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文化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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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居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人相比，居于南方长江中游的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楚在初兴之时，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被称为“楚蛮”、“蛮夷”，这使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也从来没有文化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世居两湖、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为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汩汩源泉，由此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荆楚神秘巫祀文化，使楚人从神灵信仰中获得了力量，并由此形成了达观的文化心理。这些心理，至今仍然顽强地保存在湖北人身上，体现出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文化心理;楚文化;中原文化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由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的中原华夏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长江中游蛮夷的楚文化，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与中原人相比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
一、蛮夷本色——开放
楚文化是在长期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兴起时与中原文化相比，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在文化上与中原同源，楚人的远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先祖重黎亦曾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自熊绎受封，建立楚国，就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当时楚是江汉间小国，在文化上与中原不一致，受到北人的轻视，北方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诗经·小雅·采杞》中说：“蠢尔荆蛮，大邦为仇。”《礼记·曲礼下》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日子。”《春秋》亦云：“用夷礼，故日子。”而《国语·晋语》称：“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时因“楚为荆蛮”而“故不与盟”。《孟子·滕文公》云：“南蛮，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传》又云：“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诗经·商颂》日：“维汝荆夷，居国南乡。”《左传·成公四年》载：“楚虽大，非我族也。”《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伐随时云：“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人敝甲，欲观中国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由此可知，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称为“荆蛮”、“楚蛮”、“蛮夷”，这种民族特性对文化心理影响深远。
当时的中原文化模式，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即以王室为天下共主，按照尊卑亲疏和内外远近划分政治地理区域，其中贯穿着强本弱末、恩威并施的统治政策，体现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这种制度由于“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国语噜语》)，使得中原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政治上，由于诸侯有帮助天子征战的义务，因而大大加强了天子对诸侯四裔的统属关系;在思想意识上则更牢固地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中原作为天下的地理、政治、文化中心，不但自身在固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而且以其先进的文化向四周辐射扩散，吸附和征服四方邦国和民族，不断扩展旧有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共主”的统治方式导致了文化心 理上的定向趋势，即中原地区获得了一种睥睨四夷的优越感。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叭佾》)，“不以中国从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价值判断不仅流行于中原，而且普及四夷，得到普遍的心理认同。地处夷夏之间的楚国自然受到这种社会普遍心理的影响，产生自卑情绪。所以费无极说：“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与争。”(《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地偏处南方一隅，山林众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人的生活习气，刀耕火耨，生活艰难;地域上处于中原外围，文化上又源于中原，具有从属性，在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中备受冷落，楚人内心充满了自卑。“不与中国之号谥”虽是骄横之辞，也有自卑之心。然而正是这种文化自卑情绪刺激了楚人开放的文化心理，奋发图强，以达到自强于天下的目的。
正因为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所以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中心辐射的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一面北和诸夏，“跋涉 事天子”(《史记·楚世家》);一面南抚蛮夷，联合巴、越、等少数民族。正如《左传·襄公十三年》中所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种“南下抚有蛮夷，北上以属诸夏”的发展道路，是在与蛮夷杂处的现实环境和服务中原王朝的现实需要下逐渐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先进。楚先民从中原南迁到江汉蛮荒之地，身处于土著荆蛮中间，为了生存必须与当地的荆蛮和相邻的蛮夷友好相处。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与他们建立和睦的关系。《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熊通说：“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可见楚国当时的民族政策非常开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蛮夷因而“皆率服”。同书又载，熊绎五代孙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可见，楚人在江汉地区一直是深孚众望的。楚王熊渠的“奄征南海”的活动，得到了江汉间蛮夷的拥护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颇有些顺应民意的意味。从史籍中看，楚人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像中原文化那样的对蛮夷的极端鄙视和仇恨的心理，所以能够开明地、迅速地“奄征南海”，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几乎拥有南土半天下的赫赫大国。也许正是因为楚文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融入到了蛮夷之中，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所以表现出博大而又开放的文化心理。就像拥有蛮夷族鲜卑血统的唐代君主一样，兼收并蓄，呈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