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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传统文化对管理职能的作用论文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管理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管理，依循中国五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以和合思想、人伦思想、中庸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无为思想为从事管理活动的思想基础，并用于指导实践中的所有问题的解决。在这个从秦汉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段，实现了儒释道的大融合，也完成了对马列主义的本土化过程。
该时期，以“家”这个人人都熟悉的概念为起点向外延伸，扩展到家族而后到国家的运行和管理，建立起以血缘为基本联系点、等级为基本结构的人际网络和管理体系。管理事项的处理以人为出发点、手段和最终归宿。对待外部环境的态度方面，主张事物处理因时因势而异，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做到动态适应，由此导致即时决策多，缺少管理方法和工具。改革开放之后，学者孙耀君的译著《西方管理思想史》，详尽介绍了西方管理学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向国内学者和企业界展示了丰富多样的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国外优秀跨国企业的商业实践也证实了西方管理的有效性，被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学习和研究。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西方管理的学习和引进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只看到西方管理的优势方面，比如理论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经过时间证实，有一整套的流程、方法和工具，但忽视了对中国式管理的整理和归纳，西方管理在中国是否具有文化基础，以及中西方管理上的差异分析，更谈不上对中国式管理理论化、体系化、工具化。对于西方管理全盘接受的热潮直到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在中国表现折戟沉沙之后才开始有所降温，各界开始考虑西方管理的中国化问题。
在这个方面，企业界走在了理论界的前面，以海尔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实现西方管理的本土化过程。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大批量集中引进、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现代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掌握了西方管理学发展的脉络。随着中国民族企业管理实践的丰富和深入，在国外学习管理理论和技术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如何改变它们使其能够更好地符合中国的实际，而这个过程，正是管理中国化的过程。学术界也开始从对西方管理的盲目崇拜中走出来，开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经典中寻找中国式管理的基石，以期建立起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中国企业的结构特点、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等决定了中国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也为研究中国式管理提供了绝好的样本。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管理
建立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必定要以中国文化为依托，以西方管理理论为借鉴。若要充分发挥西方管理方法和技术之精巧，必须更加符合中国管理实际。我国主要的文化和哲学基础，归纳如下：
1·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出现于先秦时期，比如道家的“天人和合”、儒家的“以人为本”与“和为贵”、佛家的“因缘和合”等。“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多重要素共存的状态；“合”指结合、融合、合作，要素之间结合重组。“和合”指和谐、协调与合作。和合思想强调多元协调而不是二元对立，各种要素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2.人伦思想。
中国文化以家为模型，从家庭关系的处理和家庭管理扩展到国和天下的治理，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延伸出君臣、朋友的关系，从而构成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五伦，建立起一个以血缘、等级、礼仪所构成的社会治理结构，衍生出孝悌、仁义、忠信等传统美德。这种思想以道德作为最终评判，也很容易产生帮派、团体，产生“特殊主义”。
3.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系统观念，注重人自身内部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协调平衡。认为外部世界和人自身属于同一个系统，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人的研究对象、实践对象和改造对象，同时外部世界也会作用于人本身。从这种系统观和平衡观出发，中国人注重环境与自身的协调，以及本身内部同一性的修炼。而对于规律的寻求和研究，恰恰是为了整体协调平衡。
4.中庸思想。
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是长久地缺乏它了。”可见中庸被儒家视为待人处世的最高原则。但中庸不代表折中、妥协，不走极端，而是做的恰恰好，刚好达到事物的临界点，是一种最佳状态。这就需要在变动的环境中动态调整，寻找最佳时机，达到最好状态。
5.无为思想。
无为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对道的尊重，是自觉遵守规律后达到的终极状态。所有的事物都按照它本来的规律运行，相互协调，和谐共生。无为思想与儒家的“仁义礼乐”、法家的“严刑峻法”相比，在国家治理方面缺乏实用性。但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或者一种处世哲学却又是合适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人伦、天人合一、中庸、无为等思想相适应，中国式管理要体现出系统观、平衡观、人性观等特点，尊重和充分利用各种规律，调动各种要素动态的适应环境，从而达到最优状态。同时要尽量克服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消极方面，比如消极无为、裙带关系、等级制度等。
传统文化对管理职能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已经深深地嵌入每个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尽管所有的管理活动都可以归纳为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五项职能，但是恰恰因为群体的差异，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在管理的五大职能表现为：
1.计划观。
《礼记中庸》中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人一向重视为事情做计划，提前安排，做到未雨绸缪。但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关于计划的话：“计划赶不上变化”。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做事要做到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审时度势。充分理解“道”，按照规律办事，可以事先作出预测，进而制定计划，但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动时，就要临机而动，取其中庸。在中国的历代管理中，可以见到很多临时决策的例子。相较于西方在制定计划有严格的流程、规范和方法体系，中国的计划更模糊些，弹性要大得多。在现在超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计划的模糊性、弹性和大量的历史决策，恰恰符合了环境对于计划的柔性要求。
2.组织观。
在传统的中国管理中，是按照家的模型进行组织的，其他各类组织都是家的延伸。在当下的企业界，中国的家族企业就是典型样板。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思想为中心，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通过血缘、地缘、学缘、事缘等方式把外部人变成内部人，然后变成自己人，从而形成巨大的人际网络。同时用伦理、道德、礼仪对人际网络进行巩固和约束。在现在的中国管理中，人际网络仍旧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它实现人脉资源的规模化，也通过它解决企业运营中的难题。传统中的君臣之忠演变成对企业的忠诚，朋友之前的义演变成同事之间的合作精神，君对臣民的仁演变成企业管理的以人为本。在组织设计的时候，同样以集权为主，同事注重分权，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人员选聘上，延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3.领导观。
中国式领导的基本特点是基于权威的领导和基于德性的领导，这与以集权为主的组织结构相符合。领导的权威来源于他良好的品德感染力和人格魅力，集权型的组织结构也使得良好的德行成为领导人的必备条件。从管理行为看，中国式的领导往往展现施恩、立威及树德的三元领导作风。这样的领导特点和领导风格归因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从家庭概念引发出来的孝悌忠义道德规范，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集权型领导。但集权和权威带来的是创新力缺乏、对领导能力过度依赖。所以，在中国式管理模式下，最为突出、最为重要、同时也最为严肃的命题是如何选择合适的领导者。在当下的家族企业，这个问题十分突出，即企业接班人问题。
4.控制观。
与西方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制度刚性，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同，中国式管理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加入了情和理，增加了制度的弹性。注重法，也重视德，法治的同时兼行德治。只有法的刚性，多罚而寡恩，重利诱而轻义和，是与中国的“仁”“义”相违背的。所以，增加德治，是领导作风的需要，更是中国文化的需要。因为在控制方面增加了德治的弹性，很可能给自己人一些“例外”，从而产生不公。所以，在中国式管理模式下，需要协调好情、义、理、法四方面，掌握好度，做到中庸。
5.创新观。
创新的最大敌人之一就是集权。在中国式管理下，集权型管理成为理所应当的一种选择，在领导的权威下，创新力被压抑甚至抹杀。然而创新在当前风云万变的市场形势下，是企业长盛不衰的不竭动力，是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所以，为了在集权之下创新力不衰减，领导必须开明、开放，同时适当授权。从以上对于中国式管理下管理职能的特点分析，可以得出在中国管理下，管理成功与否的首要问题是领导者的选择和任用问题。以集权型组织和权威型领导为特点的中国式管理，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几乎所有的管理问题放在了领导者身上，从而使经营风险增加。
结语
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管理，符合和合思想、人伦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中庸思想和无为思想等传统中国文化和哲学，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行为习惯，对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塑造强力的企业文化、增强环境的应变力等方面意义重大。但是所有的组织风险都由管理人员承担，不仅增加了管理者的压力，也会降低创新力。同时中国式管理仍然缺少理论支撑和科学验证，也没有健全的管理方法体系和工具集合。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解决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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