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层次试论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论文
东南亚包括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的亚洲部分，为亚洲远古人类去往澳洲的必经之地，也是南亚与东亚间交通之要冲。我国古籍对这一地区的情况多有记载，但“东南亚”一词却是一个19世纪以来的西方词汇，而将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整体来进行研究，则是二战以后的事。不过，东南亚民族众多，而且从古至今就“不是一个政治上高度一致的地区” ，那么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整体哇究竟何在?这里首先要明确历史与文化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hee)曾援引巴格比(Philip Bagby)的话指出:文化是“历史中业已成型或重复出现的部分”，所以它是“历史可被认知的一而”。
依照这样的思路，仅介绍东南亚各族和各政权的历史，并不足以揭示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我们还必须认识东南亚文化的独特哇。当然，宽泛地谈论“文化”一词，即便在学术界，也难以对其定义获得统一的意见。这里所谈论的“文化”仅就展示历史而言，因此它是在具体历史中展现出来的。古代文化的层次就古代历史而言，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其最基本的层次由口语表征:当一群人彼此能口头对话，便拥有了共同的文化。原始宗教与信仰往往属于这个层而的文化，因为它们从根本上依赖于口耳相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由口语表征的文化彼此碰撞、融合，产生质变，促使文化更上一层，它通常以文字(书写系统)为标志。文字让语言变得可见，且同一种文字系统可书写不同的口语，文化跨越时空的能力显著增强，由此派生出了文明。
当然，单纯由文字承载的文明有其脆弱性，因为书而语仅是语言中的小部分，且常由社会精英垄断，当掌握文字的精英阶层被击溃时，文明便很容易崩溃。在公元前两千年代，这样的现象发生了，当时旧大陆第一批文明普遍受到外族的侵入，带来了文化更大范围的碰撞。古老的文明或毁灭或衰落，新的文明却在孕育，它以高级宗教为根本内容。高级宗教基于文明的整合，其根本在于个人能与“终极实在”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把信仰建立在少数精英所垄断的社会传统上。在旧大陆上，高级宗教主要有婆罗门一印度教①、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由它们派生出的各类具体宗教形式。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比如儒家与道家，也属于高级宗教层而的文化(汤因比也将孔子视作先知。在高级宗教(及同等层而的文化)的作用下，普通人也能获得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文明由此获得了民众的根基，不再脆弱日。
口语、文字(书写系统)和高级宗教分别代表了古代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且后者通常比前者更具文化的普适性。比如:汉字可书写汉语、也可书写日本语;佛教有梵文经典(使用婆罗米字母)，也有汉文经典(使用汉字)。我们可以通过解析不同层次的文化之组合，来厘清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脉络。
二、东南亚的基层文化—东南亚古代语言
在东南亚，可考的语言主要分属三大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与汉藏语系。一般认为，南岛语系民族约在50004000年前进入东南亚，今天主要分布于马来群岛及马来半岛等地;约3000年前，南亚语系民族迁徙而来，今天主要分布于中南半岛南部;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汉藏语系的先民从内陆南下，其中，藏缅语族的民族至少在公元前后已进入东南亚，而壮侗语族的民族则在10-13世纪形成了一次移民高潮。在马来群岛和马来半岛，南岛语系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古代民族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而在中南半岛，先兴起的是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的古代民族，10世纪以后，汉藏语系诸族后来居上。总体而言，东南亚的基层文化(口语)分为两大区:马来群岛(南岛语系主导)和中南半岛(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并列且相互交流)，其中，马来半岛在文化上可视为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
三、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发展
历史上，东南亚没有受到草原牧民的稳固统治，这接近西欧和日本的情况。但与后两者不同的是，东南亚也较少受到草原}L}'绸之路文化的影响。由于和游牧民族间隔较远，东南亚文明的发展便受到了限制。因为文明诞生的基础是农业生产，而农业的根本内含在于动植物的驯化，并不单指种植业，还包含畜牧业。亚欧大陆上，文明早熟的地方通常不仅是种植业区.也是游牧民时常光顾的地方。东南亚的水稻种植发展较早，但文明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于两个深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地区:中国与南亚。
就较高层次文化(由文字与高级宗教表征)的发展而言，古代东南亚主要得益于外来影响，尤其是南亚与中国的影响。将外来的高级宗教与本土的基层文化结合，是东南亚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要理解这一线索，不妨从东南亚的文字系统入手，因为对于古代文化而言，文字很大程度上是联系文化基层(由口语表征)与高层(由高级宗教表征)的纽带，充当了文化的中间层次。
近代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的文字系统有三大类:汉字系统、婆罗米字母系统和阿拉伯字母系统。汉字系统主要发展于越南北部，用来书写越南语(一般认为属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但也有不同意见)，它是纳入中国文明圈的产物，与之相伴的，是儒学和汉传佛教等中国高层文化;婆罗米字母系统发展于越南北部以外的广大地区，它是纳入南亚文明圈的产物，与之相伴的，是源自南亚的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密宗和婆罗门一印度教;从14世纪开始，有一种阿拉伯字母的变体逐渐取代了婆罗米字母，用来书写马来语(属南岛语系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族)，称为爪宜((Jawi)文字，主要发展于马来群岛地区(包括马来半岛)，这是纳入了伊斯兰文明圈的标志，与之相伴的是伊斯兰教的流行。
(一)汉字系统的文明 东南亚汉字系统的文明发展脉络较为明晰。10世纪以前，今越南北部(早期越南语民族生活的地区)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通用汉字，儒学和佛教先后传入，而佛教发展尤为迅速。10世纪中期，越南语民族独立建国，后一度奉佛教为国教。越南的佛教深受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这对越南民族文化的`确立影响很大。越南语民族曾仿造汉字，创造出字喃(书写越南语的独特文字)，这种文字与佛教传播有很大关系[[9]。不过后来，佛教的官方地位被儒学取代，这与古代日本和朝鲜的情况有些类似①。实际上，古代越南和朝鲜的历史脉络尤其相似，所不同的是，朝鲜语民族囿于朝鲜半岛，而广阔的中南半岛却为越南语民族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儒学在越南官方获得地位后，越南语民族充分表现出了征服他族的能力，占婆(Champa, 其人口所操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属地与吴哥，其人口所操语言一般认为主要属于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南部属地先后纳入越南。
(二)婆罗门字母系统的文明
1、早期佛教的传播与相关文化的构建
东南亚婆罗米字母系统的文明脉络相对错综复杂，我们不妨从佛教在东南亚的初传谈起。缅甸南部的孟语(属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民族是最早受佛教影响的东南亚民族，王士录先生认为，佛教传入缅甸约在公元前后[[l0]。而后，佛教在孟语区(今缅甸和泰国南部)传播，并传至骤人(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统治区(伊洛瓦底江中游)。5-8世纪，上述地区既有来自锡兰(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也有其它佛教派别，巴利语与梵语文献均可见到均使用婆罗米字母。孟人和骤人还采用婆罗米字母书写孟语和骤语，分别创造出孟文和骤文。与此同时，佛教还传播到了南岛语系诸族和高棉语(属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民族分布的地区(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中南部等地)，不过影响力总体还比不上婆罗门-印度教。
2、婆罗门一印度教与大乘佛教密宗的传播与相关文化的构建 婆罗门一印度教传入东南亚与佛教同步，它主要基于婆罗门的移民，但起先在影响上却超过了佛教，这主要因为婆罗门一印度教尤其适合东南亚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转化。在东南亚，母权传统十分深厚，这与当地稻作文化的原始集体主义有关[[l2]，然而母权社会的封闭性却与东南亚贸易枢纽的地位存在抵触。婆罗门一印度教可以提供完备的父神系统，且能与母神相协调，这样的宗教最能够帮助克服母权社会的封闭性，同时也不会完全颠覆母权的传统。在婆罗门一印度教范畴，湿婆( Shiva)崇拜本身兼具父、母神复合崇拜的特点，而毗湿奴(Vishnu )崇拜则有利于弱化母权的封闭效应。毗湿奴是保护神，是从天而降的“父亲”，他可以跨越部族去维护秩序，有利于王权的扩大。在东南亚，还盛行对湿婆和毗湿奴合体“诃利诃罗”( Harihara)的崇拜，这无疑强调了父权的不同侧而，它既能与母权融为一体，也能超越母权。母权接受完整的父权体系十分有利于王权的巩固。在通常情况下，东南亚王公会雇佣婆罗门移民及其后代，让他们出谋划策;而早些时候，有线索显示，可能有东南亚女王嫁给婆罗门移民，与之共同治理国家①。在印度，婆罗门一印度教总体上削弱了王权②，而对于东南亚的小国，情况正好相反。
当然，若着眼于东南亚的全局，婆罗门一印度教削弱王权的特点便体现出来。与婆罗门一印度教相伴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后者限制了各行业的融通，助长了文化的乡土性，不利于大帝国的建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南亚各古国在接受婆罗门一印度教时，普遍削弱了种姓制度;而更有效的办法则在于发展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菩萨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与毗湿奴相似，却能克服种姓的限制。推崇大乘佛教，“王国”便容易转化为“帝国”。而且东南亚主要流行大乘佛教密宗，它与湿婆崇拜也有明显的相通性。可以说，对于接受婆罗门一印度教的东南亚小国来说，接受大乘佛教密宗是进一步扩大王权的首选。
在古代东南亚，婆罗门一印度教与大乘佛教密宗是波及而最广的两种宗教。二者都主要使用梵文，它们的主宰意味着梵文的主宰。古代马来语、爪哇语(属南岛语系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族)、高棉语尤其受到梵文的影响，都接受了婆罗米字母。对于东南亚婆罗米字母系统的文明，婆罗门一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密宗的结合构成了文化的中坚力量。不过，这种结合并未提供最理想的文明模式。大乘佛教推崇绝对的拯救者，但拯救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是被拯救者。若帝王自诩为拯救者，就必须具备超凡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被具有，却难以持久。在东南亚，大乘佛教的帝国是辉煌的，却往往十分短暂，留下了诸如婆罗浮图(Borobudur)、吴哥通城(An}kor Thom)这样的遗迹。当大乘佛教的帝国崩溃后，填补缺憾的，仍然是婆罗门一印度教。于是，东南亚社会便在“大帝国”和“小王国”的两极徘徊不定。
3、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与相关文化的构建
为寻找更理想的文明模式，就必须对婆罗门-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密宗的载体—梵文—进行批判。批判的先驱是缅人君王阿奴律陀(Anawrahta Minsaw ,1014-1077 )，他‘}曾恨身边流行的阿利教(Ari，与大乘佛教密宗有关)，而推崇以巴利语经典为载体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与梵语同属印欧语系印度一伊朗语族，也都使用婆罗米字母，但二者的文化内涵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最终表现为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差异。按照佛教的本义，佛不是神，而是大彻大悟的人。上座部佛教烙守于此，而大乘佛教则有所偏离，将佛视为救世的神。在上座部佛教中，人人都是自己的拯救者，不存在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区别。推崇上座部佛教，便意味着世俗各阶层在宗教精神上是平等的，世俗等级的分化不会影响社会成员精神上的凝聚力。这既保证了社会的效率，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文明趋于定型。从11世纪到14世纪，中南半岛上的许多政权都转向推崇上座部佛教。
但必须承认，大乘佛教的有神论还是有它的优势。所谓神，其超越性缘于其精神性，而精神则来自于动物的心灵②。强调动物心灵相通，是菩萨J冷悯的本质，也使大乘佛教与游牧文化(以驯化动物为本)相互亲和。相比之下，上座部佛教无神论的灵感似乎主要来源于植物。植物虽是活物，却没有动物的那种“心灵”。在亚欧范畴，游牧文化影响极广，这使得大乘佛教比上座部佛教传播更广。一定意义上，正因为东南亚可算是亚欧范畴最远离游牧文化的地区，它后来才成了上座部佛教的重地。不过即便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主宰的地区也没有超出中南半岛。在马来群岛，以及中南半岛边缘的一些地区，取代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不是上座部佛教，而是一种颇具游牧文化内涵的宗教:伊斯兰教。
(三)伊斯兰教的传播与阿拉伯字母系统的文明
伊斯兰教起源于沙漠中的绿洲，最适于沙漠-绿洲的环境格局。同时，伊斯兰教的故乡也位于几而环海的地区—阿拉伯半岛，这使得早期穆斯林对海洋也不陌生。马来群岛地区的环境格局是海洋一岛屿，可视为沙漠一绿洲格局在海洋上的再版，对穆斯林具有很大吸引力。伊斯兰教始兴时期.就有穆斯林来到马来群岛等地.他们多为商人，不少人希望去往古代中国而途经于此。但直到13世纪以后，马来群岛等地的居民才被伊斯兰教真正感染。其原因有二:第一，当时伊斯兰教苏菲主义(Sufism)盛行，其神秘主义内涵与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密宗颇有相通之处;第二，则是缘于室利佛逝(Sri Vijaya)的衰亡。室利佛逝是个海上商业帝国，其中心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范围涵盖马来群岛西部其它一些地区及马来半岛等地，在其境内，大乘佛教密宗很流行。室利佛逝衰亡后，印度教地方势力重新抬头，使商业让位于农业。新生的麻诺巴歇帝国(Majapahit,1293-1527)就是以农立国[y它继承了室利佛逝的地盘，统治却并不巩固。虽然当地大乘佛教和印度教已很大程度上走向融合，但在王朝的更替中，人们仍然感到了国际商业和地方农业的矛盾。而伊斯兰教最善于解决这种矛盾，因此逐渐获得了统治地位。
与上座部佛教主宰的地区(中南半岛腹地)不同，伊斯兰教主宰的地区(马来群岛及马来半岛等地)采用了新的书写系统:阿拉伯字母。可以说，上座部佛教的巴利语经典是从语言的层而批判了梵文，而伊斯兰教则是从书写系统的层而批判了梵文。11世纪以来的中南半岛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族取代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诸族获得了主导地位，在藏缅、孟一高棉两类语言的碰撞中，巴利语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语言，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这正是上座部佛教流行的重要原因。而在马来群岛一带，南岛语系诸族一直主导着文化，只不过，他们呈散点分布。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诞生于沙漠-绿洲环境中的高级宗教，最善于从文明的层而统一呈散点分布的文化，其统一的标志便是阿拉伯字母的流行。马来群岛等地接受了阿拉伯字母，意味着引入了新的文明。不过，东南亚的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是本地语言，很多时候传播着梵文曾经传播的信息，并未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
四、结语
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将自己的基层文化与外来较高层次的文化相结合。放狠中国周边地区.这与古代日本和朝鲜的情形颇为相似。但古代日本和朝鲜发展出了比较单一的基层文化(分别以日本语和朝鲜语口语为表征)，其外来高层文化的来源也比较单一(基本上来自古代中国);而东南亚的基层文化始终是多元的，外来的高层文化也是多元的，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不过，只要抓住了文字系统，用它串联特定的语言与高级宗教，东南亚的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脉络还是可以理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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