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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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金有过短暂的留法学习,法国文学影响了巴金的创作,然而大多情形下,巴金并没有表现出文学学科的自觉、理论的探索,他以独立的方式理解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左拉及其《萌芽》对巴金一个阶段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巴金的创作方向,然而巴金并没有对左拉的自然主义表现很大的兴趣。罗曼·罗兰的大革命戏剧对巴金认识法国大革命发挥了一些影响,巴金虽则喜欢罗曼·罗兰的大革命戏剧,然而对法国大革命问题,巴金以安那其主义视角作的认识与罗曼·罗兰创作的表现意旨甚是有别。
关键词:巴金;法国文学;安那其主义;《萌芽》
1927年1月15日巴金从上海启程赴法国,2月19日到达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12月回国抵达上海。
巴金对这段留法生活有很多回忆,巴金和同学在巴黎上夜校补习法语,很多时间是在拉丁区一旅馆的阁楼里读“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和写作《灭亡》。其实,在《巴金全集》中,巴金提到的法国作家是极少数的,我们不必夸大巴金对法国文学的普遍或者深入阅读。在留法之前,巴金并不像别的“五四”一代作家,对文学学科有自觉的认识,在写作上表现出对方法技巧的热情,巴金一再说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1〕似乎这是巴金乐于表达出来的观念。他仿佛是不得不讲述一些斗争着的生活的激情故事,一些充满忧郁的青春理想和信仰的故事。巴金写道:“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2〕巴金深深陷入青春的骚动,和自我矛盾、困惑、痛苦之中,以安那其主义、俄苏批评为主的社会学的思想包围着巴金,但巴金并不是决定的革命者。
巴金反复申述,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安那其主义和法国文学一直促进巴金永远书写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以及为之而搏斗的故事。
一
巴金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他在《〈沉默〉序》里提到拉马丁《吉隆特党史》、米席勒《法国历史》等八种以上论著,热情推崇拉马丁的优美文笔,并在《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叙述了法国革命的完整过程。巴金对大革命中的英雄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表达了新的看法,并写作了短篇小说《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而后在散文《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及译A·托尔斯泰的戏剧《丹东之死》时,表达了对斗争中的美德如勇敢、热忱、牺牲、高尚、无我精神的赞美。法国大革命为安那其主义提供了想像化的历史基础。
巴金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3〕考察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对巴金的事实影响,可以发现巴金接受法国文学的细节。晚清时期,卢梭就已经传入中国,主要是当时的中国人从日本接受的。巴金所在的传统大家庭里并不缺少留学日本的长辈,然而巴金明确地提到卢梭是在他的留法巴黎生活回忆,回忆表示对卢梭产生一种亲人的感觉。后来,巴金在《卢骚与罗伯斯庇尔》较为详细地写到卢梭,卢梭式的反对不平等、社会契约、个性的尊严、热诚坦白等观念确实一直在巴金的创作中表现,成为巴金创作最亮色的主题思想。
1927年以后的中国,卢梭的思想已经落潮,甚至法国大革命的思潮也已经退却,然而巴金还是从安那其主义回溯到法国大革命,回溯到卢梭。其间是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巴金选择了在卢梭与安那其主义之间某种思想———克鲁泡特金主义。换言之,巴金更多地从卢梭的共和国追随者身上发现了卢梭,想像了卢梭的精神形象。或许巴金读过卢梭的翻译作品或法语原著,然而巴金对卢梭的追求是什么?他没有确实地指出。虽然巴金多次称卢梭是他的法国的老师,但我们不必把《忏悔录》与《随想录》强硬地比较,卢梭的情感主义到了现代中国的创作中是不明显的。总而言之,卢梭对于巴金而言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卢梭成了巴金的理想主义的想像性的形象。
二
雨果是巴金的另一个法国的文学老师。晚清就出现了雨果作品的翻译和批评,雨果是在中国近现代被广为译介的法国作家,巴金在回复法国学者明兴礼时写道:“在我幼年的时候,法国小说作家雨果的作品也很流行,比方他的LesMisérables (《悲惨世界》,引者注), Les Tra-vailleursde la Terre (《海上劳工》,引者注),Notre-Dame (《巴黎圣母院》,引者注),以后我都找到了翻译本。”〔4〕巴金在散文《神》中还提到雨果的《历代传说》。巴金什么时间开始阅读雨果的作品,是研究雨果与巴金影响关系的关键。显然巴金在创作《灭亡》之前已经阅读过雨果的作品,雨果的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似乎影响了巴金,雨果式的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即自我的激情叙述。巴金一再申述他的创作是依靠情感,巴金并不缺乏创作的素材,他热烈地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故事,和故事中的悲哀的生命,和生命理想的价值。克鲁泡特金主义的生命学说与中国传统的仁者爱人的观念构成了巴金整个表现生命的叙述的基础。
1820年代,雨果的“自由主义”在道德和美学上推崇对立理论,提出了大胆的善恶-美丑的辩证法,而且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等作品中刻画的丑的形象具有了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巴金似乎对雨果的善恶-美丑的辩证法有显著的兴趣,巴金在小说《爱的摧残》《砂丁》《雪》等中运用了“形体的丑是善的,形体的美是恶的”辩证法,然而巴金对雨果的道德和美学上的对立理论并没有真正自觉学习,巴金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念:摧毁恶的专制制度。雨果在《悲惨世界》做出了社会问题写作:男人因穷困而败德,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孱弱,然而巴金并不追随这种主题的写作,巴金一再申述是在写真实和写生活,即对旧道德旧制度残害生命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