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三峡,凭吊文化随笔
——苏轼在三峡的码头上
一、
我站在三峡的河床之上。这抬高了的河床，这平静得泛不起波浪的高峡平湖的某个码头，我的对岸，正是跟着“三峡大移民”而整体搬迁的大移民“张飞”的新家——张桓侯庙——江畔就是崭新的专供旅游的码头……
这一回，不是满载落难的诗圣全家，而是满载苏子父母兄弟全家。“家托舟航千里速。”这是苏询在《初发嘉州》时的记录。
在三峡两岸，关于苏东坡的传说就像三峡石一样俯首皆是.随手可拾起。
在忠州、他凭吊屈原，是不是在构思“材大古来无适用，不须郁郁慕山苗”的预感；在巫山，是不是这样浪漫：高台上巫山之女与楚怀王梦遇并被宋玉演绎成最诡异的故事，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此“朝云”，不知道对青年苏轼有多大的诱惑力，反正，苏轼的爱妾被刻意取名就叫“朝云”。夜泊秭归，牛口滩前，这轮明月，让苏子第一次感怀——是对未来充满了企盼的期待呢还是无尽的彷徨？就结局而言，似乎是暗示着苏子未来人生境遇的写照。有“幽怀耿不寐，四顾独彷徨”的忧虑，更有“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的自嘲。这牛口，就是著名的“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之处。李白曾为之歌吟，而今成为纤夫的最真实的嗟叹。也许，在这里的月和赤壁的月，尽管属于同一轮明月，同一条江赋予着有宋一朝大才子以灵感——说实话，仅仅当成灵感，还是对诗人诗人智慧的一种贬低。但是其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前者是问人世，后者问天理。其品格在自然协调中既相宜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宜昌，“三游洞”的传说。又因为苏子的“新三游”而增加故事和传奇。
依稀记得多年前我也曾经探访“三游洞”；但是，我仅仅是“一人游”，而且是“半日闲”；匆匆而去，草草而归；除开几个诗人的大名之外，似乎也不觉多少神奇。
二、
此刻，我逆流而上，单说在三峡的腹地。
出巴阳峡，便是天生成的“磐石城”，此城，仅仅是因为在这下口不远的北岸山势较为平缓，在平缓的中央，恰有一座四面陡峭巨石高台——磐石城，所以，此城非“城”；而城下，便是“下岩寺”。这下岩寺庙，又叫燕子龛。自然建筑在山腰之石隙石洞中。从秋冬水寒的三峡江边往上看，这庙宇更掩藏在大山之中了。寺内更早就有王维吟诵的诗篇。
话说苏轼兄弟一行到此，停舟江右之码头——举凡下水上水的船只停靠三峡两岸，自古非易事。而举凡停靠在江北的船只，无论逆水还是顺水，必然是船头向上，所以，这里说江之右。兄弟诸人上岸探索游离一番。至今，下岩寺下的磐石乱石码头上便流传着一个苏子关于“学习之旅”的趣事。
当苏子探幽而回、顺岩而下，正待返回船舱之际，三峡船工绕夫子要求他在码头上用当地话吟诗一首，方可上船。于是苏轼就用三峡云阳土话吟诗一首。诗曰：“祢咪一小舟，听鲲水上流，咔碴三桡片，会就下夔州。”
一时间，码头上掌声雷动，笑意荡漾。浪花飞溅，野鸟展翅；举凡问佛香客、打渔船翁、樵夫农夫、苦力纤夫无不会意叫好。是的，这几句“三峡牌打油诗”很是地道。说来有趣、写来无趣；看似简单，实在考人。“祢咪、听鲲、咔碴、会就”非三峡地方人难以如此灵活运用也。然而，传说就是传说，事实上，川渝从来不分家，而三峡自古属于四川盆地边缘，语言乡音差别不大。所以，这种命题写诗对于苏轼们本自不在话下，类似于现学现卖的口技的玩法而已。我不禁胡思乱想到“吱嘎一声响，听鲲苏子来。旮旯角翘起，链巴浪翻天……”
当然，这些都是我用三峡土话随意吟诵，也附会一下而已。这些有趣的诗文故事，未免真实可究；但是，将三峡俗语方言的优秀之作，附会给名流苏轼，权作是借苏轼以弘扬三峡地区文化的正能量而已。苏子思维敏捷，才高八斗自然不削细数。而这段传说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难以考证，但苏轼兄弟曾到过下岩寺却有记载，寺外曾建有的“三圣祠”也非子虚乌有。可惜，这些类文化的传说，仅仅是也三峡人对苏轼的才情的偏爱罢！
江水滔滔，我水流而下。眺望着浩荡的水面，我的心思却投影在川江激流奔腾的远古时代。在那逼仄的三峡的河床上，正漂流来满载苏子全家的那一条船。
此次出川，苏轼也不知道何时才可以返还。而前方之未来，是心随平野、月涌大江，还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也在未知中。遥想着这合家大小、走走停停，三峡沿岸只有“旅游式”的苏子的船。
这船，盛满青春活力的船；这船，传递文化制高点的船；这船，更是赴任履新的“准公务员”跃跃欲试，准备大展宏图的一条资政之舟——中国文化的历史，因为满载三苏的船而让三峡的流水多了几分书香，多了几分豪迈，多了几分厚重……由此，旅游和文化就这样轻松衔接；后来，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显然有苦心孤诣的直接描绘三峡的力作，再后来又余秋雨的《三峡》散文。归结为《文化苦旅》，明显带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主观情绪。
三、
我站在三峡的码头上遥望，比如夔门。自古出入四川只有两条道，而蜀道难上天、夔门天下险，既然是天然的进去屏障，也是涅槃的瓶颈，而这瓶颈正是三峡。我曾经这样叹息“三峡吹奏的单簧管”：悠长、深邃、浑厚，非真气悠长方可贯通，非丹田内敛方可透视，非特别时机方可响亮……
同样的一条船，同样的出川赴京（首都之意），但是，境遇和感受之区别有天壤之别。成就诗圣的船，因为安史之乱而落难巴山蜀水的暮年心境，归心似箭却而不得不滞留，是颠簸的草根政治梦幻的飘摇的船。而，后者是新科准公务员赴京即任的青春得意；这一年是公元1059年秋。
在江边，在码头上，因为三峡风光和人物典故，准会给予了所有的迁客骚人以无比的震撼，何况本来就是蜀人的苏轼。他看见了景，更激发了新奇的思辨。苏轼在《出峡》中说：“东西径千里，胜处颇屡访。挤幽远无厌，高绝每先上。”所以，震撼的不仅是三峡夹岸的绮丽迥景，更是三峡河床之丰厚的文化线索。而每一条细微的线索，都足以成就文化的旗帜。李白在失意和得意之间，可以成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迈，苏子自然明了；杜甫在艰难生活政治底层喘息中，太息“闻到长安似围棋”的呻吟和对家国政治的自发的关切。苏子，不会陌生；即使是刘禹锡随意的几章“三峡竹枝词”同样再一次引领“下里巴人”步入文化的殿堂，苏子自然会效仿……
所以，苏轼将第二回出川编成了一个集子，就叫《南行集》。这，恐怕应该是中国诗歌文化中第一卷“诗体旅行记”了。
这和诗圣不同，诗圣尽管在三峡写了几百首诗歌；但，这是“驻点”的方式，而苏子则是典型的“游览式”。也不是前辈李白的蜻蜓点水式——我们不需要比较伟大诗人的名气，但，可以比较杜甫。因为三峡之行的诗歌写作，成就了杜甫诗圣的耀眼光芒；而青春十足、意气风发的苏子则是很自然的一次新奇的，奇妙的文化思想的快乐之旅，学习之旅，思想之旅……
此刻，我就站在三峡的码头上——旅游的码头，只有匆匆行色；心灵的码头，才会涛声依旧。
我不用劳形，追随他们远去的辉煌；我只是渴望，追思他们远去的傲岸。
三峡给予诗人的馈赠总是不遗余力，苏轼说三峡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苏轼24岁的时候这样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至于三峡传闻中流传的“苏轼”则自然非青春的苏轼，而是文风才智定型之学者型才子了。此乃误会也，尽管有“舟中无事，博弈饮酒……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明白物我的内化外显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如此青春，就这样探索文化之道，人生之理才是恐怖。这也是为什么苏轼成就一代文豪之根蒂。
我无意去探究《南行集》之苏轼诗文妙趣，但是，面对苏轼题咏的三峡风物人情、自然景观，不得不感叹三峡之水，永远流淌着诗人的豪迈和激情，而三峡的山，总会给漂泊的游子以短暂喘息的空间，三峡的人文之丰富，更因为诗河的流觞，不得不让每一个偶然的过客抒发诗意的'三峡。
自然是激情和青春的结合，是江山风物的结合，是人智和自然的结合。感受最深便是意气多风发，有纯书生气息之感，才情更初显，因为是父子合集，所以苏轼自然是十分重视，写了序言。我审视的不是诗的质量水准，而是书香传承之骨肉文脉。这以诗带记游的“游记诗”，是古今文人最喜好的方式。所以，此合集自然见证了苏轼在三峡的码头之上的最自然的思考和书写方式。
四、
人世间，品物识理其实非最难，唯有知认识人最难，比之若巫山云雾之梅陇，比之若蜀道之艰。说在口里的，未必是写成文牍的，写成文字的，未必是心底的。人云亦云不是罪，有罪的是不敢看穿，也不敢说明。世俗，让更多的人丧失了立场和做人之本，非独文化可以修养习得。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性才是根蒂。
从政的苏子是历代公务员系列的最高道德标准。作为文人的苏轼更是公知形象的明星代言人。这些特殊的才智与才质使苏轼的人格精神备受广大学子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青年才俊的苏轼的出川经过三峡写出的一系列诗文辞赋便成为最好的教材，我们可以循着苏子下三峡的船头反思当时的公知文化人对社会本身发展的贡献和作用。
由此，我们读的不是诗文的典范，而是这些诗文背后，后来呈现的出类拔萃的公知代言人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
失意之时求道，得意之际问世，不仅仅是当时，也是所有文化人必然的心性归属和必经之路。而比对范仲淹的“先后天下”之忧乐观而言，无疑这是公知文化使者的集体沉沦，前者有我，后者无我；前者积极，后者消极。作为个体的人格而言，虽然没有范仲淹的纯粹和干净，却多少有几丝自觉的觉悟和独立的人格，所以没有愚忠之愚。中国的文化历来向以“结论定过程”、用“成绩定功绩”，所以，同代文人文人相轻，同学同僚相互排挤。也就没有坚定立场和政治方向，唯有势利功名之庸庸人生之所谓“失意或者得意”。缺乏的正是独立个性和绝对精神自由的精神。也正是如此，才有了苏轼赤壁之辞赋，才有了这些辞赋代表的某种文人先驱对人生社会的探索和叩问，这叩问是一种觉悟的悲剧，不属于个人，属于他们这一类人，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这样的悲剧，不是属于他个人，更是属于所有的文化人。
而我们往往陶醉在所谓的经典文本的范例之间，唯独没有提取这些范本之所以经典，是因为这些那样诗文辞赋用“公知的方式”告诫和规范着——社会的、人生的、伦理的、道德的，乃至文化发展的某些启迪。当下，更是如此。社会良知、责任、道义等等这些人类探索和遵循的理智之路上行人越见稀少，渐渐淼淼。集体文化精髓的迷失在自觉中形成，醒悟和呐喊被世俗和娱乐左右……
只重视文体之体，文化之音，忘记了探讨这些优秀典范给予唤醒我们对公共“事物”的某些核心的价值观。
流水无情，江山有意；思游八级，心定乾坤；我就这样站在三峡的河床之上。
苏子离开了三峡的码头，消失在时间的流里，唯有千年不息的江水滔滔……他在三峡的激流中感悟到的前辈公知的伦理和格言，人生价值和意义，至今还在启迪着人们。所以，苏轼的三峡游与李白的写意和杜甫的失意大相径庭，却别有玄机。尽管苏轼和李白都是用青春的热情川流不息于三峡的河流，尽管他们都用最生动传神的方式穿越三峡的激流，但是，他们却同样区别于游之客，行之旅，奔之茫，去之渺。
苏子的墨迹至今未干，历代的工匠用时刻碑记的方式展示给所有穿越三峡，凭吊文化，敬仰先辈的后来者们，不管你是文人也好，从政也好，游客也罢；他们用不朽的方式铭刻着历代公知们探索、管理，传承、创新的精神。
我还站在三峡的码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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