难受，就会到这里坐坐、聊聊。

　　这一天，又是个好天气，没有风，阳光明媚，过来晒太阳聊天的老人更多了。六十六岁岁的赵华话不多，多数时间在安静地听。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苏州。去年中风后，走路就得拄拐了，但每天下午，他都会蹒跚十五分钟过来，“到这里听听，不说话，也觉得心里踏实”。

　　大儿子十六岁就跟赵华开大车跑运输，后来独自在外，二十五年了，整夜整夜地开车，非常辛苦。“没啥要求，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过得好点。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就是春节一定要回趟家，住上几天。”赵华轻声说，“其他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说到这里，原本淡定的老人脸部一阵抽搐，眼圈发红。

　　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容易受骗，来行骗的人多了，连“送戏下乡”都有家的，就是为了推销假货，七十九岁的赵开泉就上过当。二零一零年，有胃病的他听一伙来村里唱戏的推销一种腰带，说包治百病，就花一百五十元买了一条，“系了几天，屁用没有，就一直摔在家里。”

　　同是七九岁的赵开银也喜欢凑热闹。但不管骗子如何花言巧语，他就是不掏钱。

　　近两年，赵开银凭借“死活不掏钱”的精神，从不同的骗子手中免费获得了一双袜子、一双鞋垫、一只牙膏、一双筷子、十八只鸡蛋。这些免费赠送的小物件，全都是诱饵。也就是说，赵开银起码经历了十次次骗局。因为骗子每次送一个小物件或三只鸡蛋，就会开始行骗了。在赵村这样的留守村，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爱凑热闹、爱占小便宜的留守老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与受骗相比，留守老人更怕的是生病。称钩镇中心小学校校长赵德华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工作，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来照料。老两口经常感慨，还好有个儿子在身边，“比起别的老人幸运多了”。

　　尽管有种种不便，但老人们还是支持孩子走出去的。“年轻时多挣点钱，岁数大了，就挣不动了。”六十四岁的赵名国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但都在村里盖了房，“就算给他们看家吧，过年，他们总会回来的。”

　　四十四岁的王萍，有个二十岁的儿子在苏州打工，丈夫是个木匠，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每年春节回来个把月，夫妻俩如此生活已有十年。

　　在王萍眼里，生活是机械的、周而复始的。丈夫很能吃苦，但就是挣不了钱，她从未埋怨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王萍说，他们一直想在村里找个地方，盖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那得花二十万，“这些年一共也就攒了十万，再想办法吧。”丈夫偶尔会打电话回家，电话里，王萍想不到说什么话，就知道安慰他，“注意身体，多买些好东西吃，想开点。”但对王萍来说，她现在最重要的事，除了给儿子把房子盖起来，就是把小女儿拉扯大。

　　王萍怀第二胎时，村干部劝她引产。让人意外的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宁愿接受二万元的罚款，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有那么大的儿子，为什么还要生二胎，而且宁愿交这么多罚款——相当于她家一年的收入？几位村干部感慨，没人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或许只是留守生活太孤单，想有个孩子做伴吧。

　　丈夫长期不在，村里的“露水夫妻”应该有，大家也会议论，但真真假假不好说。大多数留守妇女很传统，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还是能够守住底线的，你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反正她们都不容易。

　　老人、孩子、妇女，很多家庭唯独缺了主心骨——男人。如果村里或附近有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外出打工了。可惜，定西很少有企业。

　　春节快要到了，在外打工的父母、丈夫、孩子，能回来的都在陆陆续续地往回赶。

　　那绵延不断的思念，那百转千回的牵挂，就要因为一次幸福的相聚畅快地流泻，尽情地挥洒。春节，在赵村的翘首以盼中，正款款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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